不同會館把創立年份定在不同曆史節點,學者認爲應該尊重它們的意見,重要的是了解爲何把創立年份定在某個曆史節點上。
本地現存的兩三百家華人社團會館,只要有經濟能力,會慶時總要熱鬧慶祝一番。但是,一些社團會館的創立年份經常出現不同說法,引發混亂。學者認爲會館創辦年份出現爭議的“亂象”,其實可以成爲推動大家更積極挖掘和梳理自身曆史的契機。
曾深入研究本地社團的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曆史系教授曾玲指出,社團會館創立年份衆說紛纭的現象相當常見,也不局限在新加坡。
例如同濟醫院三年前慶祝150周年時,把草創年份設定在1867年。但是文史研究者陳育崧曾提出同濟醫院的創立年份應該是1885年,學者王佐、楊進發、莊欽永、葉忠鈴等也贊同這一說法。
同濟醫院出版150周年文集時沒有回避這一問題,主編杜南發在《穿越時光·多元論證——同濟醫院創辦年代綜論》中,就把各方說法做了一番梳理。
南安會館過去的慶典都是把創立年份設定在1926年。但是會館近年翻找出來的珍貴舊檔案,包括“建館籌備會議記錄”,卻顯示本地南安人在1924年就已經籌組會館。
過去一提本地最早會館,大家想到的是甯陽會館與應和會館,但是惠州會館以惠州公司早就存在作爲依據,把會館的曆史推前至1822年。曾玲目前能找到的最早記錄是海唇福德祠立于鹹豐四年(1854)的一塊碑,碑文上記錄了惠州公司在海唇福德祠重修時捐了9元。
芽籠4巷的肇慶會館把成立年份定在1878年,但是本地學者莊欽永曾在《新加坡華人史論叢》中撰文指出,海唇福德祠立于鹹豐五年(1855)的“德被南方”橫匾是肇慶館所敬贈,因此單憑這一橫匾,就能把肇慶會館的曆史推前至少24年。
上述例子說明華人會館的創立年份經常出現不同說法;有的從草創時期算起,有的以注冊年份爲准,有的從有正式組織算起,還有的是以建立實體會所作爲起點。
曾玲說,萊佛士開埠後不久,華人便開始組織社團會黨。殖民管理者起初未加插手,直到槟城兩大會黨于1867年發生大暴動後才著手處理此事,1869年頒布的“危險社團壓制條例”(Suppression of Dangerous Societies Ordinance)提出10人以上社團要注冊。
殖民地政府在1877年成立華民護衛司,委任懂得多種華人方言的畢麒麟(William Pickering)出任此職,但是他卻在1887年遭人行刺,雖未丟命,卻迫使英殖民地政府下決心處理會黨一事,在1889年通過社團注冊法令(Societies Ordinance)。1890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法令讓一些社團獲得免注冊資格,有些則必須注冊,還有10個會黨被列爲非法組織遭取締。
曾玲說,閩粵族群從移民新加坡到組織社團和構建華人社會,經曆了漫長的發展過程,當中有很多不同曆史節點,立法管治社團便是其中一個節點。
很多族群是先有墳山和廟宇,或先成立會黨才組織會館。不同會館把創立年份定在不同曆史節點,因此得出不同創立年份。她認爲會館既然是民間組織,那就應該尊重會館本身的意見,重要的是了解會館爲何把創立年份定在某個曆史節點上。
資料和文獻匮乏也導致創立年份衆說紛纭
導致創立年份衆說紛纭的另一個原因是資料和文獻的匮乏。年代久遠的會館,在經曆戰爭、社會變遷和搬遷等情況後逐漸失去重要文獻和檔案,造成記憶上的缺失。
但創立過程恰恰是新加坡華人曆史最真實的寫照,也是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一部發展史,反映華人身份認同的轉變過程。
曾玲因此敦促本地會館社團趁重大慶典時,更積極挖掘和梳理自身曆史,因爲只有知道自己的過去,才有傳承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