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改變了個人、社會、國家與世界的原貌。身處亂世，人們心懷恐懼、憤怒、疑問，也不放棄對未來的希望。曆史學家王赓武教授接受《聯合早報》訪問，剖析時局，也分享亂局中個人如何自處。
冠病疫情肆虐全球，病毒不僅威脅人類生命，更給所有人的生活帶來巨變。因爲生命與生活受挫，每一個國家與地區的人民都陷入不同程度的恐慌與失措，須要了解的不僅是如何預防、治療冠病，還包括疫情對政治、經濟與社會造成的沖擊乃至動蕩。
國際關系也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疫情首先在中國武漢暴發，使得中國成爲西方世界指摘的對象，加劇了這個自改革開放以來國運不斷上升的東方國度與西方世界的對抗沖突，也加深了兩者之間的裂痕。
中國與西方世界展開了針對國家治理、全球化、國家與民族身份認同、觀念與意識形態的跨文化辯論。這個辯論更因爲互聯網媒體的普及，而讓各地網民都得以直接參與。這中間既有理智清醒的聲音，也不乏仇恨言論與甩鍋行爲。亂騰騰混戰中，人們想要知道個人與國家當下的處境、面對的挑戰，以及未來的路該怎麽走。
《聯合早報》與華文報媒體集團屬下英文電子雜志“ThinkChina”（思想中國），與將過90歲生日的曆史學家王赓武教授進行電郵訪問，希望從他的人生經驗與淵博學識中找到答案。本文英文訪問原文刊ThinkChina.sg。
周雁冰（周）：冠病疫情肆虐加劇了全球對中國和華人的仇視情緒和偏見，另一方面，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則高漲。您怎麽看這兩種情緒接下來的發酵，包括世界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觀感，以及中國看世界與西方的眼光。這對我國——一個華族占多數的多元種族國家來說，意味著什麽？
王赓武教授（王）：我想大多數人會同意，中國領導人最終快速控制了冠病疫情，成功阻斷了疫情在中國國內的傳染散播；但是世界也知道，這個體制在彙報疫情的嚴重性方面，反應緩慢，警示被延誤，導致寶貴的時間被浪費。
東亞人民親睹歐美先進國家在應付疫情方面的表現不好，相當意外。美國的形勢更是混亂，讓人難以想象。事態還在發展，我們不知道美國還會如何將疫情政治化，把責任全部歸咎于中國，而這個做法又會産生多大的反華情緒。中國國內民衆的憤怒有時候會讓北京當局反應過度；這樣的反應或許會讓部分中國人沾沾自喜，但是過度反應對中國在建立友好國際關系方面的努力是無益的。
我們可以相信，現在很多中國人都認爲，西方已經失去方向，而美國也不配再繼續領導這個世界。但就算如此，不表示其他國家認可中國具備取代美國主導地位的能力。中國人表現得越是民族主義高漲，他們的國家對世界來說，也就越沒有吸引力。
在新加坡，尤其是在英語圈子，華人肯定會被全球仇視華人的情緒所困擾；新加坡政治領袖也會更留心鄰國的反應。新加坡華人可以表達對仇視華人情緒的不滿，但也要避免反應過度。
周：一般認爲，2000多年以來，中國人心目中理想的國家治理機制，是一個擁有賢能統治者、運作良好的中央集權制。這和西方理想中，一個個人享有言論自由的自由民主國家大爲不同。中國這100多年來，受到西方思想的大量滲透，也變成一個市場主導的經濟體，您認爲中國的這個理想機制改變了嗎？疫情會如何影響中國人這方面的思考？
王：至少有兩代中國人學會去欣賞現代西方世界給人類提供的寶貴思想，以及西方體制所帶來的好處。不過，經曆了20世紀長時間的動蕩以後，中國人也覺得，源自西方歐洲的民主，對中國國家的發展未必那麽重要。
大部分中國人似乎都認可把社會秩序與穩定擺在個人自由與政治參與之上的國家政策。他們相信，這是中國目前發展階段所需要的，因此很厭惡被批評說他們在政治上不開放甚至落後。國外某些資深政論者認爲，問題出在中國共産黨控制的體制，而不是中國人民身上。這也導致中國共産黨加大對人民的監控。
至于那些對國內許多事情無法苟同，卻又深感無能爲力的中國人，他們或選擇置身事外，或找機會移民海外。但是，我想這個疫情不會動搖中國主流社會對于中國經濟最終將會複蘇、中國政治體系也將持續下去的信心。
周：西方對自己崇信的自由主義與民主體系向來深感驕傲。許多人認爲這是西歐與美國富有創造與創新能力的原因。但是在疫情蔓延以後，同樣的價值與體系卻顯示了嚴重的問題，以至于有些人認爲，疫情將導致西方思潮的某種改變，甚至是西方主導世界的衰敗。您怎麽看？
王：我同意西方在面對自己文明的險境的時候，表現出極大的創意，但是中國在過去100年面對西方挑戰時，也極具創意。不過，他們嘗試創造的，與西方追尋的現代“普世主義”思潮發展不一樣；很大程度上他們正從自己的曆史裏面去尋找靈感。
如果中國成功找到一條通向繁榮與獨特的道路，給世界另一種選擇，美國以及西方世界就會把中國看作是對其主導地位的一種直接而根本的挑戰。那些感覺被威脅的人，將竭盡所能阻遏中國。我想這是很多中國人對美國領導人的看法，相信美國人正准備這麽做。
而美國作爲西方世界的領袖，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犯了不少嚴重錯誤，包括允許資本主義肆虐，主宰全球化的進程。這引來美國國內不少人的消極反應，選擇背離自由主義的理想，使得美國的盟友國陷入混亂，也使得西方的霸權地位受到質疑。但是就算西方進入相對衰退的時期，也不表示中國會從中受益。很大程度上，這取決于中國所提供的替代性思潮和遠景是否具公信力，對那些對西方所象征的一切抱有懷疑的人來說，是否更具吸引力。
而這段期間，世界經濟有可能陷入脫鈎狀態，或者變成一個多極的世界，沒有領袖也沒有共同價值觀。這將嚴重動搖過去幾十年來，協助亞洲多個經濟體茁壯成長的全球化經濟。這樣的情況如果發生，接下來的幾十年，國家領袖將須致力于如何阻止國家發展停滯不前，甚至變得貧困。
周：盡管中國成功阻斷了冠狀病毒在國內的傳播，國內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卻陷入了關于中國國家治理與社會言論自由的辯論。有些人認爲中國包括官方、媒體、社會已經深陷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泥沼，卻缺乏屬于一個國家的話語和關于本國的陳述。在一個個人還欠缺話語權的社會，中國要怎麽梳理樹立國家的話語權？
王：這個問題包含了太多深刻的問題，一個簡單的答案是不可能的。首先，中國的知識分子過去曾經有機會改變並創造出不同于其古老傳統的新的可能，許多人徹底地轉向西方尋求答案。但是中國政治的本質，無論是在皇帝、軍閥、民族主義者或者是共産主義者的統治下，都植根于中國曆史，以至于沒有任何個人或知識分子群體能夠提出一種可讓大多數中國人都認可的新視野。
最後，多數人似乎也接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戰場上取得勝利與政權的合法性與事實，也看到了它的能力，爲一個複興中的中國帶來秩序與新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仍然享有各種各樣的小自由，但總是缺乏那種容許有組織的團體去挑戰政權的自由。
但是，一旦領導人對政權的穩固性感到不安，社會言論自由的空間將大大減少，這將是對國家創造力的一大障礙。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不少中國人都曾爲堅持原則挺身而出，但這些人後來的遭遇，尤其是在近幾年，卻導致其他人卻步。
疫情對中國仍然構成威脅，因此政體並沒有感到穩固安全。不幸的是，美國試圖將疫情散播全球的全部責任歸咎于中國。這只是正在進行的貿易戰的一部分，而貿易戰極可能會在未來好幾年成爲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障礙。中國人現在將它視爲一種長期威脅，這將無助于那些有意爲個體尋求更多自由，以建立個人話語權的人。
世界將更分裂？
周：您認爲這個世界將會更加分裂，還是會找到相互理解，一種思想紛呈的共存？
王：我們應該感恩，一些國家總會存在那些堅持且支持相互理解、達成共同理想的領袖。但是目前的局勢指向了兩個大國爲了國家利益的激烈沖突，其後果將是一個更分裂的世界。尤其，中國將南中國海當作是核心利益，美國也下了決心，要阻止中國挑戰自己在印度—太平洋的主導地位，這裏面幾乎沒有妥協的空間。
疫情發展到目前爲止，並沒有使得中美兩國互相支援以及協作，而是被政治化，這顯示沒有一方會爲了全球和平與複蘇而讓步半寸。所幸的是，兩國領袖正竭盡所能，阻止雙方的矛盾升級，變成真正具摧毀性的武力戰爭。
全球經濟複蘇有賴所有發達經濟體支持
周：許多人預測因爲冠病疫情的影響，世界將進入1930年代以來，經濟史上的最黑暗時期。中國經濟也不能幸免，第一季國內生産總值同比下降6.8%。全球複蘇取決于每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否在疫情中存活、不受到太大破壞。有人提議，中國和東亞應該在領導世界經濟走向複蘇方面發揮更重要的角色。您對此有何看法？什麽是全球經濟複蘇的要素？
王：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以一己之力確保全球經濟的複蘇。如果所有東亞地區國家能夠集中資源展開有效協作，或許能夠有所作爲。但是，沒有美國和歐洲的參與，任何協作都不會有太大的成果，更何況目前他們計劃各走各路。任何情況下，缺乏所有發達經濟體的支持，全球經濟複蘇只會是局部且脆弱的。
當然，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疫情會持續多久。根據目前的預測，在找到有效的疫苗之前，第二甚至第三波的疫情和死亡，都是有可能的。如果疫情再持續一兩年，那麽就算是G20國家團結一致，或許都沒有辦法在短期內讓全球經濟真正複蘇。
新加坡未來靠美或靠中都不是好事
自下而上全球化 人類精神新希望
周：新加坡在這整個形勢裏頭的位置如何？應付疫後時代，我們需要做出什麽樣的改變，我們的教訓是什麽？我們的未來是美國還是中國？
王：首先，有些疫情引發的問題是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特有的，需要的應對措施也是針對性的。這方面，新加坡政府的反應相當快，也成功動用各種資源來解決問題。新加坡也正在吸取教訓，所實施的新糾正措施也被證明是有效的。
在區域和全球課題上，小國在左右局勢發展方面，力量有限。但是，小國可以靈活處事，在面對突發事件時迅速調整。
新加坡聚集了各類優秀人才，也擁有累積了幾十年的充裕財政儲備，因此在遇到艱難情況的時候，也會有比他國更多的調適空間。教訓或許是，即使情況看來不錯，也要未雨綢缪，因爲小國從來都不會真正安全。
至于中美，如果新加坡的未來必須靠向其中一個國家，那將不是一件好事。最糟的情況是，根本沒有選擇，只好賭一把，猜測哪一方將在冷戰或熱戰中勝出。這樣的結果是，新加坡將成爲某個強國的屬地或者附屬國，從此只能言聽計從。因此對新加坡利益而言，最重要的是傾全力，在鄰國支持下建立一個強有力、團結一致的協作框架。
如果亞細安能做到這一點，那麽無論中美，或許都會發現，它們將能夠利用這個框架來保護各自在這個地區的利益。
周：對目前身處疫情，面對時代變化的個人，您有什麽建議？
王：對于50歲以下的人來說，如果居家讓他們有了更多時間，我建議他們以充滿進取心和創新精神的心態，好好學習各種新技能。他們也應該爲孩子做准備，以迎接未來工作形式的挑戰。未來的工作將不斷更新、不斷被創造，也將以更快的速度持續變化。
對年紀更大的人來說，大多數人也都能悉心選擇一兩項新技能，或至少在自己過去的工作經驗基礎上，爲年輕一代提供建議。更重要的是，他們要保持身心健康，不要成爲孩子或孫子的包袱，削弱下一代在面對瞬息萬變的工作環境時的反應能力。
周：您今年10月生日就90歲了。您曾經曆戰亂、政治變動，也看過國家興衰，在漫長的時間和曆史長河中，您認爲我們現在所經曆的疫情，到底有多嚴重？
王：我以爲，所有經曆過的那些戰爭、政治變化，包括國家興衰，似乎都在一個不急不緩、可以估算的速度上進行著。當一切都在發生的時候，無論當時有多麽艱難，多麽可怕，個人、家庭和社群，似乎都有應對的能力。目前的疫情須要每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與政府，體現更多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迅速的執行力。很多國家領導人，都將這個過程形容爲一個率領人民與看不見的敵人展開的“戰爭”。
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多數人都能積極應對。整體而言，與過去的經曆相比較，大多數人對領導者的信任度加強了。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是，雖然疫情對一些地區民衆的影響比其他地區來得嚴重，我卻看到了從未看過的，由民間發起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 from below）。和過去相比，更多人對其他人的命運有了認知，我們看到無數的例子，很多人跨國籍、跨國界、遠距離地去關心他人。這反映了現代科學的進步，尤其在通訊科技方面。那麽多人正利用新科技去創造各種新的聯系方式，讓我覺得非常振奮，也讓我對人類精神的未來有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