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數碼原住民，有人認爲，他們是從隔著一層玻璃屏幕的手機或電腦形塑自己的世界觀和未來觀，容易跟著網絡上的風吹草動起舞。也有人說，他們成長在國家和平以及相對富裕安逸的階段，是理想化的一代。
他們向往公正、公平、溫情、包容、多元，對于問題和理想的探索，熱忱裏少了一些包袱和沉澱。在很多事情上，他們都不滿足于繼承前一代的‘默認設定’，想要在充滿未知的世界把握新的話語權。
這群千禧世代選民，是怎樣看待政治、治理、社會和社會價值觀？他們作爲強調獨立的個體，又想要如何在潮流中自處？《聯合早報》六名年輕記者，從自己的觀察出發，爲這次的大選注筆小記，試圖描繪新一代選民的圖鑒。
李熙愛：主動聆聽年輕人心聲
本屆大選讓我看到了年輕人的政治覺醒，平常對政治無感的朋友，因這次大選的主場轉移至社交媒體而有了更多參與，開始思考國家未來方向，也更勇于發表看法。
這是我樂見的。我高中畢業後在報館實習時采訪了2011年大選，開始關注政治，但身邊沒有幾個朋友會與我討論這類話題。他們不是不了解、沒興趣，就是不敢討論“敏感”話題。但對我而言，對政治的興趣始于關注國家、政府和政策，這些都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我從這次大選意識到，普遍被視爲“政治無感”的本地青年並非真的漠不關心，而是缺乏能引起他們興趣的機會與平台，因爲與政治和政策相關的討論，往往在年輕人生活裏不常接觸到的平台進行，難以觸及年輕人。但只要用對的方式與年輕人溝通，所得到的反應與反饋並不會少。
其實，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對政策或周遭事務不再只是一味接受，而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關鍵是，本地沒有很好的機制或氛圍鼓勵國人發表看法，因此再多的想法也只停留于朋友圈內的牢騷，而無法提升爲“建設性建議”。
雖然有民情聯系組（REACH）和全國對話會等機構和平台讓人民提出反饋，但多數年輕人其實不清楚它們如何運作，也不會去特地了解。有些人又擔心公開說出心裏話，會引來不必要的後果。更重要的是，不少國人感受不到反饋對政策所帶來的影響，認爲決策人早已做了決定，結果消極地覺得“講了也沒用”。
如何改變年輕一群的這些觀感，值得決策者在下一階段的國家治理中認真檢討。
新加坡要邁向成熟社會，更成熟的溝通是必要的，但前提是要有足夠的言論空間和平台，讓人民願意並自在地進行討論，通過集思廣益使我們的政治和政策更完善。
年輕人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我相信現在越積極帶動年輕人，未來就會有更多善于聆聽和願意接受不同想法的人帶領新加坡前進。
楊浚鑫：不願沉默的一代
我的妹妹是首投族。
工人黨候選人辣玉莎網上失言事件發生後，她告訴我，自己的社交媒體Instagram被刷屏了。我借過來一看，發現限時動態確實充斥著“We Stand with Raeesah”（我們支持辣玉莎）的插畫。
這突顯了更多年輕選民，包括華族在內，願意在公共空間討論和維護少數種族的權益。有者甚至斷言，人民行動黨在攻擊辣玉莎的同時，失去了一整代選民的支持。
但說實話，同樣身爲年輕選民的我，對于這種將網絡言論空間灌爆，以伸張某種訴求，導致劍拔弩張的氣氛，始終感到本能地不自在。
或許是自小被國民教育灌輸要對種族宗教課題保持敏感，我無法適應如此情緒化的討論，也擔心社交媒體的回音室效應所造就的衆口一辭，會讓原本就沉默的大多數，因害怕被打上“落後”、“不開明”的標簽，而更加沉默。
我觀察到年輕選民並非一昧地理想主義，他們能夠獨立且具批判性地思考。部分人不願做沉默的羔羊，這固然可喜，但須警惕的是，他們在宣揚自己的主張時，又是否不經意地淹沒或否定了其他聲音。
隨著微歧視（microaggression，指不易被人察覺的細微歧視行爲）等概念從西方輸入本地，我也擔心妹妹這一代年輕人會不加選擇地全盤接受新一波西方意識形態，而忘了新加坡的地緣政治現實。
建國總理李光耀最後一次以內閣資政身份在國會發言時，曾就我國種族平等課題表示他必須“將國會帶回到現實”（bring the House back to earth），並指出信約中所說的“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只是一種崇高目標，而非實際成果。
敏感課題的討論終究不能脫離我們所處的現實。我希望看到，仍記得種族沖突曆史的年長國人，不會害怕適時地出聲提醒，年輕選民也能認識到，不同世代的國人對種族課題的參照點可以不同，但必須有一樣的起點。
黃小芳：超越憤怒的政治
2015年9月，首次投票的我特地到大選熱區榜鵝東參與反對黨的競選集會。我當時是個入世未深的畢業生，完全不明白政治爲何物，因此尋找著一次政治啓蒙的體驗。
候選人輪流在台上氣勢洶洶地演說，台上字字句句都帶著攻擊性，也倒映出觀衆憤怒的情緒。說到激動處，群衆高聲附和、喇叭聲響徹草場，人群中甚至有人大喊穢語。現場的音響系統不是特別好，加上周圍的喧囂，我無法聽清楚候選人的政見，只有群衆的憤怒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家的路上，許多問題在我腦子裏回蕩。難道憤怒也是一種政治資本？要推進政治議題，是否非得針鋒相對？
時間快轉五年，我們因疫情迎來一場非一般的大選。一小時的競選集會，改爲每名候選人平均三分鍾的選區競選廣播。候選人不必高聲呼喊，不必用渲染情緒的方式贏得選票，而是得通過精辟的政見說服選民。三分鍾的時間考驗候選人的組織能力，電視屏幕使他們微小的情緒波動和思辨能力展露無遺；誰能沉著應戰，清晰辯理，誰又陣腳大亂，前言不對後語，顯得格外清晰。
少了情緒的渲染，以往大選中尖銳的對立和沖突感淡化不少。在網上的競選視頻中，大多政黨都選擇走較溫和的路線，通過座談節目、輕松短片，甚至類似于大學講堂課的形式解說政見。即便一些表現較弱的政黨，也在網上展現出理性問政的一面。
這次大選，我有了截然不同的領悟：不同群體之間沒有絕對的對立，撥開一切的沖突和矛盾，即便是秉持不同政見的候選人，和我一樣也只是關心國家未來的新加坡人。
作爲選民，我希望冷靜、理性、富有同理心的政治氛圍可以成爲一種“新常態”，貫徹至國會的辯論和往後的大選中。未來的路令許多人感到惴惴不安，不明朗的經濟也可能使不同群體之間出現更尖銳的利益沖突。在充滿負面情緒的時代裏，更需要冷靜理性的政治。
黃順傑：真誠率性也很重要
我以前住在一個三房式組屋單位，我爸是個德士司機，我媽是個家庭主婦。這是好些人民行動黨新人首次亮相的自我介紹。無獨有偶，這也是我真實的家庭背景。
社會流動性以及非傳統的成功途徑，是行動黨在本屆大選介紹27張新面孔時，強力放送的主旋律，目的無非是希望候選人更接地氣，同時展現我國唯才是用制度，如何在行之多年後，依舊具有積極作用和正面意義。
然而，近乎制式化的介紹方式，卻無法讓我對這些出身背景與我相去不遠的白衣人産生共鳴。就如行動黨前議員殷吉星所分析：“雖然行動黨不乏優秀新人，但他們的出身背景幾乎千篇一律，頻頻強調家境貧苦，難免讓選民覺得這是政治算計，而非真心想要同選民建立情感聯系。”
在年輕選民眼裏，老一輩所看重的治理和專業能力已不再是評估從政者的唯一指標，親和力與真誠率性（authenticity）同樣舉足輕重，甚至更勝一籌。
攻下盛港集選區的工人黨團隊由四名素人組成，雖毫無從政經驗，卻成功以一種“我對你的痛苦感同身受”的親民形象，虜獲區內許多年輕夾心層選民的心。
其實，行動黨不無平易近人的候選人，但其人性化的一面卻時常被厚重的黨形象覆蓋，難以在短短的九天競選期間穿透出去，讓選民留下深刻印象。
隨著本屆大選正式開啓“數碼選舉”的新時代，從政者往後只會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受到年輕選民更嚴苛的檢視，候選人的親和力與率真不能只是靠嘴巴說說。我期許未來能看到更多有血有肉，更懂得分享喜怒哀樂和不安的後起之秀，而不是正襟危坐、一板一眼的候選人。
選民和議員的共通點，不該止于成長的屋型大小，和父母從事的工作。
劉智澎：明星效應未必有效
“無論哪個反對黨來競逐，我都會投票給他們。”
朋友的這一番話，乍聽之下像是“爲了反對而反對”，讓我相當訝異。問他對所屬選區的反對黨候選人了解多少，他卻支吾其詞。
曆屆大選，我投票時都是“看人不看黨”，比起個人魅力，我更著重候選人的素質和實際政績。我認爲每名候選人都應該有足夠實力獨挑大梁競逐單選區，而不是依賴某一個重量級領軍人物的魅力進入國會。
過去幾周訪問年輕選民，發現工人黨新人林志蔚和佘雪玲的個人魅力讓不少人爲之傾倒。我同意“明星效應”確實爲他們加分不少，但懂得與年輕選民溝通，也是他們的優勢。
正如新加坡前進黨秘書長陳清木醫生之所以獲得各年齡層選民愛戴，除了和藹形象，想必也因爲他曾是資深議員，過去的表現有目共睹，獲得不少選民的尊敬和信任。
然而，路遙知馬力，“爲人民服務”不能只是嘴上說說，必須以行動證明。
各黨的每一場新人介紹會，我都會關注候選人如何在短短幾分鍾內闡述個人政治理念，在問答環節能否展現大將之風。履曆亮眼未必能與治理能力劃上等號，出身平凡也未必能引起共鳴，只有接地氣和有遠見的候選人才會讓我心悅誠服。
比起國家層面的長期治理方針，我認爲各黨具體的市鎮發展計劃，如社區設施管理、建設和翻新工程也不應忽視，因爲見微知著。像有蓋走道和腳踏車道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建設項目，能解決民衆日常生活的諸多不便，人民代議士的關注直接體現了他對選民的關心。
我在同個社區住了33年，也算是“老街坊”了。這些年來，從鄰裏設施、交通情況到飲食選項都有顯著改善，可謂“有求必應”，因此更清楚何謂稱職的議員。
只要這個人真誠勤奮地深入民間，聆聽民意，相信選民都會感受到，並以實際行動回報。
藍雲舟：社媒重塑政民契約
政治人物大多都有社交媒體賬號，但要在選戰中掌握社交媒體主導權，單靠有賬號還不夠，見真章的還是社交媒體賬號上的內容。
此次大選，讓年輕選民眼前爲之一亮的，不是什麽新一代候選人，而是年紀最大的候選人、新加坡前進黨秘書長陳清木醫生。一段“我戴著眼鏡，但眼鏡沒有鏡片”、然後把手指穿過鏡框的視頻，讓網民看到80歲的陳清木風趣的一面；他上傳的一些在花園賞花的照片，或是學網民用“woke”（覺醒）、“hypebeast”（時髦）等流行用語的視頻和不做作的風格，也樹立了陳清木在年輕選民心目中“和藹阿公”的形象。
對我來說，這些社交媒體內容更多是宣傳和建立品牌，不關乎執政黨強打的“疫情選舉核心課題”主軸。然而，如果說做到讓年輕選民覺得跟他們“同一陣線”，不得不提這個阿公在社交媒體上比其他的政壇晚輩還要有號召力。
競選期間，也有不少候選人利用社交媒體發起“有問必答”（Ask Me Anything）活動，增加與網民的互動。
社交媒體的好處，是讓選民看到候選人的真性情。候選人是豁達、拘謹、機智還是信口開河，在這個放大鏡下一覽無遺。
然而，它終究不是辯論政策的最佳平台，因爲網民對社交媒體的要求首先是“好玩”，其次才是“益智”。
這也考驗候選人，尤其是執政黨一方，如何把沉悶的政策信息巧妙地融入他們的社交媒體內容。競選期畢竟也就那麽九天，要爭取選民支持政策，除了論點紮實，還必須能用年輕選民熟悉的語言，清楚、生動地解釋政策。
有些人說前進黨是拿著陳清木當活招牌，也有人說佘雪玲的“明星效應”給工人黨團隊加分。我不太贊成只靠一兩個候選人的“明星效應”來打選戰，但這些“明星”之所以引起共鳴，更多是因爲他們知道怎麽把話說到選民心坎裏，博得選民信任。除了說話的內容，怎麽說，在這個線上互動更容易的社交媒體時代，肯定也是經營政民關系裏日顯重要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