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許寶琨醫生以全國職工總會副秘書長身份在國會指出，本地有3萬2000名全職員工的月收入，即使算入就業入息補助和雇主公積金，仍然少于1300元，這群人占本地勞動隊伍的1.7％。
國防部兼人力部高級政務部長紮吉哈在剛過去的國會上補充，這個群體的教育水平偏低，半數的最高學曆只有中學程度。
他們之中以文員、清潔工、餐飲員工和商店推銷員居多；年齡在50歲及以上，或是打假期工的15歲至24歲青年。
月入1300元的課題浮上台面，是因爲工人黨根據政府2019年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基本生活必需品開支調查報告，建議把最低工資定在這個水平。
《聯合早報》記者走訪租賃組屋，拼湊社會底層全職工作者的生活面貌，了解月入1300元能否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
受訪專家認爲，在總結多少工資才足夠之前，應該爲基本生活下定義。
自從丈夫四年前中風入住療養院後，從家庭主婦轉爲全職清潔工的胡麗華（50歲）就不曾買過新衣服。
扣除雇員公積金，再加上政府發放給低收入者的就業入息補助，胡麗華的實得月入約900元。不過，療養院每月的費用爲500元，療養院讓她每月付100元，余款欠著，她坦言不知何時才能償還。
朝野議員近期在國會就1300元最低工資展開激烈辯論，月入少于這個款額的全職員工在《聯合早報》記者上門采訪時透露，這樣的實得工資只夠溫飽，像逛街或上餐館的消遣都是奢侈。
胡麗華說：“我也想打扮，想買洗臉霜和漂亮的衣服，沒有這方面的消費，生活感覺很灰暗。”
去年一項關于本地年長者需要多少預算過基本生活的調查發現，基本生活不僅是滿足衣食住行，還包括能獨立自主，有娛樂消遣，讓人感覺是在生活而不只是生存。
領導該調查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助理教授黃國和博士，目前針對其他年齡層展開調查。
他受詢時說，要決定月入多少才能過基本生活，可先召集不同背景的國人，共同選出一籃子基本生活所需的産品和服務，並計算購買這些産品和服務要花費多少錢。
“這意味著當收入低于這個標准，就得犧牲一些基本需求。這可能是住在不合適的住宅、少吃幾頓飯，或減少與親友來往。”
國防部兼人力部高級政務部長紮吉哈談及實得月入低于1300元的全職工作群體時也說，這些員工一半來自人均月入超過1300元的家庭，並不是家中唯一經濟支柱。
記者在走訪租賃組屋找尋低薪工人時，發現雖然有不少員工月入只有1300元，但在加上就業入息補助金和公積金後，他們的月入達到1500元。這樣一來，符合薪金範圍的員工並不多。
爲了照顧孩子，西蒂（Siti Nur Khairah，28歲）放棄了須工作12小時的廚房助手職位，改當薪水較低的環境稽查員。扣除公積金後，她的實得月入約1200元，但由于還未35歲，她不能領取就業入息補助。
從西蒂身上，我們看到的是：最低工資多少才足夠的問題，還牽涉到許多低收入者的一份薪水，不只是要養活自己。她的丈夫是搬運工人，視公司項目而定，薪水可多可少，兩個孩子目前上小學和幼兒園，還有一個剛出生。
西蒂說，夫妻倆幾乎存不到錢，有時入不敷出，還得跟家人借，更別說娛樂消遣了。“我們家幾乎不出去玩，有時間就待在家。”
普遍面對更艱巨結構性挑戰
針對低收入者的情況，社會工作者認爲他們普遍面對更艱巨的結構性挑戰。
加上公積金和就業入息補助，巫昌麒（46歲，制造業）月入大約1300元，他之前從事清潔員工，但收入不穩定，去年經朋友介紹加入風油制造廠。
他說：“當然也想要提高薪水，也想找新工作，但我對他們所說的培訓和技能提升也是一竅不通，也不知要怎麽找，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之後再打算。”
飛躍家庭服務中心主任淩展輝說，低薪工人普遍面對結構性挑戰，如缺乏自信和動力或英語程度不高。加上家庭和經濟上的壓力，導致他們難以調整心態。
“中年的工友覺得自己一直落在其他人後頭，我們的社工能幫他們向不同機構求助，陪他們找新工作，但願不願意踏出那一步，只能靠他們自己，我們最多能推他們一把。”
關懷輔導中心首席治療師卓佳敏則說，對很多人而言，收入若無法應付基本生活，其他的擔憂，如情緒焦慮與親子關系，都不會是重要的考量。
“他們一些面對經濟的困難或醫藥費，我們須解決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他們才能談接下來的計劃，以及如何面對問題。”
個案１ 攤販助手生活平淡 買馬票找樂趣
鄭源德（50歲）因爲冠病疫情失業，最近剛找到在某工廠食堂當雞飯攤位助手的工作，扣除公積金後月入估計約1100元。
他受訪說，他和妻子通常都吃菜飯省錢，偶爾花一塊錢買馬票找樂子，“有買才有希望”。他中過最大的獎是250元。
鄭源德說，與上一任妻子離婚後，曾經共有的三房式組屋歸前妻所有，如今與第二任妻子住在租賃組屋，租金有一年從原本每個月99元突然漲至165元。
他不清楚漲價的原因，但這相信和他收入增長有關。根據建屋發展局網站，一旦家庭月入超過800元，租金也會跟著起，但如果租金增長顯著“吃進”收入增長，就可豁免起租。
鄭源德說：“日子是挺不容易的，如果省省用，平平淡淡過還可以吧。”
他曾想過提升廚藝，去當個廚師，提高收入，但想到學習期間不能工作沒有收入就打退堂鼓，而他認爲就算培訓有補貼也不見得夠用。
他也說，現在多數教學都用英語，教育程度只有小五的他聽不懂。“老實說，到了我們這種年齡，學不到什麽的。”
雖然收入低，但鄭源德每個月還是會花300元買香煙。他說，年輕時好玩，染上煙瘾，但現在不敢戒煙，怕出現戒斷症狀，身體受不了而死亡，稱有朋友就是這樣走的。“我們這種常年習慣體內有致癌物質的人，戒掉的話，很快就會‘交登記’。”
個案２ 清潔工盼薪金提高 受人尊重
“我們員工做到要死，你們卻看不到我們的辛苦。我們用自己的勞力賺錢，又不是偷搶拐騙，爲什麽不能被尊重？”
對胡麗華（50歲）來說，生活的苦不只是收入無法維持家庭開銷，更多是不被別人尊重。作爲一名清潔工，她在工作場合飽受他人的嘲諷，卻無法回應。
“如果薪金能更高一點，或許生活會比較有尊嚴。我支持通過立法的角度，至少保障我們的權益，讓我們的勞力受到認可。”
胡麗華的丈夫中風前曾是包裝工人，收入約1400元，兩人過著簡單幸福的生活，如今失去丈夫的依靠，她必須自力更生。
教育程度只到小六的她，無法從事講究學曆的工作。當清潔工意味著她每天早上6時30分摸黑開工，放工後的生活極爲單調，她也甚少買魚肉。
在漸進式薪金模式下，她一旦提升技能，就應能獲得加薪，但她坦言：“公司曾讓我去上英語和電腦課，但我都拒絕了。我很怕上課，他們都說老師很凶。”
至于能否找義工協助改善生活條件，胡麗華抱著懷疑態度。“我曾找過義工幫忙，但他們幫了三個月就會結束，最多也是給予食物，不能真正幫上忙。”
學者：實際生活開支可能更高
目前有關1300元最低工資的討論建立在一家四口平均基本生活必需品開支調查結果的基礎上，但受訪專家指出，社會廣泛認可的基本生活開支可能更高。
新躍社科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特斯拉博士說，實際開支本來就受家庭經濟條件約束，可能不足以做到飲食均衡、有充足的居住空間，或讓孩子補習。
他說，像黃國和與團隊所研究的“基本收入標准”（Minimum Income Standards），是先定義何謂基本生活，然後才評估收入是否足夠。
“很難說哪個方法比較好，但我認爲只要你相信在富裕社會裏的家庭，應該有存活以外的一些消費，那就應該認真看待與生活水平有關的研究。”
特斯拉也認爲，最低工資應該考慮到人們養家的負擔。“如果認爲最低工資應該只夠養活自己，等同于說除非一個人的收入遠超出最低工資，否則就沒有資格組織家庭。”
最低工資的另一個爭議點是由誰買單。2012年推行的漸進式薪金模式，八年裏爲清潔、保安、園景和電梯維修四個行業的不同技能層級制定最低工資，讓員工通過提升技能和生産力獲得加薪。這些都是外包行業，在強制推行漸進式薪金模式之前，常因客戶不願支付更多錢采用服務，導致員工薪水難以提升。
實行漸進式薪金模式後，企業加快利用科技的步伐，提高生産力以維持競爭力。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服務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琦燕博士指出，撇開最低工資的理念層面，如果工資不足以讓人過基本生活，國家就須投入更多資源幫助他們，成本反而會更高。
她舉例說，假設低收入者爲了省錢只吃白飯，導致營養不良，最後在醫藥費上需要援助，成本比確保他們有錢買營養食物還要高。
淩展輝則說，由于家庭情況不同，最低工資的標准在實際操作上是很難拿捏的。“1300元或許對一個人來說是足夠的，但如果有三個孩子要養，2000元也還是不夠的。”
他認爲，學界或政治圈將繼續討論漸進式薪金模式還是最低工資哪個好，社工則傾向于根據家庭架構來看如何幫助他們。“例如他們的孩子，我們擔心會貧窮循環。如果是父母無法給予他們足夠的培訓，其他人就應該幫忙，確保他們不會輸在起跑點。”
采訪後記：低薪不僅是“錢不夠用”（王康威）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但如果對方面對著饑餓，我們或許應解決他的燃眉之急，讓他重拾信心，爲未來做更長遠的規劃。
走訪低薪工人時，我們看到低薪不僅是他們面對的客觀情況，如生活中的諸多壓力和挑戰，低薪更是讓他們産生負面和消極的態度。
許多受訪者把薪金看成生存和尊嚴問題，因自己三餐溫飽都成問題，認定自己屬于社會底層，落在其他人後頭。
面對手停口停的壓力，以及不谙英文英語等結構性挑戰，他們固然知道提升技能可改善待遇和生活，但卻缺乏自信和能力去跨出這一步。
最低薪金和漸進式薪金模式兩者固然都有優缺點，但都旨在實質提升低薪工人的生活。在爭辯何者爲優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忘記低薪工人眼前面對的挑戰，因爲只有解決眼前困境，才能讓他們有信心改變自己的處境。
在采訪過程中，我們了解到不同低收入者面對的挑戰，也感受到需要幫助的不只是這3萬2000名低薪工人。
低薪工人的家庭組成各異，對于有好幾個孩子的大家庭來說，單純地制定最低工資未必能協助他們克服挑戰。
另外，社會上也有許多收入不穩定的合約工人，他們因家庭或健康問題無法從事全職工作，只能當兼職工，每月賺四五百元。
就算低薪工人的家人和兼職工作者不算入那3萬2000人當中，但這些人也需要我們的關注和幫忙，不讓任何人被社會遺漏，才能真正促進社會流動性。
采訪後記：門縫看生活冰山一角（陳勁禾）
走訪租賃組屋，敲開的門不下10道。幾乎每一次，我都是站在門外采訪，只能透過鐵門窺探受訪者背後那窄小的世界。
低收入戶在格局上的束縛，不僅僅是限于居住空間。那些願意多談的，都透露他們沒有尋找生活樂趣的余裕，生活只有工作、顧家、吃飯、睡覺，幾乎沒有別的。
記得去年有學者發表關于本地年長者需要多少預算過基本生活時，有網民質疑爲什麽要包括度假和送禮預算，但學者在報告中已解釋，一年一次的度假能讓人放松身心，禮尚往來有助于維持關系。
這項調查彙集不同背景的100多人，有的住租賃組屋或一般組屋，有的住私宅，目的是試圖創造社會的縮影，讓他們共同定義基本生活，得出的結論是在“物質和精神上都應獲得滿足”。
這也延伸到低收入者的工資是否足以讓他們過得體面、能在別人面前擡得起頭。雖然精神上的滿足不一定要通過消費來達成，但能選擇要不要消費給人一種自主權，讓人感覺生活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或許長期處在身不由己的環境，不少受訪者對改善自身處境好像已經放棄，有的忙著工作，沒空思考如何自我提升，有的沒有自信，認爲自己不學無術，進修也是徒勞。
沒有樂趣、沒有期待的生活讓人難以想象。有趣的是，受訪的中年大叔都不約而同地說，他們的生活樂趣來自買馬票。買馬票只需一塊錢，但想象自己中獎的期待卻讓他們充滿希望。
訪問過程中，受訪者都沒有邀請我進屋的意思。隔著一道門，我知道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