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齡不到28周都屬超早産兒，各國普遍采用胎齡24周定義生存能力的下限。面對是否搶救的棘手難題，新生兒科和婦産科醫護人員會主動爲父母進行産前輔導，提供數據和經驗分享供參考。
胎齡24周，是本地定義早産兒是否具有生存能力的時限。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數據顯示，過去10多年來，胎齡24周和25周的早産兒存活率已增加至少10個百分點，專家認爲有必要考慮是否重新檢討這個時限，更靈活幫助超早産兒誕生。
國大醫院新生兒科主任兼高級顧問醫生朱拜爾（Zubair Amin）副教授受訪時指出，24周並非絕對標准，每個徘徊在標准邊緣的搶救決定，都會結合母親和胎兒的情況、父母的想法等因素，予以針對性考量。
他解釋，影響胎兒存活率的因素包括母親是否面對子宮感染等感染問題，或患有糖尿病等嚴重疾病，以及産前是否有機會注射可促進胎兒肺部發育的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如果胎兒在子宮裏的成長嚴重受限，或胎兒是男性，都屬不利的風險因素。
面對是否搶救的棘手難題，新生兒科和婦産科醫護人員會主動爲父母進行産前輔導，提供數據和經驗分享供參考。“我們通常須和父母進行幾次輔導，幫助他們決定搶救方案。”
胎齡不到28周都屬超早産兒，各國普遍采用胎齡24周定義生存能力（viability）的下限，但也有例外，如日本早在1991年定義22周大胎兒也適合生下。
國大醫院數據顯示，24周出世的早産兒存活率從2001年至2006年的60％，增至2013年至2019年的70％；25周早産兒存活率則在同期從69％增至89％。
朱拜爾說，隨著早産兒護理的改善，接下來有必要認真討論是否重新定義24周的標准。“作爲一個社區，我們或須共同提供更靈活的處理方式，讓父母有更多選擇，決定是否搶救胎齡更小的胎兒。”
目前，在條件有利的情況下，父母和醫療團隊或會共同決定搶救僅23周的胎兒。朱拜爾說:“要改變或降低這個標准，需要所有利益相關方一起進行更廣泛的討論，因爲當中有許多得慎重考慮的後果。”
超早産兒輕微失聰 夫妻樂觀面對
本月17日是世界早産日，育有一名早産兒的王燕紅（36歲，人事經理）日前受訪時，分享了她和丈夫黃亮程（39歲，工程師）的育兒經曆。
夫妻倆的大兒子黃健軒（8歲）出世時，僅24周又一兩天大，體重更只有729公克，屬于風險較高的超早産兒。
王燕紅憶述，當時她突然陣痛入院，不到一天寶寶就迫不及待地呱呱墜地。“第一眼看到兒子，他的體型比我想象中還要瘦小。”
由于提前四個月出世，器官發育未全，黃健軒有輕微失聰，從六個月大開始戴助聽器。經過定期語言治療，情況已有所改善，心肺發育情況也良好。
在主流小學就讀二年級的他，日前參加校內數學比賽奪得季軍。王燕紅說：“我們當然感到很自豪，但最重要的是他能夠健康成長，每次聽到他對我們說‘我愛你’，就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夫妻倆還育有兩名三歲和六歲兒子，王燕紅說，早年她曾流産，事隔四年懷上大兒子，讓她領悟到很多事情都值得感恩。“我覺得要樂觀面對，就像健軒雖然輕微失聰，但還是可透過助聽器，聽見這個世界的聲音。”
全球約一成嬰兒是未滿37周早産兒
今年4月，趙小紅（38歲，護士）發現六個多月大的兒子杜趙庭呼吸急促，緊急送他去國大醫院接受冠病拭子檢測和隔離，結果發現他是肺部受感冒病毒感染，並非染上冠病。
令她心痛的是，未滿28周出世的兒子，體重原本就比同齡嬰兒輕得多，此次肺部感染住院兩周，體重整整掉了一公斤，而且須插管輔助呼吸和餵食。
杜趙庭出生時體重約爲1.2公斤，當時在加護病房留醫三個多月後順利出院。趙小紅說，兒子回家住了一個月已不再需要插管，體重也增至6公斤，未料之後出現肺部感染。“我在醫院照顧他的期間，也出現感冒咳嗽的症狀，結果五天病假不能出門到醫院陪他，只能在家裏擔心。”
杜趙庭目前康複情況良好，他雖出世14個月，但在醫學角度上應被視爲未滿一歲的嬰兒。趙小紅生下他的兩周前，因爲羊水破裂住院觀察，當時還以爲寶寶能撐到32周才出世。
父親杜東洋（37歲，銀行業）也說，沒料到兒子會是超早産兒，妻子順産後，醫生說寶寶的肺部情況並不樂觀，令夫妻倆擔心不已。“我們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現在他的兩個四歲和六歲姐姐都非常疼愛他，從托兒所一回到家就要跟弟弟玩。”
全球每10名嬰兒當中，約一名是未滿37周的早産兒，這個比率仍在緩緩增加。朱拜爾說，本地料出現類似趨勢，相關因素包括多胎受孕、更普遍的輔助受孕技術、遲育和母親的現有疾病等。
他坦言，盡管更多超早産兒能夠存活，但不是所有嬰兒都會健康成長，有些嬰兒需要醫院和社區提供額外支援。例如慢性肺部疾病已隨著超早産兒的存活率增加，“我們得更好地做足准備，幫助更多需要額外支援的嬰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