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農曆新年前夕，冠狀病毒悄然來襲。當時，沒人預料到病例會排山倒海而來，很快地，本地疫情就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全國抗疫將近一年，站在最前線的醫護人員全力投入，他們沉著冷靜地檢測與治療病患，在與病毒共處的日子裏，高度體現了無私無畏、全力以赴的專業精神。
醫者脫下防護裝備 全身濕透雙手皺得像梅幹
神經內科醫生張福倫（48歲）記得雙溪登加客工宿舍成爲冠病感染群後，首次踏入宿舍內的隔離區，面對眼前上百名客工的那一幕。
他說：“我看到了好幾百人，我們卻只有三個人，我頓時感受到問題有多麽龐大。”
本地規模最大的雙溪登加客工宿舍于今年4月4日成爲感染群，7月18日脫離感染群名單時，確診病例共計2203人。
張福倫是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自願派駐雙溪登加宿舍的200人之一。他與隊友從排查病例到教育客工如何防疫，乃至醫治其他疾病，在4月中至8月中那漫長的四個月裏力挽狂瀾，把客工確診人數壓低。
身爲這項任務的醫療領隊，張福倫經常與同事到疑似或確診客工的住處爲他們看病。雖然客工通常是大批地到宿舍一樓來看病，但醫生也會不時到客工的房間去，檢查他們的手部衛生是否到位。
張福倫說：“許多人會問，爲什麽要派駐宿舍？叫別人去不就好了嗎？但志願者的想法是：我不去，那誰會去？”
當時腳有點問題的張福倫得用拐杖走路，客工都叫他“拐杖醫生”。他說，拐杖的另一個用意是讓客工記住他，讓客工知道他會陪著他們渡過難關。
從害怕看醫生，到積極求醫，到想快點檢測好早日複工，隨著醫生耐心取得客工的信任，客工也重拾了信心。
與張福倫並肩作戰的運作領隊陳昭楷（53歲）說，各專科的醫生和醫院其他職員不分職位高低，齊心抗疫，讓他印象深刻。除了醫療，團隊也代客工向宿舍業者反映夥食、網絡與彙款等問題。
陳昭楷在國大醫院擔任醫藥事務（教育）主任，在雙溪登加宿舍負責運作事宜。他說，大夥每天穿著個人保護裝備，在烈日下大汗淋漓，褲管總是貼住大腿，脫下手套後，滿是汗水的雙手總是皺得像梅幹。過往的日常，如今成了滿滿的回憶。
全島客工宿舍的抗疫工作現已交由人力部旗下的“保障、關懷與接觸小組”負責。
陳昭楷不久前回雙溪登加宿舍查看情況。他說，他並不懷念那個地方，只是想確認團隊打下的基礎得到延續。
“回想起來，那是最糟的時刻，卻也是最美好的時刻。”
目睹冠病病人變植物人 年輕醫生大疫之後想結婚
在新加坡中央醫院隔離病房區工作過的無數個夜晚，鄧傑文醫生還記得一名感染冠病的大叔，跟鄧傑文的醫生前輩在病房裏聊天的那個晚上。
那名大叔呼吸困難但不願插管，經鄧傑文與前輩勸說才同意，沒想到之後他的病情繼續惡化，最後變成植物人。
鄧傑文說：“我還記得他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花了一個半小時說著與冠病無關的事情，聊著人生。你總會記得這些病患。”
29歲的鄧傑文從劍橋大學畢業後在英國行醫一年，回國工作不久冠病疫情就在全球暴發。剛好派到傳染病科的他，隨團隊迅速投入了抗疫。
從新加坡第一個病例，到首個社區病例，接著客工病例突然暴增，每一波的病患，他都接觸過。
他還記得每天工作12小時、爲了防疫只能獨自在一個角落用餐那段時期，對體力與精神的耗損。所幸資深醫生對抗病毒的勇氣，給了他不少力量。
冠病導致的後果呈現兩種極端，有人完全沒事，有人卻面臨死亡。爲了安全起見，政府重啓經濟活動也是小心翼翼。
鄧傑文說：“或許我們有控制疫情的其他辦法，但爲了保護少數弱勢群體，不能完全開放。要知道界線該如何拿捏，並不容易。”
他透露，自己也因疫情與英國籍未婚妻分隔兩地將近一年，直到最近政府讓外籍未婚夫妻申請短期探訪證來新，兩人才能團聚。
他們原本打算今年9月結婚，但未能如願。問及明年有何個人心願，鄧傑文說：“我當然是希望能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