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孩子被綁架了，綁匪沒有留下任何證據，唯一的線索是孩子隨身攜帶的“合力追蹤”防疫器，你是否同意使用裏頭的數據？
這個假設性問題，雖稍顯誇張，但一語道破了立法者在決定是否動用追蹤數據來破案時，所面對的道德矛盾。
在正常情況下，執法人員理應動用所有數據來進行調查，不論這些數據的實際功效，因爲即使是再微不足道的線索，也可能成爲破案關鍵。
但在疫情期間，若允許合力追蹤數據用作刑事調查，個人對隱私的顧慮可能影響整體使用率，妨害我國的抗疫工作。
21名部長和朝野議員昨天就冠病（臨時援助措施）（修正）法案進行辯論，核心爭論點便是如何同時顧全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
主管智慧國計劃的外交部長維文醫生發言時，引用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汪炳華的話，形容這是“對與對的抉擇”。
緩解用戶對隱私的擔憂、提高“合力追蹤”使用率以避免冠病感染群形成，是對的。但保護大衆免受罪案傷害、解救被綁架的孩子，也是對的。
如果說錯在哪裏，那大概是政府當初推出“合力追蹤”時沒有及時說明它受刑事訴訟法約束，以致如今深陷兩難抉擇，既要維護公衆參與合力追蹤的信心，又不能太影響保護國家和人民安全、打擊罪案的工作。維文昨天也多次認錯，強調自己負起全責。
雖說這是一場不愉快的風波，不僅讓執政黨失分，也多少影響了我國的抗疫情緒，但朝野爲此展開的五小時辯論，也算是塞翁失馬，深入探討數據收集與使用上的道德尺度，提升我國看問題的高度。
代議士昨天就從各角度切入，談論大數據時代，要如何在改善公共利益和維護個體權利之間作權衡。
例如，部分執政黨議員認爲，數據的用途並非症結，而是握有數據的機構能否負責任且合法地使用，如我國警隊向來被視爲可靠和高效。
但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的看法不同。他指出，如WhatsApp隱私風波所顯示，人們對科技工具及掌控這些工具的機構的信心，可在一夕之間消失，並轉爲懷疑和反感情緒。而在這個信息瞬息萬變、假新聞迅速傳播的時代，這種情緒須被認真看待和正視。
爭論歸爭論，維文透露，過去一個月，有350人要求當局刪除他們的合力追蹤數據，但同期也有超過39萬人加入計劃。
“我從中得出的結論是，國人明白我失言了，但他們也相信合力追蹤系統是安全的，相信它會做該做的事，保護公共健康，他們也信任警方會守法。”
可見，政府願意通過修正法案來加以保障，但沒有完全讓合力追蹤數據免受刑事訴訟法約束，其實體現了對國人的信任，相信多數人在“對與對的抉擇”中不會意氣用事。
而不意氣用事、理性負責，也是工人黨在此次辯論所展現的。畢丹星說，盡管該黨傾向將合力追蹤數據限制在病例接觸者追蹤上，但考慮到修正法案能更好地保障國人隱私，因此給予支持。
他還爲合力追蹤打廣告，發言到最後直視正在直播的鏡頭，強調工人黨所有人已下載該應用，呼籲國人以整個社區的安全爲重，參與合力追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