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廷方綜合醫院首席醫療社工蘇玮玲說：“如果孩子原本的經濟負擔已經很重，父母津貼減少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額外的重擔。但扣除終身健保和保健儲蓄索償後，如果還是負擔不起醫藥費，可以向醫療社工求助。”
因父親早逝，加上母親曾跌傷住院，張耀文婚後決定繼續跟母親同住。
從事金融業的張耀文（32歲）受訪時說，61歲的母親退休後，曾因跌傷腿在新加坡中央醫院C級病房住了數日。她當時已經沒有收入，因此獲得最高的80％津貼。
明年中，急症醫院津貼框架將改以住戶人均收入計算，而不是沿用多年的個人收入。
這雖然是爲了更好地照顧家庭負擔較重的人，但對于早已退休卻跟成年孩子同住的年長者來說，卻未必是好消息，因爲他們的收入原本是零或很低，但現在卻要把孩子的收入算進去。
以張耀文爲例，他與妻子都從事金融業，月薪加起來達1萬6000元，一家三口的住戶人均收入爲5333元。這意味著母親的急症醫院津貼將從原本的80％減少到50％，自掏腰包的醫藥費因此會增加。
張耀文說：“如果我和妻子搬出去住，母親就能繼續享有80％津貼，不過她年紀大了，我不放心讓她一個人住。雖然醫藥費會增加，但我和妻子仍應付得來。”
騰出更多津貼分配給弱勢者
跟孩子同住的年長者不算少。根據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2017年的調查，60歲及以上本地居民中，有近兩成跟孩子同住。
一些公衆擔心，新的津貼計算方式會增加孩子的經濟負擔，甚至促使孩子搬出去，好讓退休父母獲得最高津貼。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方案主任林方源副教授認爲，從政策角度來看，調整津貼框架是有意爲之。
“這正是爲了把部分醫療成本轉嫁給經濟能力更高的成年孩子，從而騰出更多津貼來分配給其他民衆。不過政府必須謹慎調度，以減少孩子爲此不再跟父母同住的情況。”
黃廷方綜合醫院首席醫療社工蘇玮玲解釋，從個人收入改爲以住戶人均收入計算津貼，是爲了簡化從急症一直到中長期護理整套服務的支付能力調查框架。她認爲這個做法其實更爲公平，也不會讓病患感到混淆。
“如果孩子原本的經濟負擔已經很重，父母津貼減少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額外的重擔。但扣除終身健保和保健儲蓄索償後，如果還是負擔不起醫藥費，可以向醫療社工求助。”
聖安德烈社區醫院總裁羅溢欣醫生則指出，以住戶人均收入評估支付能力和計算津貼，不是唯一的經濟援助方式，人們不應獨立看待。
“除了醫療津貼，還有終身健保和保健基金（MediFund）等安全網。計算索償後，剩余的醫藥費還可用保健儲蓄支付。”
再加上B2和C級病房的津貼統一成50％至80％，根據衛生部的估算，大部分病患需自掏腰包的醫藥費不會增加，大約三成人均收入較低的家庭，醫藥費會變少，減幅中位數爲150元。不過，15％的家庭醫藥費會變高，增幅中位數爲200元，他們主要是人均收入較高的家庭。
至于醫院專科診所方面，高人均收入群體的津貼也會減少。住戶人均收入在3300元以上但不超過6500元者，津貼將從目前的50％減少到40％；超過6500元者，減少至30％。直接向專科診所預約的私人病患，則不受影響。
高收入群體津貼減少 學者：有能力者應承擔更多
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許寶琨醫生上個星期在國會撥款委員會辯論衛生部開支時解釋，年長者增加的醫藥費，一部分可由建國一代和立國一代津貼抵消。
一些較高收入病患覺得此舉對高收入者有欠公平，但林方源提醒，有能力承擔更高醫療成本的人就應該這麽做，因爲這是國家的基本原則。
蘇玮玲也說，高收入群體的津貼減少，與我國累進式的稅務制度是相同的道理，“收入較高者須繳更多稅”。
根據新加坡統計局上月公布的《2020年住戶收入主要趨勢》報告，受雇居民住戶中，人均收入超過3300元者占將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