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巴旺地形圖（1970年代），可見三巴旺地方遼闊，山巒特別
19世紀的地圖上，三巴旺(Sembawang)、萬裏 (Mandai) 和實裏達西 (West Seletar) 相連，腹地包括今天的三巴旺、萬裏、馬西嶺和兀蘭。在這片差不多占據新加坡北部半壁江山的土地上，三巴旺河與萬裏河畔曾經開發爲早已消失的甘蜜園和種植園丘如南和港、陳厝港、劉厝港、巫許港等，沒有河的地方則密布著山丘園林。
20年前，鏟泥機開入三巴旺，將它發展成爲綜合住宅、工業與軍事訓練的新鎮。12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只居住7萬多人，屬于新加坡人口密度最低的市鎮之一。
曾經生産瓶裝礦泉水的三巴旺溫泉井
新加坡不處于火山地帶，卻在三巴旺出現一口別具特色的溫泉井。一百多年前，這裏是甘蜜大王佘有進的孫子佘永恭的産業，意外發現源源不絕的瑰寶後，開始生産Zombun瓶裝礦泉水。飲料集團花莎尼收購水廠，以新品牌Seletaris (取義自“實裏達”)重新包裝。公衆人士相信溫泉水可以醫治皮膚病，亦可帶來財富，每逢周末賽馬的日子，都可見到賭徒前來洗澡轉運。
三巴旺軍港
英軍撤退時，以一元的價格將軍港轉讓給新加坡政府，發展爲三巴旺造船廠
爲了防備日軍入侵，殖民地政府在三巴旺建設軍港、空軍基地和相關設施。軍港從三巴旺路一直延伸至兀蘭關卡一帶，成爲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海軍基地。英軍撤離時，以一元的象征性價格轉讓給新加坡政府，將船只維修基地發展爲三巴旺船廠。
雇員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七時到下午四時，每到放工時間，警報器就會響起，周邊的鄉民都聽得很清楚，成爲鄉民的報時器。雇員的薪水每星期發放一次，薪水塞在褐色信封內，除了寫明數額，還注明：“薪酬當面算清，過後概不負責”。
港務局三巴旺港內樹立著“The battle for Singapore 1941-1942”紀念碑
港務局三巴旺港(PSA Sembawang Wharf)保留著戰前軍港的特色，五國聯防的辦公室和美國軍人俱樂部都設在此處。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以三巴旺港爲後勤指揮總部，安排戰艦入港維修，向供應商采購零部件等。
三巴旺港內樹立著“The battle for Singapore 1941-1942”紀念碑，所紀念的是日戰初期，英國皇家海軍戰艦“擊退號”及“威爾士號”罹難的船員。在日本戰鬥機連環轟炸下，這兩艘主力艦被擊沉，800多名海軍葬身大海。我在軍港走動的時候，偶爾還會見到一些外國軍人駐足在那兒默哀。
黑白屋
軍港一帶的“黑白屋”建築群是三巴旺的特色，甯靜翠綠的環境就像英國的小鎮。
本地保留的黑白屋約500幢，建于1898至1941年間。軍港這些專供英軍和家屬居住的屋子是後期興建的，模擬英國的“都铎”(Tudor)式建築風格，但賦予三大本土化元素：高天花板、寬敞回廊和離地的馬來浮腳屋格式。由于四面通風，沒有冷氣也一樣涼快。
“慈濟大愛人文館”黑白屋
新加坡慈濟走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三年前在軍港的一座黑白屋設立“慈濟大愛人文館”。人文館的負責人爲我講述過“五分錢的故事”：南亞海嘯時，在公廁當管理員的老人家通過慈濟，把約兩百元的零錢捐助災民。五分錢背後所傳達的，是心靈富有，濟貧教富，從手心向上轉換成手心向下的慈善理念。
十多年前我還在國防部工作，參與過這場海嘯的國際援助。新加坡所派遣的三艘裝滿救濟品的登陸艦，是最早抵達亞齊災區的外國船之一。當時慈濟的貨船與醫療團隊已經在災區服務，叫我們大開眼界。
越南難民營
在Hawkins Road 難民營爲船民上語文課（圖片來源：Meredith J Kennedy）
說到人道主義國際援助，已經在街道圖上消失的Hawkins Road 25號，曾經有一塊營地被鐵絲網團團圍住，籬笆內外是兩個世界。這個位于三巴旺北部的越南難民營接濟過約5000名由商船救起的船民。聖約翰島是本地第一個安置難民的地方，隨著難民有增無減，于是將他們安頓在三巴旺。
1970年代中，第一批越南船民投奔怒海。新加坡啓動防衛機制，派遣陸軍到白礁駐守。海軍向德國采購的導彈炮艇甫投入運作，便馬上執行任務。郭進保是一名國民服役軍人，在軍艦上荷槍監視著停泊在勿洛碼頭外，第一波32艘載滿難民的漁船。有些女船民受不了海上顛簸的生活，不惜向阿兵哥苦苦哀求，願意用肉體來換取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路經新加坡的船民遠超過商船救起的人數。每個月有數百艘難民船路過新加坡，船上有男人、女人和小孩，有些已經奄奄一息，有些可能是逃跑的軍人，隨身帶著槍械和手榴彈。有些船民故意縱火燒船，強迫新加坡收留他們。本地軍人所能做的是解除船民的武裝，提供飲用水和食糧，修理船只引擎，教導船民駕船技術，將油箱裝滿等，然後護送船只返回公海。
船民中不乏大腹便便，隨時待産的孕婦。例如Pham Van Minh，她在竹腳醫院生下女兒後續程法國，並感激新加坡賜給她最珍貴的禮物。
21年後(1996年)，新加坡送走最後一批船民，象征一個時代的終結。
多年以後，有些船民回顧這段經曆，甚至回來新加坡遊覽。他們認爲新加坡是東南亞的難民營中最人道的，新加坡人也是最親切的。有些難民帶著臨時證件，到附近商店購買日常用品，商家都對他們十分友善。在那個離鄉背井，前路茫茫的時刻，本地人的一個微笑就是一份關懷，一份感動。
烏魯三巴旺
一組新兵在265山頭接受訓練
難民營後面的山林連接到烏魯三巴旺。“烏魯”(ulu)是個馬來詞，指的是偏遠，未曾開發的地方。我在這個山區接受訓練的時候，每當休息時間，村民都會奇迹般地出現。摩多車停泊在膠林前，冰冷的汽水和熱騰騰的咖喱角叫阿兵哥心癢不已。有時候村民還會使出美人計，由年輕的姑娘出馬，連長官都受不了“誘惑”，不消一會兒摩多車便空蕩蕩地絕塵而去了。
對阿兵哥來說，265山頭是最熟悉不過的山峰。這座山有三個山峰，最高的是265呎，新兵受訓，士官與軍官連夜挖戰壕的防衛訓練都在這裏進行。辨認這座山的標記有高聳的福建會館牌坊和四條小路交彙點，俗稱four track junction。所謂患難見真情，好些同僚就這樣結爲一生的朋友。
惹蘭烏魯三巴旺(Jalan Ulu Sembawang)和彎彎曲曲的羅弄甘巴士(Lorong Gambas)兩條黃泥路貫穿軍民共用的地區，住在深山的居民必須花上整個小時才能走到巴士川行的大路。這裏的村民大多來自福建，村民創建的鄉村學校如增志、民正、華民、中玉、新華等遍布各個村落。新加坡拍攝的第一部長篇連續劇《霧鎖南洋》，就在中玉學校拍攝了幾個月，學校師生跟未來阿哥阿姐共處，至今仍然回味無窮。
新華學校的李校長是位客家人，不論學識和籍貫都屬于烏魯三巴旺的“稀有品種”。校長在學校寄宿，老師卻不喜歡住在這麽偏僻，連自來水都沒有的地方，也沒幾個願意起早摸黑，老遠來到鄉野謀生，因此流動性特別大。
文物局的義務導覽員王東印在這個烏魯的地方土生土長，眼看著校長除了兼做校工之外，可能還必須代教多堂課。東印的嬸嬸看准商機，分期付款買下一輛霸王車，讓兒子載送老師上學回家，總算解決了棘手的師資問題。新華有三名畢業生戴上四方帽，東印是其中之一，傳爲佳話。
典型的農村生活
三巴旺的Lorong Lada Hitam Ulu，保留著些許昔日農場的特色
東印住在名爲“萬裏澤光村”(Mandai Tekong)的山芭，數百居民以堂號濟陽(蔡)、太原(王)和颍川(陳)這些原籍南安的親屬居多。這類氏族凝聚力是20世紀華族移民社會結構的縮影，隨著鄉村的流失而逐漸淡化。
萬裏澤光村有些從附近萬裏奉教山嫁過來，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他們的先輩可追溯到從潮州惠來逃難過來的天主教徒。90多年前，750名潮州人因迫害與政治動蕩逃到汕頭，天主教會安排他們來到新加坡。善牧主教座堂的神父Stephen Lee向殖民地政府寫了50封信，多個月後政府終于撥出萬裏的丘陵地帶讓這些難民開墾安家。那兒的Stephen Lee Road 就是以神父命名的。如今奉教山和Stephen Lee Road已經成爲軍訓區，原本座落在奉教山的聖安東尼教堂則搬遷到兀蘭一道。
所謂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萬裏澤光與萬裏奉教山的居民從中國移民來到鳥不生蛋之地，是爲了好好安頓下來，不用過著流離顛沛的生活。他們在租用的地方墾荒，挖掘魚塘，飼養家禽和種植瓜菜，縷縷炊煙下一家人圍在桌子旁，享受勞作的果實，形成典型的鄉居風貌。
若想多賺些外快，羅弄甘巴士流入實裏達蓄水池的大溝渠是釣黃鳝的好所在。黃鳝喜歡在光線昏暗，泥質松軟的淺水區棲息，特別喜歡吃蚯蚓，只要投其所好，必有所獲。黃鳝力氣大，不肯束手就擒，緊緊卷住水中的樹根，必須等待它精疲力盡的時候才收線。去除泥味的方法是將黃鳝養在缸裏，吐出泥沙後才拿到村口銷售。
蓄水池則是吊生魚的好地方。由于政府禁止垂釣，東印和夥伴們便在夜間行事，在銅線上吊著幾個魚鈎置入水中，一個小時後倒回來收拾工具，順便提著大生魚回家。民間認爲生魚湯具有生肌補血，促進傷口愈合的作用，最適合動過外科手術或婦女剖腹生子後補身子。
將屋子租給外人釀制私酒是農家的收入來源之一。別以爲躲在深山野嶺釀米酒便神不知鬼不覺，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時候村裏會出現“捉咕咕鳥”的暗牌(便衣警察)。咕咕鳥愛吃米，于是村民將釀米酒跟咕咕鳥相扣。暗牌的目的不是捉人，而是用大鋼釘將酒桶刺穿，讓咕咕鳥血本無歸。
暗牌來到這麽偏僻的地方，自然一石多鳥，如監視私會黨和聚賭等。遇到掃蕩的時刻，通常由村長出面談判，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如今的烏魯三巴旺保留著一片山林作爲軍事用途，煙霧彈、槍炮聲取代了農家的炊煙豬嚎，亞答鋅板屋和咕咕鳥都不複存在。對曾經在這裏長大的老居民而言：挑起沉甸甸的水桶上斜坡，豬寮田埂裏揮汗勞作，星光下提著違例“偷賺”的活魚，在熟悉的鄉土翻山越嶺的日子似乎相隔遙遠。三巴旺的老故事展現平凡的甘榜環境中的勵志精神，舊時光的芳華依然在我的心頭蠕動 。
(作者爲英國皇家造船師學會會士、自由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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