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父母的房産價值可能會影響子女的財富。
一項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最新研究發現，新加坡居民所擁有的房産價值及國家的住房政策，會對下一代人的經濟狀況産生顯著影響。
研究表明，來自大衆收入家庭（家庭收入處于全國的後60%水平）的子女，其房産財富呈上升趨勢。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組屋政策和購房補貼會幫助這些家庭子女的購房。同時，分布在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開發的組屋區附近的學校，也會起到促進作用。
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家庭（家庭收入處于全國的60%-80%區間）的子女，其住房水平會低于父母。
與此同時，富裕家庭（家庭收入處于全國的前20%）的子女，與父母的財富水平最爲接近，但絕對排名相對較低，部分原因在于超越父母的空間並不大。
位于新加坡宏茂橋（Ang Mo Kio）的私人與公共住宅。新加坡各個地區的代際住房財富流動性均不盡相同。（海峽時報圖片）
從研究方法來看，研究團隊綜合分析了1995年至2018年的住房交易數據和行政管理記錄，側重分析1965年至1984年之間出生的群體（目前年齡介于54至35歲之間）。
爲了驗證公共政策對代際財富流動的影響，研究團隊也查閱了大型公共住宅發展計劃的相關數據，如預購組屋計劃(Build-to-Order，簡稱BTO)、已婚子女同住優先購房計劃(Married Child Priority Schemes，簡稱MCPS)。
該研究還表明，由于地方政策及鄰裏特征，新加坡各個地區的代際住房財富流動性都不盡相同。
例如，榜鵝（Punggol）、巴西立（Pasir Ris）和裕廊西（Jurong West）等新開發地區的代際住房財富流動性均呈上升趨勢，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補貼政策促進了這些地區的優質公共住宅項目的發展。
此外，研究還顯示，已婚子女同住優先購房計劃(MCPS)的額外補貼，鼓勵子女選擇在父母附近居住，從而使他們住房財富水平有所上升。
對于從小生活在公共住宅的群體，其代際財富流動性明顯增強。當預購組屋計劃（BTO）的限制減少時，也會出現同一現象。
研究指出，這是因爲公共住宅項目在政府的大額補貼下，爲新的組屋所有者，尤其是首次購房者，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有趣的是，新加坡的優質公立學校使得低收入階層成爲了新加坡代際財富流動性最高的群體之一，這一點與其他國家不同。
研究表明，“只要附近有公立學校，來自大衆收入家庭的孩子就能受益。然而，住在新區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情況不同，因爲難以進入優質的公立教育機構，導致他們未來難以達到父母的財富水平。”
高收入家庭的子女通常與父母生活在相同的核心地區，因此其流動性基本與父母持平。
該研究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金融系劉德光傑出講席教授艾格華（Sumit Agarwal）、金融系院長講席副教授錢文瀾，以及國大房地産系院長講席副教授兼房地産研究院主任程天富（Sing Tien Foo）、房地産系助理教授樊漪共同開展。
艾格華教授認爲，“房産財富在新加坡人的總財富中占比最高，因此研究代際財富流動性是預測新加坡年輕一代未來發展的關鍵。”
他還強調，“有利的公共政策能夠推動代際財富的流動。長期來看，隨著跨越社會與經濟階層聯姻的産生，這一趨勢將趨于穩定。”
文章英文版刊發于The Straits Times，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查看
原題爲Type of housing Singaporean parents own can impact children’s future economic status: NUS
翻譯：譚瑞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