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在新加坡，接受或贈予1元都算受賄或行賄。
越是臨近退休年齡的公職人員，越是不敢貪。
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包括自己的朋友、同事以及生意夥伴，甚至自己*親近的人。
如果制度不配套的，高薪也不一定能養廉。
內容簡介
新加坡，一個曾經的嚴重貪腐之地，變爲如今連續16年全球廉潔排名前十，並在2010年躍居世界廉潔排名第一，僅僅是高薪養廉嗎？當然沒那麽簡單，書中通過大量鮮活案例、圖案圖表來告訴讀者，新加坡是如何做到的，比如：沒金額限制，受賄1元也可能坐牢；不管是否實施，一句話也可能坐牢；喝一杯咖啡，可能丟掉幾十萬的養老金……
作者簡介
呂元禮，政治學教授，供職于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MPA教育中心，受聘爲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兼職研究員、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約研究員，長期研究華人政治文化與政黨政治，重點研究新加坡政治和李光耀思想，其2007年出版的《新加坡爲什麽能？》一書受到中國與新加坡高層關注、推薦，成爲黨政幹部熱門讀物。
目 錄
爲什麽能：李光耀喜歡講硬道理
一 領導人的政治意志是治貪關鍵
二 一旦貪腐必遭揭發、處罰
三 對很小的貪腐處以相對很重的懲罰
四 讓腐敗者身敗名裂，傾家蕩産
五 制度見效要靠利于其運作的整體風氣
六 反貪機構“權比天大”
七 公務員須有符合市場水平的足夠薪酬
八 讓廉潔成爲執政黨生存的第一需要
如何更能：治貪腐還要講大道理
後 記
媒體評論
《新加坡爲什麽能？》一書對新加坡廉潔舉措有所論述，並將其廉政體系歸納爲“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貪；以薪養廉，使人不必貪；以規固廉，使人不能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貪”。
據說，新加坡李顯龍總理對上述歸納頗爲認可，甚至能夠加以背誦。他在爲該書所作序中提到的“短短幾行字，就概括了我們積累經年的治國方略”，指的就是上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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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筆者曾撰寫出版《新加坡爲什麽能？》；2011年6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作《新加坡治貪爲什麽能？》則是前書的續篇。其著手雖在獅城，其著眼實在中國；其潛台詞是“新加坡能，中國應當也能”，其出發點是“新加坡能，中國如何更能”。
“爲什麽能”的緣起
筆者于1987年畢業于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研究生班，並曾留校在《理論動態》編輯部工作。也許是黨校的學習和《理論動態》編輯的訓練，使我後來的新加坡研究更多一份“當下的關注”，一種“中國情懷”。
2005年年初，黨中央開始對全體黨員進行保持共産黨員先進性教育。“保持先進性”的說法，讓我想起了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與記者的一段對話。
有記者問，作爲人民行動黨（簡稱行動黨）創黨人，你最引以爲豪的是什麽？李光耀回答說，最引以爲豪的是行動黨長期執政，並能保持活力和誠實，而沒有淪落爲一個衰敗和貪汙的黨。
我想，先進性是一個抽象概念，對于執政黨來說，其具體內涵就是活力和廉潔。新加坡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能夠保持活力和廉潔，其成功經驗對中國就具有值得借鑒和便于借鑒的雙重價值。于是，我計劃寫一本書，其標題爲《新加坡：一黨長期執政何以保持活力和廉潔？》。
先進性教育一年半過去了，但筆者的撰著並未完成。2006年10月，黨中央又發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號召。
我想，新加坡也許在民主、人權、自由等方面受到西方批評，但其社會的和諧卻值得稱道。例如，就人與自然的和諧而言，新加坡被譽爲“花園城市”；就人與人的和諧而言，新加坡作爲一個多元種族、語言和宗教的國家，卻能夠在人口密集的島國營造出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的局面。于是，我決定將拙作內容擴大爲廉潔、活力、和諧三方面，並將它們與行動黨的黨徽相聯系。
行動黨的黨徽是白底、藍圓和紅色閃電。“白底象征純潔，強調的是廉潔；閃電象征行動，要求的是活力；藍圓象征團結，注重的是和諧。”這裏，一、三、五句話是行動黨的原話，二、四、六句話是我的引申。這些引申也符合行動黨的原意，並獲得他們的認同。
我之所以這樣引申，是因爲我感到，廉潔、活力、和諧既是新加坡的最大亮點，也是當前中國最爲迫切的目標。全書圍繞行動黨黨徽的上述三重象征加以論述，意在揭秘一黨長期執政何以保持活力和廉潔，解析和諧社會是怎樣建成的。
拙作寫畢之後，書名卻頗費思量。恰在此時，我從網上讀到中國台灣《天下》雜志刊登的《新加坡爲何有權有廉又有能？》一文的節選；讀罷，我又專門到圖書館閱讀該文全文。
文章在介紹過新加坡“有權有廉又有能”的傲人成績之後說：“這不能不讓人問起那個心中有點不太情願的問題：爲什麽新加坡能？”我砰然心動，脫口而出：就是它！我將文中的問句加以變化，將書名確定爲《新加坡爲什麽能？》。
治貪，爲什麽能？
《新加坡爲什麽能？》一書對新加坡廉潔舉措有所論述，並將其廉政體系歸納爲“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貪；以薪養廉，使人不必貪；以規固廉，使人不能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貪”。
據說，新加坡李顯龍總理對上述歸納頗爲認可，甚至能夠加以背誦。他在爲該書所作序中提到的“短短幾行字，就概括了我們積累經年的治國方略”，指的就是上段文字。
2011年1月，廣東人民出版社邀約筆者撰寫新加坡反腐保廉的專著。考慮到有關著述對于中國的借鑒作用，筆者毅然放下正在進行的其他課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加坡治貪的研究中去。
新的著作必須避免雷同，另辟蹊徑。恰在此前的2011年年初，新加坡出版了《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硬道理是相對于大道理而言。
一般來說，大道理強調原則，硬道理注重實效。喜歡講硬道理的鄧小平說：“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無獨有偶，李光耀也是“不在乎理論漂不漂亮、優雅不優雅。如果沒有用，就換別的來做”，並認爲制度、政策不是因爲好才可行，而是因爲可行才好。
因此，硬道理就是管用、可行的道理。有感于此，筆者計劃將新書起名爲《新加坡治貪的硬道理》，並總結出“領導人的政治意志是治貪關鍵”等八條硬道理。
如果一百個腐敗分子只有一個被揭發、受懲罰，腐敗者就會存有極大的僥幸心理，即使面對死刑的懲罰，也可能铤而走險。
爲了不讓腐敗分子漏網，新加坡在治貪方面實行了雖不好聽、但很管用的“有罪推定”，即任何人財産或生活狀況超過其正常收入，卻不能做出合理解釋，即被視爲貪汙。例如，“你的銀行戶頭裏有200萬元，但你每月的收入是1萬元，那我們會先假設你受賄，直到你證明你有能力賺取這麽多錢爲止。”
因此，“新加坡所建立的制度，不是假設沒人會貪汙，而是確保一旦有人貪汙受賄，必會被揭發並面對處罰。”于是，“一旦貪腐必遭揭發、處罰”，就成爲新加坡治貪的硬道理。其特點是“捉貪高概率”。
新加坡行賄受賄的最高處罰是坐牢5年或罰款10萬元，或兩者兼施，遠不及在公共場所塗鴉被判鞭刑、販毒被判絞刑來得可怕。因此，其治貪的嚴厲並不表現在重罪重罰，而是表現在輕罪重罰。
新加坡《防止貪汙法》對賄金無最低金額限制，在一定情況下，給予或接受1元錢就算貪汙，就要坐牢。這不近人情，卻十分可行。理由是不接受1元錢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而坐牢是任何人都害怕的。用任何人都害怕的懲罰，去讓人做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其結果是既少有人賄賂，也少有人坐牢。這叫著以刑去刑。于是，“對很小的貪腐處以相對很重的懲罰”，就成爲新加坡治貪的硬道理，其特性是“對貪零容忍”。
書成之後，出版社建議將書名改爲《新加坡治貪爲什麽能？》。新加坡華人占多數與一黨長期執政的特征，表現出與中國相近的國情。
一般來說，華人重視家庭親情，也容易衍生裙帶關系；一黨長期執政則容易滋生驕傲，産生懈怠，腐敗現象也常常相與伴隨。但是，新加坡作爲一個華人占多數的國家，卻能夠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被世人公認爲很好地控制了貪汙。這難免讓人們不由自主地追問：新加坡治貪爲什麽能？
新加坡治貪爲什麽能？這既是對獅城的叩問，也是對當下的拷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