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政治領袖比大熊貓更稀有，比大熊貓更可愛，只可遇卻不可求。很多技能都可通過大學學習獲得，如通過學習成爲規劃師、建築師、工程師、會計師、醫生和律師，但極少人是通過大學學習成爲政治領袖。在這一點上，新加坡非常慶幸，誕生過李光耀這位百年一遇的傑出政治領袖。他對這座城市國家的領導，特別是對新加坡城市規劃的領導模式，值得深思。
我們知道，城市是一部巨大的生活機器，由許多複雜系統構成。每個系統又包含若幹層次，並受其前序和後序條件制約。管理這些複雜系統的城市管理者們，其組成類似于一個身體。身體有不同肢體，各肢體功用不盡相同。若能各司其職，配合得當，就可讓城市運轉順暢、井井有條。反之，若大腦不做方向性思考工作，代替手和腳的工作；或手和腳不做好本職，卻代替大腦思考，會容易出現“手忙腳亂”，或“縮手縮腳”，無法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在城市規劃中，城市領袖的作用就像大腦，負責思考城市當前的緊迫問題和未來的潛在問題，提供清晰方向，確定宏觀目標，建立機構，選拔核心執行團隊和提供財政支持。專業規劃官員好比腳和手，負責完善宏觀和具體目標，定義和定量，制定模式和標准，完善規劃與設計，並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
李光耀對新加坡城市規劃的貢獻，可歸納爲五個方面：
第一，提供願景和方向。
1963年，李光耀說：“獨立後，我千方百計要找出引人注目的辦法，以向世人顯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不一樣。最後，我選定了一個使新加坡成爲清潔和綠化城市的計劃。” 這個願景確定後，通過50多年規劃引導、建設、發展和精細化管理，新加坡蛻變成一座“花園城市”。
1964年，新加坡政府又提出“居者有其屋”城市願景。李光耀談到這個願景時指出：“我爲何采用‘居者有其屋’？因爲擁屋者將保持屋子內外環境清潔，這將保證屋子的價值不斷提升…同時，我們讓大家把兒子送去當兵，保衛國家。如果不擁有住房，他們的兒子爲何要保衛這個國家？”。因此，在1971年概念規劃中，確立了圍繞新加坡中央集水區建立高密度組屋衛星鎮的規劃目標。目前，82%的新加坡居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組屋裏，且組屋價格是居民負擔得起的。平均而言，新加坡一對年輕夫婦工作5年左右，完全依靠自己的存款和公積金，就可購買一套住房。因此，新加坡年輕小夥子求婚的時候，往往是拿著組屋的鑰匙求婚，因此成功率比較高。
第二，確定具普遍規律的管理理念和原則。
不以意識形態定優劣。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脫離英殖民政府統治。但新加坡政府並不以意識形態挂帥，不加區別地消除殖民痕迹（有別于周邊其他國家的做法）。反而是頂住壓力，決定保留矗立在新加坡河畔第一任總督英國人萊佛士爵士的塑像。同時，完整保留由英國人規劃和建設的市中心。
虛心向其他城市學習。李光耀說：“我們以其他城市爲鏡，有的以之爲戒，好的學其所長。因爲我們能夠想到的辦法，數以千計的城市都已經試過了”。1967年，新加坡政府決定著手制定指導新加坡長遠發展的概念規劃。鑒于當時新加坡專業規劃人員屈指可數，政府向聯合國申請資金，聘請九名澳大利亞籍規劃顧問負責制定新加坡第一版概念規劃，同時委派200多名官員從旁協助和“偷師”（通過這種方式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即制定了規劃，又培養了規劃人才）。
新加坡1971年概念規劃奠定新加坡城市框架（來源：新加坡市區重建局）
政治領導和專業規劃官員相互尊重，各司其職，相輔相成，避免越俎代庖。李光耀等政治領導給予專業規劃官員時間和機會對規劃宏觀目標進行深入研究和完善，甚至允許規劃人員提出不同建議。這樣，確保專業官員得到充分授權，讓他們既有巨大壓力，也獲得充分信任，從而調動工作積極性，努力創新。當然，在選拔專業規劃官員，特別是規劃部門負責人時，盡量按照是否具備“科學家的腦，藝術家的眼，人文學者的心”這三個標准來遴選。
林教授采訪新加坡第二任總規劃師蔡炳才先生
第三，建立良好行政文化和一體化工作機制（“系統背後的系統”）。
新加坡城市規劃“一張藍圖幹到底”。所有部門的工作均圍繞這張藍圖展開。因此規劃制定和落實工作必然牽涉衆多部門，非市區重建局一家可以獨攬大權或獨自擔當。爲了確保規劃制定和執行的科學、統一、透明和高效，新加坡政府建立總體規劃委員會（“總規委員會”），打破行政壁壘，塑造“整體政府” (Whole of Government)行政文化。總規委員會由總規劃師擔任主席。該職位由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任命，代表部長行使在規劃領域的職權，享有很高的權威。
同時，爲避免政出多門，確保權責統一，政府建立起一體化的行政體系。比如，1995年，爲提升城市交通效率和市政管理水平，打造一個“無堵城市”，新加坡政府大刀闊斧進行機構改革，將道路署、地鐵局、車輛注冊局與陸交司四合爲一，建立起一體化的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陸交局”），負責以下職能：
制定交通發展政策和戰略
道路、軌道交通和公交車網絡規劃
道路、軌道與乘客基礎設施發展、設計與建設項目管理
道路交通管理，包括非法停車執法和交通燈設置等
道路結構與設施維護
監管公共運輸和車輛
陸交局約有5500名官員（專業官員有3000人），管理上“一竿子插到底”（新加坡交警只負責發放駕駛證和與交通行爲有關的執法）。換句話說，陸交局掌握新加坡陸路交通有關的幾乎所有權力。權力很大，但責任也很大。若出現與陸路交通有關的問題，公衆和上級領導的目標自然會指向陸交局。這樣，權責統一，行政邊界清楚，不易出現扯皮、懶政和貪功現象，同時確保施政高效和連續性。
第四，應用常識做出理性和正確判斷。
在第一版概念規劃尚未完成前（1967年至1971年），有些緊迫的重大工程，無法等規劃制定後再做決策，比如國防訓練基地、高速公路、水庫等工程。李光耀和他的內閣同僚，在確定這些重大項目的選址上，應用了常識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確保項目布局不幹擾老百姓的生活。
第五，注重細節，但不拘泥于細節，確保規劃解決實際問題，達到目標和效果；並要求執行官員具實驗和開拓精神。
新加坡第二任園林與康樂署署長（相當于局長）黃堯堃先生在接受我們采訪時，曾提起一件與李光耀先生共事的趣事。有一次，在陪同李光耀視察城市綠化時，李光耀要求園林部門將道路兩旁裸露牆面（大約有9米高）全部綠化，因爲他認爲一個城市若被鋼筋水泥包圍，將影響居民的精神氣。
按照當時技術和財力條件，黃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到：“不好意思總理，我們做不到”。李光耀對這個回答很不滿意，半開玩笑地對黃先生說：“我要把你的頭給’砍了’；他接著說，如果園林部門回去做實驗，經過若幹次嘗試，如果仍然做不到，再回來答複他，他可以接受；但若未經嘗試，就說做不了，要把黃先生的頭給“砍了”。
新加坡牆面和人行天橋綠化
新加坡在很短的時間實現了城市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巨大飛躍，成功邁入國際一流宜居城市。很多人往往將其歸功于規劃師、建築師和工程師及其他專業人士。然而，傑出政治領袖才是指揮中樞，起了“城市大腦”應有作用。大腦與身體其他部位緊密配合、各司其職、相得益彰，發揮了身體的整體功用。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裏，將一個“落後、混亂和肮髒”的第三世界城市變成“安全、幹淨、暢通、空間充裕、對外四通八達、安居樂業”的第一世界城市，成爲華人社會的典範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