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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體制的差異
香港奉行的是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政府無爲而治。
新加坡奉行的是凱恩斯主義，政府對市場進行幹預。
香港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政策，以至于香港一直是冒險家的樂土，也造成了壟斷資本主義的土壤，法無禁止即自由。
新加坡是強政府，所有的資本都只能在政府規劃的範圍內逐利，國家機器調控資本流向。
比如香港底層最苦不堪言的兩點，住房和養老；新加坡之所以做的比香港好，就是因爲強政府的存在。
新加坡在70年代搞組屋發展的時候，能在市中心執行近乎于“強拆”的態度，大量修建祖屋，調節收入的不平衡。
新加坡80%的居民都居住在祖屋當中，而香港公屋和居屋的比例只占到40%。
圖爲新加坡組屋
而且新加坡老人要是沒錢養老，還可以找政府申請用比較大的組屋換一個較小的組屋，以換來政府補貼的養老金。
新加坡所有人收入的36%都要被強制當作公積金和退休保障存入銀行，一方面保證了國家基礎建設有充足的資金，也避免一部人過度消費，沒錢養老。
而香港的強積金只有10%，主要的養老金都依賴于商業保險，或政府派的少量綜援。
昂貴的租金和公共住房不足以造成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讓政府很難提前提取高比例的養老金，而底層居民又普遍缺乏規劃財産的能力，造成惡性循環。
2
科技領域的扶持
在國家之手積極推動下，新加坡在不同的創新科技行業，成績相當顯著，吸引多家跨國公司赴新成立科研中心。
新加坡成立國家研究基金，支持生物科技、數碼媒體、信息傳輸、潔淨科技等７個領域；又爲新創公司承擔逾80%的資金風險，鼓勵國民發展創新科技。
相對而言，港府卻是“愛理不理”、左顧右盼，董建華好不容易提出的數碼港和中藥港的概念被李家最後拿去搞地産，導致人才流向深圳南山和國際上其他科技中心。
除此以外，新加坡采用“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 box），讓新創公司在一定範圍內不受國家法律規範，測試自己的創新服務。
至于香港，則強調監管政策以“風險爲本”，不利于創新科技的發展。
而科技的競爭本質上是人才的競爭，新加坡政府在這一點上給足了支持力度。
香港大學獎學金四年才給70萬，剛夠個學費，一年還沒幾個。
新加坡每年從中國招接近1000個全額獎學金的學生，每個人的支出都接近100萬人民幣。
不少中國同學拿著新加坡的獎學金去牛津劍橋哈佛麻省理工讀書的，算下來過200萬了。
新加坡本地居民反對，說搶了他們的工作。政府象征性的調整下就業門檻意思一下就是了。
大家都很明白，沒有foreign talent, 新加坡的未來毫無競爭力。
而于此同時香港在積極的搞著排斥大陸的運動，又是蝗蟲又是阿燦的。
所以大陸精英在香港大部分都從事的是金融相關行業，因爲只有金融行業的客主主要來自內地。
而科技相關行業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支持不說，就業後還會遭到本地的排斥，以至于香港至今都沒有什麽拿的出手的科技成果。
3
對制造業的態度
由于香港只是一個城邦式的城市，其並不需要對産業進行長期的規劃，它的經濟體制可以完全依附于內地而存在。
而新加坡是一個主權國家，如果沒有制造業只有服務業，它就等于將自己的命運完全交給了他國。
新加坡在1965年建國後，便開始大力發展制造業，此後實業經濟多次轉型，但制造業貢獻至今仍占比較大，約爲國內生産總值25%左右。而香港的制造業這一比例僅爲3%。
目前，新加坡的電子制造、石油化工、生物醫藥等産業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地位。
而香港制造業在1998年後，開始大量向內地轉移，其經濟貢獻率變化甚微。
比如以生物醫療爲例。
論醫藥公司數量，新加坡有95家，中國有7500家，大概是新加坡的80倍；
但從産生的專利數講，新加坡是3068件，中國是9300件，中國只有新加坡的3倍。
再看研發支出，新加坡在這一領域的研發支出是769億美元，日本是1518億美元，而中國是1600億美元。
新加坡之所以把生物醫藥業作爲新興産業，是建立在一系列考量上做出的決定。
醫藥公司最關注的問題是知識産權，新加坡的知識産權保護和全球競爭力都在亞洲名列前茅；
新加坡還一再強調，通過新加坡可以進入廣泛的世界市場，因爲有一系列的FDA自由貿易協定等。
新加坡2000年確定把生物醫藥業作爲重點，理念跟目標非常明確，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個亞洲生物醫藥中心。
整個流程也非常清楚，從基礎研究到臨床應用性研究，到生産的領域，區域的總部，再進一步發展到醫療保健領域。
爲達到這個目標，采取三管齊下的措施。
第一， 基礎設施投入，投入三四十億新幣，建立一個新的醫藥園區，特點是把工作、生物和娛樂融爲一體，營造家園式的社區。
第二， 吸引國際500強公司在新加坡落戶。
第三， 吸引全世界生物醫藥業的一流科研人才。在人才資本、知識資本、産業資本等方面進行有機協調。
在小小的生物醫藥工業園區裏，有3600多個來自50多個國家的科研和研發人員。
以熱帶疾病研究所爲例，研究員來自18個國家和地區；在南洋理工大學，教師與科研人員一半以上來自新加坡之外。
因爲這一系列措施，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生物醫藥業的發展非常迅速。
2000年在國民經濟總值還不占大的比重，到今天已超過5%。特別是其對制造業附加值帶來非常大的貢獻。
而香港任憑自己所有的制造業北上至內地，僅有的制造業也沒有集中的優勢；畸形的經濟結構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和社會精英的單一化。
4
政治環境的穩定
香港回歸以來，對國民教育的缺乏，導致香港本地年輕人對祖國的認同感不夠，這種低認同感造成了政治摩擦。
而新加坡政府逼著所有新加坡的居民，即使是外國人，都必須要上思想教育課，而且是從初中上到大學。
香港特區政府的規劃一直被立法會牽制，很多好的理念或方案很難執行，長期被利益集團和部分民意綁架。
後果是失去很多發展機遇，缺乏長遠規劃，有利民生的長遠政策得不到通過與實施。
而在金融領域，新加坡相對于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北京管不著。
所以香港更適合通過中國的超級聯系人這個地位實現資産的增值，而新加坡由于政治上的中立更適合高淨值人士的資産保值。
即是香港比較像東方的倫敦，有更高的靈活性，也能提供更多暴富的方式，更適合“樂業”；
而新加坡類似于東方的瑞士，更具備穩定性和安全性，更適合“安居”。
尾 記
香港相對于新加坡而言，最大的優勢就是一國兩制。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優勢，這是新加坡無論如何都羨慕不來的。
因爲中國的購買力實在太強了，小小的澳門就簡單得保持太平，人均GDP就常年位居亞洲第一。
香港占據中國崛起的天時，大灣區融合的地利，要是因爲極端的民族情緒把民生搞差了。
那真是大餅挂在脖子上餓死了。
一小部分年輕人被忽悠是他們的問題，成群的年輕人立場不堅定；
港府必定要痛定思痛。
港英政府當年也被香港居民恨得牙癢癢；67年暴動後，政府開始正視九龍城寨的底層。
73年股災後，英女王在香港建立直接聽命于港督的ICAC, 正視弱勢群體的利益，港英政府才開始逐漸被港人所接受。
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都想實現中國夢，最後就毛爺爺成功了，因爲他團結了底層大多數。
中國爲什麽社會穩定，真的只是因爲一個強大的政府嗎？難道清政府不強大嗎？
是因爲這麽多年，中國無論怎麽搞發展，都把通貨膨脹按得死死的，不至于讓窮人活得太憋屈，並且有強大的制造業給他們提供充分的就業。
香港必須要正視貧富懸殊和市場結構不均衡性的問題
不能再小政府，大市場；要學習新加坡，強政府，大市場。
當然我們也要相信，香港的陣痛也是短期的。
港府如果能有效得采取改革措施，和中國的發展共振，將極大得刺激香港的私營經濟。
讓香港從壟斷性城邦向多元化城邦轉型，實現再次騰飛，成爲真正的東方之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