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約24歲的湯申，繪于1845年（圖片來源：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衆所周知，新加坡有條貫穿中部到北部的主幹道名湯申路(Thomson Road)， 是爲紀念海峽殖民地政府測量師湯申(John Turnbull Thomson，圖1)而冠名的。《新加坡史話》摘有《自由西報》1853年8月的一則新聞， 大致內容是：因爲湯申即將歸國，本地歐人僑民組織舉行會議討論，這是過去一段時間裏參加者最多的會議，衆人強烈地希望當局贊揚湯申先生爲公共事業所作的寶貴服務與貢獻。會中，本地的首位大律師納比雅先生(Mr. Napier)高度地稱贊了湯申在設計和建造霍斯堡燈塔上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而該報認爲，事實上湯申有更多惠及枚銀質獎牌，表彰其爲殖民地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惋惜其離開。以上足見當時的人們對湯申的依依不舍之情與極高的評價。當地居民的功勞。在同一時間，政府也授予湯申一枚銀質獎牌，表彰其爲殖民地所做出的傑出貢獻，惋惜其離開。以上足見當時的人們對湯申的依依不舍之情與極高的評價。
少年英才
湯申1821年8月10日出生于英國東北部諾森伯蘭郡的一個小村莊，父親在一次狩獵時不幸墜馬而亡。爲確保接受良好的教育，其母竭力將他送到蘇格蘭鄧斯的一著名學院就讀。他的一些同學家在馬來亞擁有土地和莊園，這些同學平時對馬來秘境的描述，使其萌生了“越洋發展”的夢想。藉以上關系，湯申在16歲那年就離開故土赴馬來亞，獲得的工作是參與測量英國公司位于槟城等地的大型莊園。從1838年到1841年，他在當地的莊園裏測繪，生活十分艱辛孤獨，外出工作唯有象夫和大象相伴，當進入茂密的叢林測繪時，他這個不尋常的“白色幽靈”總是引起原住民的恐慌——可能是最早踏進秘境的白人。出于需要和興趣，他很快學會馬來文和印度文，並熟悉了當地的風土人情。總督慧眼識才，高度評價其在馬來亞測繪的地圖，而且于1841年邀請他擔任新加坡殖民政府的測量師。湯申自此與新加坡結下不解之緣。1844年湯申升任道路和公共工程總監，負責城市規劃與建設，12年中爲本地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留下了大量寶貴的遺産。
（圖2）“Plan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11 April 1843（圖片來源：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
這些遺産中最耀眼的是測繪的各種地圖。例如1843年繪制的城市規劃藍圖(圖2)，這份通過精細測量而繪制的藍圖，標示有市街、路名、公共設施等，對城市的布局做了大膽規劃，使得新加坡初具近代城市的雛形。順帶一提的是，該圖上的Church Street，據說是湯申用其摯友Thomas Church之名命名的，這就是現在的Waterloo Street。
而且，他並不滿足于陸地測繪，還與康格頓船長一起對新加坡海岸和馬來半島東海岸進行了一次非常精細的調查與測量。他繪制的幾種水文圖皆由海軍部雕版印刷，是當時十分重要的水文圖。
湯申23歲前後就擔負起爲城市規劃的重任，在測繪上顯露了天分，爲本地的早期發展留下濃厚的一筆。不僅如此，他還以文字、建築、繪畫等形式給後人留下了寶貴遺産。
曆史的記憶——文字實錄
因爲測繪工作，湯申騎馬走遍各地。他十分留心周邊的事物，並且以文字與繪畫記錄下所見所聞。湯申留下的文字實錄，與本地有關系的著作有《遠東生活一瞥》(1864)、《續遠東生活一瞥》(1865)等。他還在各雜志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廖內一覽》(1847)、《關于新加坡居民的總報告》(1850)、《霍斯堡燈塔》(1852)等，爲後人留下了百年前本地的鮮活畫面。
湯申首次到達新加坡是1837年，雖然只是短暫的過境，但仍以生動的筆觸做了記述。例如，他對港口的繁忙景象描述道：海岸有上百艘來自中國、馬來的各種船只，如獨木舟、舢板、駁船等。政府山(今日的福康甯山)是城市景觀中心，青翠的草坪上點綴著別墅，山下有貨倉、富商豪宅，房屋背面是蔥蔥郁郁的樹林，交錯著甘密園和胡椒園。高大的樹木獨自聳立或蔚然成林，或隱或現于山丘和島嶼上。繁盛與甯靜相伴，富裕與莊嚴同在，這種氛圍在別處非常少見。再如，他對于街景這樣寫道：那個討厭豬肉的波斯猶太人擁抱著喜歡豬肉的中國人，來自貝納雷斯的崇拜牛者(印度人)擁抱殺牛者(阿拉伯人)，描繪了一派不同種族和睦共處的景象。湯申由此准確地判斷說，新加坡乃東西方的交彙點。
1841年湯申再度回來後，繼續以文筆記錄當地的景象：當時的人口不超過3萬人，雖然是英國殖民地，但在此定居的歐洲人僅200人，其他居民多數是華人和馬來人。洋人的住宅區布滿豪宅，華人地區擁擠且交通繁忙，馬來人則多居住在郊區的茅草屋裏，華人和馬來人的房屋火災頻發。他還記述了12年中在城裏和郊外的生活：從上流社會的宴會到下層苦力的生活、從老虎到海盜、從治安到賄賂、從自然環境到風習等，事無巨細均做記錄，可謂新加坡早期百態的真實寫照。
曆史的活化石——建築
湯申還是一位出色的建築設計師。在殖民地政府服務期間，湯申受委托負責設計、監造了不少公共建築，至今仍然“健在”的有霍斯堡燈塔和達爾豪西紀念碑(Dalhousie Obelisk)。
著名的霍斯堡燈塔在當時來說稱得上是偉大的工程。燈塔從藍圖的繪制到現場監造，每個細節都滲透著湯申的汗水。在極其惡劣的施工環境下，他還忙中偷閑，用畫筆記錄下現場的實況，如燈塔本身的結構、水龍卷、工頭與工人的沖突、海難景象等，甚至畫下了石匠們工作的各種姿態。因工作極其辛苦，燈塔竣工後他的健康也隨之崩潰。
（圖3）達爾豪西紀念碑（作者攝于2019年4月）
達爾豪西紀念碑是1850年爲紀念印度總督達爾豪西侯爵訪問新加坡所建，雖經幾次搬遷，仍然“健在”，現位于皇後坊(圖3)，是新加坡最古老的紀念碑。不知何故，報章和官方稱該碑爲“達豪施紀念碑”，與紀念碑上的中文名稱不一樣。
除此以外，湯申還設計、監造了湯申橋、陳笃生醫院和歐洲海員醫院、愛倫坡大廈、聖安德烈教堂的尖塔頂，主持修複了哥裏門橋。
（圖4）1840年代的湯申橋（圖片來源：Singapore A pictorial History 1819-2000）
湯申橋名副其實是湯申設計建造的。新加坡河上原先有一座“比森門橋”。1844年湯申設計、建造了一座供行人通行的木橋取而代之，這就是“湯申橋”。兩年後爲了讓馬匹和馬車通行對其進行了拓寬。隨著交通的迅速發展，1862年原橋被拆除改建，更名爲“愛琴橋”。雖然“湯申橋”已經成爲曆史，但在其畫中仍能一覽芳容(圖4)。另外，不少文獻提到湯申還在加冷河上造過橋，但筆者至今未找到諸如橋名、圖像這類足以旁證的資料。
（圖5）畫中央是最早建成的陳笃生醫院，右邊的是歐洲海員醫院（圖片來源：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陳笃生醫院和歐洲海員醫院是當年市區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高聳于珍珠山上。可惜如今只能通過湯申留下的水彩畫觀賞到。(圖5)
值得一提的是，湯申根據當局要求，編寫過一供水報告Report on the Projected Water-works, For the Supply of Singapore Town。這份23頁專題報告由當局1852年出版成冊，足見重視程度之高。估計它與新加坡19世紀後期建造的第一座Impounding Reservoir(也稱Thomson Road reservoir)有關。水庫建成時湯申已離開本地廿多年了，顯然非他所建，但由于該水庫恰好位于湯申路，加上有可能參考了其研究成果，民間順其自然稱爲湯申蓄水池。直到1922年，水庫重修後才更名爲“麥裏芝蓄水池”。
曆史的具象載體——繪畫
湯申畫過一系列水彩寫生，稱之爲“視覺文獻”並不爲過。這位自學成才的藝術家用畫筆記錄下了大量19世紀的人物、民情、建築等。在攝影技術出現前，這些寫實性作品可謂是記錄本地曆史的無價之寶。
（圖6）“The Esplanade from Scandal Point”，1851（圖片來源：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
湯申曾經爲本地一些友人畫過像，例如先賢黃埔先生請他爲自己的父親畫過肖像，惜已遺失。其留下的作品中，知名度最高、亮相最多的是目前展示于國家博物館的“The Esplanade from Scandal Point”,1851(圖6)。此畫寫實性地描繪了本地當時的社交、休閑場景。從裝束和膚色看，畫中有西方人、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馬來人。馬車或馬背上的都是西方人，或站或坐在草地上的幾乎都是亞洲人。草地上有懷抱嬰兒的亞洲保姆，有手拿魚叉的海人及其家人，有與妻兒偕行的土生華人。草地上還有一身白色套裝的西方人(位于圖右下方)，據說是湯申本人，其身邊的則是萊佛士的秘書兼馬來文豪孟詩阿都拉，他也是湯申的馬來文老師。而圖中乘坐敞蓬馬車的是海峽殖民地第五任總督W. J. Butterworth 與夫人。這一充滿田園風光的場景，在展示各族異服風采的同時，似乎還透露著另一信息：19世紀的新加坡是西方人在上、亞洲人在下的等級社會。
（圖7）銀制紀念裝飾（圖片來源：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湯申因建造霍斯堡燈塔積勞成疾回國修養前，本地歐人僑民組織不僅專門開會加以稱頌，而且在其啓程的前一個晚上，贈送餐桌用銀器作爲紀念品(圖7)。歸國後的湯申于1853年11月從愛丁堡來函致謝。他寫道：“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我被迫離開了新加坡這樣美麗宜人的定居點，在那裏我度過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而我深受如此友誼的羁絆。我相信，如果得以康複，我不會長久缺席。”
歸國後，湯申在療養的同時進入愛丁斯堡大學進修，隨後移民新西蘭，擔任該國首席測量師，直至1884年63歲去世。
湯申1858年在新西蘭成家，育有九女。1957年6月9日《海峽時報》有文介紹湯申居住于新西蘭。年已84歲的女兒Mrs. Archie Stocker在文中回憶童年時說，記得父親冬夜坐在火爐旁埋頭翻譯爪夷文(Jawi)《阿都拉傳》，家人第一次看到這奇異文字時，誤以爲阿拉伯文。湯申和阿都拉是多年深交，兩人經常友善地辯論，尤其是關于信仰話題。偶爾因意見相左後者會憤然離去，但很快會回來，好像什麽也未發生似的交談。湯申悉心翻譯的《阿都拉傳》，亦爲後人了解開埠初期本地的曆史，提供了珍貴資料。並且，由于注入了某些個人理解，翻譯版獨具特色。
時勢造就英雄。在新加坡誕生的襁褓期，萬事待舉，而當地人才嚴重匮乏。湯申雖然未受過專業訓練，但天分極高，多才多藝，風雲際會，展露非凡才華，爲本地的早期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參考資料：
1.《通過明信片回顧新加坡》，《星洲日報》載1982年9月6日。
2.《即將第五次重建的愛琴橋》，《聯合早報》載1986年11月10日。
3. Thomson, John Turnbull. 1865. Some Glimpses into Life in the Far East.
4.John Hall-Jones, Christopher Hooi.1979. 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5.“LIFE ON THE BEACH”, The Straits Times, 9 June 1957.
6.“Priceless record of early Singapore”,The Straits Times, 31 October 1980.
(作者爲晚晴園華文義務導覽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