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國古代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中，決定了君臣之間的主奴關系和相互猜忌，君王和臣子的相互角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戲劇。君王若以詐術和暴力治臣，臣子便以暴力篡弑，或以韬光養晦之計求自保。

在劉邦建立西漢後，朝野都籠罩在劉氏抑制功臣的恐怖當中，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

謀臣張良，卻憑著自己的智慧，功成身退，幸免于難，而他和君王劉邦之間的角力，也值得再三細品，關注反思。

位于長城以內的“農耕”文化是統一邏輯下的統治基礎，但是君王是人不是神，精力有限，只能雇傭大量的官吏代理施政。如《韓非子·外储说右下》中所述：

明主治吏不治民。

便揭露出君主治理的一大特色。君主大量的精力主要花在和臣子周旋中，其間，便隱藏著封建智君臣文化的許多秘密，並催生出一個接一個波詭雲谲的故事。

先說曆代主仆本質的君臣關系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君王政體中，從根本上決定了君臣關系的主仆性質，在顯現方面：只有兩種略帶差距的制度設計。

一種乃是在儒家思想倡導下的限民主式君主集權。

意思淺顯易懂，就是承認君主的絕對主宰地位。從《論語·季氏》中看，维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集权原则，要求臣子对君王尽忠“勿欺之，而犯之”。或者“君命召，不俟驾行”。可见在整个以《论语》为儒家倡导记录中，都是主张君主集权下的君臣有限民主。

另一種是法家主張的君主絕對集權的君臣主仆關系。

法家推崇的一些列制度，是爲了迎合君主無限集權的欲求，特此強調君臣之間上下、尊卑、主仆的關系定位。正如法家申不害在《群書治要·大体篇》中明示的：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事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由于君主高度集權有本能的排他性，專制傾向，因而儒家的溫和設計始終未成爲主流，但也沒有成爲絕響，而是一直骨血未斷。

不管是儒家還是法家，形式上的差異表明君臣關系，其本質還是沒有發生轉變：君爲主，臣爲仆。曆代聰明謀士最需要明白的道理，並且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的也同樣是這個。一旦試圖以平等姿態，甚至妄想越過君權，離洗白就不遠了。

張良的聰明，就在于他把這個道理刻在了心中。

從劉邦與君臣博弈局面中看張良智慧

我們從《史記》、《漢書》的記載中均可看到史家對于劉邦的評價（注意這史家就是劉家後代掌控天下時期的記錄，不敢輕易亵渎祖宗）：“慢而侮人”、“素慢無禮”、“輕士善罵”，並無道德可言。但是他卻是一個徹底的功利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爲了達到“王天下”的目的，可以掩蓋其真心，達到禮賢下士的姿態，並能“與天下共利”，舍得與人分利。

借著與人同利的理由，調動名將，謀臣積極性，爲他鞍前馬後，同創天下。正如吳思先生所言：

暴力最強者的選擇，體現了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而不是對正義的追求。

所以對于士人，臣子而言，所謂“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只要能夠贏得主人的認可和信任，就心甘情願爲他賣命。蕭何如此，韓信如此，張良更是如此。

但是劉邦對各類人才的態度，畢竟是以是否對自己有利作爲衡量標准，一旦時過境遷，外敵覆滅，必然會把矛頭對准內部，哪些臣子是對自己最大的威脅。

我們注意到劉邦在想要廢除太子這一事上，張良的策略如何。此時呂後知道唯有張良可撼動劉邦的決定，于是求良勸谏，張良回複她：

“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余人何益。”

——《史記·留侯世家》

可見張良深知環境變化對于君臣關系的影響，可惜其他人不太明白這個道理。

直到後來，劉邦以陳平計“械系信”，信曰：

“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史記·淮阴侯列传》

韓信死到臨頭才明白“天下已定，劉邦翻臉不認人”的道理，而張良，早都明白了。

誠然，連劉邦自己也承認：“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並稱其爲“人傑”，但自從韓信要求立齊“假王”開始，就埋下了不信任的種子，也正是劉邦這句“用並不如韓信”，才有了韓信“勇略震主”的嫌疑，

較之韓信，蕭何張良的處境雖爲好一些，但也不是高枕無憂，如蕭何和劉邦的角力，往往通過“貪腐自黑”手段，把一些小把柄落入劉邦手中，以求自保。蕭何這些舉措，無不在暗示于劉邦，自己只是臣子：愛財，不求權，更于江山絕緣。

細說張良之智慧

張良作爲“爲韓報仇”的韓國世代貴族後裔，在反秦一事上，和項羽、劉邦等反秦有共通的利益。但確如蘇轼所屬：

圮下老人之考驗張良，乃是惜其“出荊轲聶政之計”，折其“少年剛銳之器”，以“使之忍小忍而就大謀”。

——《素書》

而他選擇長期跟隨劉邦，則是印證那句“士爲知己者死”的信條使然。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史記·留侯世家》

這就有趣極了，他讀黃石公所授的《太公兵法》，不就是爲了當“帝王師”嘛。所謂音實難知，知實難求。而劉邦，簡直就是他的“知音”，這也是古代士人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價值。

智慧一：

同樣在劉邦麾下，張良和蕭何、韓信等人有本質上的不同，他既“未嘗特將”，也不介入具體是事物，而只是“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用他的話說，這叫“以三寸舌爲帝者師”。雖然當初曾“聚百余人，從漢王，但後面絕對不帶兵”，在此基礎上，毫無組織根基而言。

如果在漢建立前，他還有項伯這樣的好友，到了建國後，他就徹底成了一個光杆司令，就舌頭一張，爲劉邦出謀劃策。

前者沒有手握重兵重權嫌疑，後者也無結黨營私的情況，在此情況下，又能爲帝王出謀，劉邦信任他，也是他後來“身名俱全”的原因。

智慧二：

”即便如此，張良也並未放松警惕，他深知劉邦這人疑心大過天，稍有不慎，就惹禍上身。至于天下既定，論功行賞時，在蕭何的封賞問題上已鬧過一次糾紛，終由劉邦維護而定“蕭何第一”。但是後來蕭何遇到多次麻煩，都跟“蕭何第一”有關。

此時的張良，能夠站多遠就站多遠。

劉邦說他雖無軍功可言，但有運籌帷幄之功勞，令其“自擇齊三萬戶”。張良立即表態“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劉邦才封張良爲留侯。不管他內心作何感想，此舉起碼有一石二鳥的功效：避免了軍功臣的妒忌，同時打消了劉邦的顧慮。

智慧三：

史料均稱張良體弱多病，以致在入關後“閉門不出歲余”，以後，他又多次稱病。《史記·留侯世家》说他“状貌如妇人好女”，实乃文弱书生一枚。但是他又能够把握好这个度，并非多病孱弱到不能临朝视事的地步，避免君王怀疑。

韓信一介武夫，不懂以“謝病”逃避風險，而張良簡直運用得爐火純青。

縱觀曆代君臣之間的角力，加上某些客觀條件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才促使張良未出現“敵國破，謀臣亡”的覆轍。其間，確實表現出對王權的洞察和智慧。

張良智慧運用，正如《孫子兵法》那句：知己知彼，以柔克剛；即便換個脾性的劉邦，他應當也能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