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瑞士信貸發布的全球財務報告，新加坡的百萬富翁人數將以每年1.1%的漲幅，在2023年將達到23萬人。
在新加坡這個人口570萬的國家，有23萬個百萬富翁是什麽概念。也就是每不到30個人裏就有一個百萬美元資産的富翁。
所以，隨便一輛MRT車廂裏，可能就坐著一個低調的百萬富翁。
除此之外，在這些人中擁有超過5000萬美元和無法計數實體資産的超級富豪，超過1000人。
一部《瘋狂亞洲富豪》電影，展現了新加坡富人紙醉金迷的瘋狂生活，以及新加坡作爲富人天堂令人神往的歌舞升平。
根據萊坊(Knight Frank)和花旗私人銀行發布的一份財富報告，早在2012年，新加坡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已經是全球第一，達到了56,532美元，超過了挪威、美國、香港和瑞士。
所以，難道新加坡人均富豪？每一個生活在新加坡的人都過得如此富足惬意？新加坡就沒有窮人了嗎？
在新加坡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又隱藏了什麽？
01. 新加坡底層生活真相
在新加坡生活是一件壓力很大的事，因爲新加坡多次蟬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國家。
雖然新加坡薪資不低，但是由于生活成本過重，讓很多人辛辛苦苦忙碌了一輩子，卻幾乎攢不下什麽錢。
相信很多剛來到新加坡的人都會被一個景象刺痛雙眼。那就是隨處可見高齡的新加坡老人，爲了生計，還不得不在外打工。
每天7點多，新加坡晨光熹微，很多人才剛剛起床洗漱。而此時此刻，在新加坡各地的食閣中，許多身著制服的老人已經在忙碌了。
他們佝偻著本就矮小的身子，顫顫巍巍地或推著清潔車，或拿著破抹布，緩緩地清理著一桌桌的殘羹剩飯。時不時地聽到有人大喊：“這邊擦一下！”他們就唯唯諾諾地走過去，專注地用爬滿褶皺的蒼老的手在油膩的桌面上擦拭。
不止在餐廳食閣，商場路邊，經常看見一些老人在辛苦地工作。他們大部分都年逾花甲，甚至已達七十古稀之年。
而離開食閣，你會發現在開計程車的司機中，經常能看到白發蒼蒼的老人。他們總是面露和善的微笑，你坐他們的車，他們會熱情地跟你聊天，完全不會流露出生活的辛酸苦楚，但你可以辨識出他們蒼老的臉上帶著一絲對生活的疲憊。
這些老人司機，總是要工作到深夜。年紀大了，累到胳膊和腿都麻木了，還這麽辛苦勞作，只是爲了多賺一點錢……
這種事要是發生在中國，他們的子女肯定要被人戳著脊梁罵。但這樣的光景，新加坡每天都在發生。
當我們每日通勤，走進繁忙的地鐵站時，也總能看到久站甚至坐著輪椅賣紙巾、賣報紙、賣小飾品的老人。他們顫顫巍巍地將手伸向你，微笑著跟你說“早上好”，希望你可以買一點他們的東西。而當你擺擺手說不需要，然後快步離去的時候，你可能看不見身後他們可憐無助的神情，令人心酸。
一天時間過得很快，暮色也籠罩整個新加坡。食閣、街邊的老人，總算結束一整天的勞作，拖著疲憊的步伐回家，此刻他們只想睡個好覺。
而殊不知，睡個好覺，對于在新加坡很多無家可歸的人來說，也是一種奢侈的夢想。在立交橋下或者公園裏，或是組屋樓下的空地上，常能看到流浪者在這裏休息，而公園裏的長椅就是他們最惬意的床。
根據2019年11月發布的調研報告，新加坡約有921到1050人每晚都在公共場所露天睡覺。很多流浪漢都已經露宿街頭長達一年到五年，有的甚至已經露宿街頭長達6年甚至更久。
但是，近幾年新加坡逐漸推廣安裝“防流浪漢椅”，一種在位置中間安裝扶手的長椅，這些流浪漢連最後的“家”都沒了……
不僅僅是生活沒有保障的老人和社會邊緣的流浪漢。
這次疫情還暴露出，新加坡最龐大的、本以爲很受國家重視的勞工群體，他們的生活現狀是如何地嚴峻！
出于勞動力成本的原因，新加坡的客工群體中，中國、印度、孟加拉勞工爲大宗。對新加坡來說，這些外籍勞工肩負了新加坡急缺的體力、技能類職業。但他們的待遇卻不佳，尤其是持WP准證的工人，更是低薪重災區。
新加坡的勞工組織調查發現，WP准證工人月薪在1200新幣左右（約合6000人民幣），而能夠拿到手的更少，因爲他們往往需要支付大筆中介費才能留下來。雇主所提供的宿舍往往亦在偏遠地區，環境惡劣，直接與社會相隔離。而他們害怕被遣返回鄉，多數時候都不敢反抗雇主。
而幾百上千新，在新加坡的高昂的消費水平下，也只能勉力維持生存罷了。
而且不是因爲此次疫情在勞工宿舍大爆發，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他們日常的生存和居住環境是這樣的：
這些客工的身影在新加坡處處可見，他們多數默默辛勞，用汗水換來微薄的工資，卻爲新加坡創造著極高的價值。
在1992-1997年新加坡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外籍勞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9.3%。
可以說，勞工的貢獻是“天”，待遇卻是“地”。
這就是新加坡窮人的生活，在生存邊緣苦苦掙紮的的現狀。每個人都在咬著牙默默地生活，並沒有人可以幫他們。爲了圖個溫飽，他們光是生存就已經拼盡全力……
目光轉向另一邊，同樣是在疫情期間，5月11日，趙薇丈夫黃有龍被爆在烏節路香格裏拉酒店附近，豪擲1.4億人民幣買下了一套頂層公寓。
有網友查閱相關資料，發現趙薇夫婦買下的這套公寓很不一般，它是一套跨越兩層樓的頂層公寓，于2001年竣工，是新建的六座頂層公寓之一。
可見，即使在這麽嚴重的疫情面前，富人的生活也沒有受到多大的沖擊，因爲他們的抗風險能力比普通人強太多；因爲他們有豪華的私人娛樂設施，封城也不會耽誤日常的娛樂享受；因爲他們有足夠的資本，還能在低迷的市場環境中抄底撿漏，榨取更多的剩余勞動價值。
02.
貧富差距排名全球前列
新加坡是一個經濟飛速發展和包容度極高的國家，萬萬沒想到，在偉大的經濟奇迹的背後，卻是不斷加深的財富鴻溝。窮人饑寒交迫、窮困潦倒甚至露宿街頭，而富人紙醉金迷，坐擁巨額財富。
很多人都說新加坡是“窮人的地獄，富人的天堂”，這不是沒有依據的論斷。
根據國際扶貧發展機構樂施會（Oxfam）2018年發布的貧富差距排行榜，新加坡與尼日利亞、烏茲別克斯坦、海地、查德、獅子山、不丹、馬達加斯加、老撾和孟加拉一同被列爲全球應對貧富差距表現最差的10個國家。
作爲全球“最佳居住地”，全球最佳工作地”……，在各處都排名尖子的新加坡，難得會在一項指標上排名墊底。
所以，新加坡貧富差距大的原因是什麽？
首先，新加坡稅收政策對富人有利，對窮人不利。
樂施會在報告中解釋了新加坡墜跌”的部分原因，是因爲今年的評比參數中，新增了“有害的稅收競爭（harmful tax practices）”部分，而新加坡在這個項目中表現全球最差（也就是157個國家中排名157位）。
“盡管新加坡將個人所得稅增加2%，但對最高收入者的入稅頂限稅率維持在22%這一非常低的水平。”
報告批評新加坡等避稅天堂，給予富人大量避稅以及逃稅的機會與空間，導致政府減少了來自商業與個人數以千億計的稅務收入。
這筆“損失”的稅收，原本可以用在對抗不平等上。
這套“劫富濟貧”的模式適用于高稅收高福利國家，但要套用在以低稅與親商聞名于世的小紅點身上，怪不得評分一落千丈了。
其次，公共社會支出低于其他國家。
除了稅務，報告也指出，新加坡在公共社會支出上也不盡人意。自2017年以來，各國在教育、健康與社會保障這三大對抗不平等的關鍵領域的國家財政支出，已從43.15%上升至43.22%。
但新加坡在相關領域的支出只有39%，遠低于韓國與泰國的50%，排名91位。
最後，保障勞工權利與最低工資的法律措施不足。
這裏套用報告的原話，“在勞工政策方面，新加坡沒有針對女性的同酬或反歧視政策；關于強奸與性騷擾的法律不足；除了清潔工與安保人員外，沒有針對工人的最低工資（保障）。”
但是新加坡爲什麽沒有針對工人的最低工資保障，是出于什麽考量？
03.
李光耀：貧富分化無法避免
2009年，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演講時就曾坦言，新加坡不實行最低工資的原因：雖然這樣能縮小收入差距，但帶來的傷害比好處要多。
他認爲當國家設立了最低工資制，市場結果將是減少工作機會。因爲那些被迫付較高薪金的雇主，就會設法減少聘請員工。他還舉了中國的李鵬家族爲例，他認爲階級的分化是無法避免的。
爲什麽新加坡的做法是創作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同時讓市場來決定薪酬水平。這樣做的理由是，有工作做高于一切。
“不要擔心基尼系數，如果你沒有工作做，那你相對于有工作的人來說是零。所以，我們的第一優先是讓每個人有工作做。”
視線回到2019年。去年新加坡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只有0.7%，是10年來最低。不過統計局公布的最新報告顯示，新加坡去年的家庭收入仍持續增長，同時家庭收入不均的狀況也持續獲得改善，達到20年來的最佳水平。
衡量貧富差距的重要指標是基尼系數（GiniCoefficient）。根據統計釋出的數據，新加坡2019年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爲0.452，比2018年的0.458來得低，更是自2001年以來的新低。
基尼系數的數值介于0和1之間，0代表收入分配極端平等、1代表收入分配極端不平等。簡單來說，基尼系數越接近0，代表收入分配越平等。
所以說，錢，越多越好；基尼系數，則越低越好。
新加坡2001年的基尼系數爲0.454，近20年來基尼系數最高的一年爲2007年（0.482）。
這意味著新加坡貧富差距水平，在2019年，已經降到了20年來最低水平。
因爲新加坡政府的確出台了不少政策，通過社會財富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
報告指出，2019年每戶本地居民住戶（包括沒有工作人士的住戶）平均通過政府的各項補助計劃，獲得了4682新幣的補貼。
一房式組屋和二房式組屋的住戶獲得的平均補貼則是全國平均的一倍，達到10548新幣。當然，這裏指的補貼包括政府津貼、稅務回扣和補助金等等，並非直接在賬戶中補貼現金。
不過一直以來，新加坡的救濟政策都主要針對新加坡本地居民，所有外籍務工人員能享受到的福利政策就少之又少了。
歸根結底，所有在新加坡的外國人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還是只能靠自己的雙手。
只願未來，我們的生活都能越來越好。
關于新加坡貧富分化現狀
你有什麽想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