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新加坡跨部門抗疫小組宣布，由于社區病例已經有所減少，政府將逐步放寬阻斷措施。
新加坡將于6月19日起，正式進入解封第二階段。
從6月19日起，大部分經濟活動將恢複，堂食將會恢複，低于5人的聚會也被允許進行。
這對于阻斷器在家憋壞了的大部分人來說是個好消息，意味著終于可以進行在外面吃飯，小範圍會見親友，去健身房撸鐵等一系列活動了。
然而，對新加坡的孩子們來說，第二階段的到來，卻也是他們新一輪“掙紮”的開始。
第二階段開始實行後，中小學、初院及高中學生將從6月29日起全面複課，每天回校上課，一改每隔一周上學的安排。補習班和其他增益課程也可恢複，歌唱或聲樂培訓班除外。
造成孩子們“掙紮”的原因不是學校的正常複課，而是補習機構的恢複營業。
新加坡市場研究公司Milieu Insight于2019年11月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在323名新加坡小學生中，有85%在升上高年級以前就開始上補習班，而在參加補習的孩子裏，年齡最小的只有三歲！
對這些孩子來說，補習班的開放，就意味著他們又要開始感受被補習支配的恐懼。
在新加坡這個補習大國，孩子們正被繁重的課外補習壓得喘不過氣。
聽！他們在呼救！
01. 全民補習的亞洲第一
相較于成功背後的故事，人們總是會更多看到成功本身。因此，相對于補習，更多人看到的新加坡教育體系創下的輝煌成就。
一直以來，新加坡的公立教育被國際公認爲保持著很高的質量，是“亞洲第一”。
自2000年起，經合組織(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每3年會組織一次針對各個國家15歲學生的能力測試，也就是PISA(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即 “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 )，該測試被稱爲“教育界的世界杯”。
測試結果顯示，新加坡學生不僅在國際數學和科學評測趨勢測試中幾乎年年排名前三; 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中，其在數學能力、閱讀能力和科學素養三方面也都常年位居前三甲。
數據來源：OECD
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TIMSS）多次表明，新加坡中小學生的數理能力出色，優秀的教育質量也使得新加坡多次被評爲全世界“最適合育兒的地方”。
數據來源：海峽時報
撕開這件光鮮亮麗的外衣，新加坡教育“亞洲第一”的背後，是成熟的教育體系，是優秀的師資力量，更是無數補習堆砌而成的課業高牆。
2012年，調查機構Blackbox針對955名新加坡成年人做了一份調查。高達91%的受訪民衆承認他們的孩子要麽現在在上補習，要麽曾經上過，要麽打算以後去上。也就是說，補習在新加坡幾乎已經成爲了一項全民運動，人人都上補習班。
有23%的受訪群衆認爲孩子應該在4-6歲開始課外補習，有37%的回答者認爲應該在小學階段開始課外補習。
數據來源：Blackbox
據《海峽時報》報道，在新加坡介于13歲到19歲的孩子中，高達85%每周至少在課外補習上花4小時。
就這麽補，真的沒問題嗎？
新加坡孩子的健康問題首當其沖。
數據來源：Source
由于補習時間過長，新加坡大約有80%的青年（20歲之前）患有近視眼。根據新加坡衛生部發表的數據，新加坡7歲孩子中有10%患有近視，到小學6年級（12歲）時，該比例上升到60%。
孩子的肥胖問題也不容忽視。花更多的時間補習，就意味著要以犧牲運動鍛煉的時間作爲代價，肥胖在新加坡成爲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從2004年到2010年，18-29歲的年輕人肥胖比例從2004年的6.8%上升到了2010年的10.6%。
數據來源：海峽時報
所以，當你在路上看到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拖著胖胖的身軀，戴著一副都快有臉大的眼鏡的情況，多半是被補習“摧殘”的。
過于繁重的補習行程也使得新加坡的孩子們承受著無法想像的心理壓力。
一項針對300名學生的調查顯示，有60%的學生坦言感覺從上學起壓力就很大。有很多中小學生表示自己在學校上完課還要去補習班，感覺沒有玩的時間，一點都不快樂。
OECD2018年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在調查問卷中新增加了幾道問題，來衡量學生的心理素質和學習思維。而新加坡本地學生對失敗的恐懼程度，遠高于平均水平：超過70%的新加坡學生在面對失敗時，不僅擔心他人的眼光、懷疑自己的才能，甚至會質疑自己對未來的規劃。
數據來源：聯合早報
一位受訪家長直言：
“我的小女兒才8歲，這邊補、那邊補，補得孩子壓力太大了。”
外國一項調查顯示，超額補習將導致孩子心理陷入負面情緒，一些甚至患上抑郁症，心理損傷足以影響一生。
新加坡自殺防治團體SOS提供了一組數據：最近幾年求助自殺防治熱線的年輕人越來越多，2016至2017年有1883名10至19歲的年輕人撥打SOS熱線求助，2017至2018年增加到2059人。這或許也能側面說明過多的補習給新加坡孩子帶來的壓力。
要承受壓力的不僅是孩子，還有家長。家長們往往要爲孩子的補習付出昂貴的費用，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
根據新加坡2019年7月公布的家庭開支調查，新加坡家庭2018年支出的補習費用爲14億新元，這個數據比2004年的6.5億新元增加超過兩倍。
如今，補習費用已經占據了新加坡家庭總開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補習班的“超級老師”更是貴出天際，按照老師的學曆和教育經驗分類，最高時薪可達450新元。
家長們爲了請補習老師甚至還得自掏車費，甚至因爲好老師行程安排較滿，有不少家長提前3年爲孩子預訂學位，甚至願意預付一整年補課費。
不僅新加坡本地補習風潮盛行，就連外籍學生也紛紛報名補習班。
補習中介公司SmileTutor創辦人陳先生指出，2014年，中心有不到50名國際學生尋求補習服務，占總客戶群約5％。但從2017年截至10月，通過與私人補習教師進行一對一補習的外籍學生激增，目前已近1000人，占總客戶群的約20％。
如此龐大的補習規模，自然催生出了強大的補習産業。
據不完全統計，新加坡目前在教育部登記在冊的私教老師超過30,000名，私人補習中心僅目前注冊的就超過950家，和2012年700家的數據相比，增加三成。
新加坡的補習，還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02. 是誰“妖魔”了補習？
從上述種種數據來看，新加坡人對于補習的態度可謂是“不瘋魔，不成活”。
新加坡的孩子們中，好一點的，還會談補習色變；已經補習久了的，只會在厚厚的眼鏡片背後眨眨麻木的雙眼，然後繼續埋頭學習。
“補習”本來是件好事，所謂取長補短，補習就是要補足短處，讓孩子的知識和生活都更加充實。這樣一件好事如今卻發展到如此地步，到底是誰“妖魔”了補習？
有人說，補習是新加坡的教育機制影響下的産物。
新加坡學校和中國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點就是在校的學習時間。例如小學生是早上7點半開始上課，每一節30分鍾，一共上5節課，一直上到10:00共兩個半小時；10:00-10:30休息半小時後，再從10:30一直上到13:30放學。而中學生也是差不多這樣，只上半天課。
那麽下午幹什麽呢？下午除了留校參加課外活動之外，就是去上補習課。
近幾年新加坡教育部提出了一個理念，叫做“少教多學”。這個理念是與短的課堂時間相匹配的。老師盡量減少教學時間，減少填鴨式的教學，而期望學生能夠擁有更多自我提高與探索的時間。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構思，但實際操作起來卻很難。
新加坡的雙職工家長很多，對有工作的家長來說，這在時間與精力上不太現實，而且即使有心，也未必能夠承擔起督促、輔導及幫助孩子進一步學習的責任。這種情況下，把孩子送去補習班無疑是最好的學習方式了。因此，補習在新加坡盛行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了。
還有人說，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造成的激烈競爭才是補習盛行的根本原因。
在新加坡，一個由上而下全民推行的價值觀就是“任人唯賢”（meritocracy）。與之相關的一系列行爲體系包括獨立（independence）、自立（self-sufficiency）、努力工作以及對于教育是實現向上流動和自我實現的最主要途徑的堅定信念。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任時就提倡任人唯賢，因此學曆和受教育程度成爲平民跻身上流階層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新加坡社會的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公平。一個公平的社會在選拔人才的時候就需要一個量化的標准，那麽考試成績作爲一個硬指標來進行衡量也是大衆普遍都接受的。家長們看准了新加坡公平的選拔制度，就想要用教育撬開孩子美好未來的大門。
新加坡現任財政部長兼副總理王瑞傑，就出身平民階層，依靠少年的努力，憑借優異的成績贏得政府獎學金去讀了劍橋大學，慢慢走上從政的道路，爲自己在新加坡政壇博得一席之位，成爲受人敬仰的部長。王瑞傑的經曆就是新加坡“任人唯賢”的典型。
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下，新加坡的公立教育系統也身體力行地通過各種具體規則來激勵孩子們在持續不斷的壓力下力求上遊的決心。
新加坡式基礎教育的一個核心理念，是通過不同年齡段的篩選，來實現“因材施教”的目的，以實現教育資源的最大利用，這也就是所謂的“精英教育”。
直到去年年底，新加坡的公立學校，甚至公立小學，都還實行著每年大考，並在考試結果基礎上進行重新排名、分班的慣例。
在小學三年級，新加坡全國上下的家長們更是全神貫注于全國範圍進行的“高才教育計劃”（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簡稱爲GEP）選拔考試。基于這項考試，成績前1%的學生可以進入設立于幾所最好名校的高才班，就此由政府資助、進行全程重點培養。而即使沒有進入前1%的學生，如果在這項考試中成績優秀，也可以憑借此次成績轉入更好的學校或者進入更好的班級。
小升初的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簡稱爲PSLE）也對孩子們的命運具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基于PSLE考試的成績，學生將被分成快捷（express）和普通（normal）兩個源流，兩者各占50%，快捷源流的學生會享有更好的教學資源和質量。而普通源流又會被進一步分爲學術（academic 40%）和技術（technical 10%）兩種，技術源流的學生將較少進行文化教育，而更多地進行職業性的技術培訓。
基于這樣的分流制度，基本上孩子在小學的成績表現就可以決定他未來一生的走向，“一考定終身”。在這樣層層分流的巨大壓力下，新加坡的家長們個個草木皆兵。畢竟沒有一個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分流到差班，所以他們早早就送孩子踏上了補習之路。
從幼兒時期開始，新加坡的孩子們就開始加入各種課外班的大軍。進入小學後，還有專門的輔導班針對GEP選拔考試進行輔導和准備。小四之後和即將開始備考PSLE的孩子，更是補習的重度“受害者”。
“Kiasu”（怕輸）的新加坡國民精神也是補習盛行于新加坡的原因之一。
建國初期的新加坡一個自然資源貧乏、連淡水都要馬來西亞供應的彈丸之地。極端地說，幾顆導彈整個國家就消失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生活安逸，世界和平，對于新加坡來說也是危機四伏。
在新加坡人的思維裏，危機是無時不刻存在的。危機可以是一次金融海嘯，危機也可以是別人家的孩子。在這個精英執政的國家，一切都要比，一切都要當第一。因爲第二，就是輸。
這種“Kiasu”的情緒在新加坡家長中自然也是常態。在新加坡，還有一個家長論壇，名字就是“Kiasu Parents”，新加坡的家長們有多怕輸，從這個論壇的名字就可以窺見一二。
14億新元的年度補習支出和91%的補習率其實已經能對新加坡家長的“Kiasu”做出很好的說明。
Blackbox的調研結果顯示，當被問及送孩子去上補習班的動機時，43%的受家長提到希望孩子在教育競賽中勝出，46%的家長提到“怕輸”，即害怕自己的孩子在和別的孩子競爭中處于下風。
數據來源：Blackbox
8視界新加坡于201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超過70%的受訪家長認爲即使孩子成績不錯，還是得補習，不能被落下。家長認爲補習能有效提高孩子的考試成績，而且別人家孩子都在補習，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輸。
圖片來源：8視界新加坡
有些家長則是更早就開始准備，孩子還沒上小學，就安排他們上補習班，爲好幾年後的小六會考做准備。
據《亞洲新聞台》報道，本地補習中心PSLEMath爲幼兒園到小六的學生提供補習，最終目標就是爲小六會考的數學考試做准備。補習中心創辦人Jason Hiak受訪時說，幼兒園所教的簡單概念，會逐漸延伸爲小六會考中出現的難題。他認爲，如果孩子從學前就開始補習，就會占優勢。
盡管幼兒園就爲小六會考做准備看起來有點極端，但也有人認爲，這就是市場機制運行的結果，因爲有需求必然就會有供應。
由于害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一些父母也重新回到課桌前，去參加學校和私立輔導中心組織的補習班，只爲了能更理解孩子接受的教育，也給孩子更好的輔導。
圖片來源：BBC
03. 別再讓補習班背黑鍋
2018年9月28日，新加坡教育部宣布計劃廢除小二年底考試，以及部分小學和中學的年中考，以此降低對學業成績的過度偏重，減少學校計分測驗與評估考試次數，好讓校方得以騰出更多時間，更全面地栽培學生。
然而“減負令”頒布後，很多家長卻認爲諸如“PSLE、O Level、A Level”這樣的考試門檻依舊存在的情況下，減壓舉措過後，反而加重了學生課外補課的壓力。
2019年3月，新加坡教育部又公布了三個重磅消息：
– 延續了近40年的中學分流制度（快慢班）將被取消；
– 舉辦了近50年的劍橋O水准（中考）將要停考；
– 從2024年起，在中學全面推行科目編班（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數學、英語、母語、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曆史、文學等每門課的難度從低到高一共有三個級別，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自由選課，進行走班制學習。
但改革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新加坡學生還是補習，小六離校會考還是決定孩子能上哪一所中學的壓力來源。
這種情況下，補習在新加坡已經不是一個褒義詞，甚至不是一個中性詞。
補習教師林韋亦曾于2019年11月在《聯合早報》發表言論，他說：
補習在新加坡是個“負面”的詞彙。“補習”代表了怕輸、施加壓力給孩子、邪惡的誕生。補習教師也是學校教師的“下等親戚”。
據8視界新加坡報道，有一些學校的校長認爲，大部分學生其實不需要補習，但許多家長可能因爲沒時間陪孩子溫習，所以在能力範圍內幫孩子找補習老師，但這反而給這些學生多一層負擔。
南洋女子中學校校長黃君穎表示：
“我們也在學校裏看到一些例子就是因爲上完課之後，要去這個練習、那個補習班，那回到家還要做功課，那很多孩子第二天來到學校的時候就會覺得很累。在整個教育過程中，我們最希望的就是學生能夠自我學習。”
教育部副教育總司長（課程）孫桭炜表示：
“我們覺得孩子們如果太過習慣去依賴外面的輔助來克服學習上的一些挑戰，這對他們來說，長遠下來來說可能沒有辦法讓他們能夠在自立、自律、自覺方面得到一些培養。”
似乎一切的惡果都是補習班造成的？
對此，新加坡教育部王乙康部長曾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過，政府無意禁止補習。
王乙康部長說沒有打算聽從禁止補習班的呼籲，是因爲：
“家長出于對孩子的關心，才讓他們參加補習，但家長仍有後退的余地，給予孩子更多空間去探索和玩樂。”
不過部長也談到了一些負面的“補習故事”，當中就包括來自學生的反饋，稱參加補習讓他們倍感壓力，並深感疲憊：
“最糟糕的是，學生會因此認定學習沒有樂趣，生活也被各種課程所填滿。”
但恰恰這一點，正是新加坡很多孩子面臨的“補習困境”。
王乙康部長說，在教育部方面，尚有空間去審視教育工作者是如何同父母互動接觸的，或許有助于緩解家長的焦慮情緒。
部長的發言中這裏提到了“焦慮”。新加坡補習盛行也好，政府教育改革也罷，究其根本，都是因爲“焦慮”給鬧的。
OECD的調研結果表明：新加坡的教育焦慮度不僅比中國高，還比日本、韓國等以焦慮聞名的東亞國家都高。和新加坡學生面臨的壓力比，很多國家都是小巫見大巫。
除了上文提到的對孩子成績和升學的焦慮，新加坡家長對孩子的未來發展往往有著更多的焦慮。科技公司惠普于2018年年底對3000多名東南亞、印度和中國的年輕家長進行了調查，包括將近500名新加坡人。結果顯示，59%的本地年輕家長擔心孩子可能跟不上變化的步伐，也無法維持競爭力。所以，課外補習（比如各種才藝班）其實也占新加坡補習的很大一部分。
在這樣焦慮的背景下，家長的經濟情況極大地影響著他們緩解焦慮的能力。盡管一些收入較低的家庭也會送孩子參加課外輔導班，但這種花費對于這些家庭其他方面的影響和壓力是更加顯著和迫切的。而且，對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除了參加與學業相關的課外輔導班，額外再送孩子進行樂器、藝術等方面的培訓更是難以負擔。
分流也使很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還沒來得及充分理解教育系統和調整自己的狀態，就已經被劃到了“慢生”的行列。盡管家長們都不願輸在起跑線上，但從一開始，經濟情況的優劣就注定了有些孩子“必輸無疑”。
小六會考結束的王國威一周的補習課程安排是這樣的：
“星期一數學、星期二中文、星期三也是中文、星期四高爾夫球、星期五鋼琴、星期六早上高爾夫球、然後就是英文補習……星期天清晨還有體能訓練。”
細數自己每天的行程表，王國威好幾次抓頭停頓，嘗試記起自己每一天下課後需出席的補習課程。
而母親梁麗暄補充：
“已經盡量減少了，之前還有遊泳、網球、心算，都已經取消了，讓他專注在學校功課和高爾夫球。”
這乍聽之下令人頭大的滿滿當當的學習行程，從媽媽和12歲的國威的口中說出，好像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王國威，只是萬千新加坡補習孩子中的最普通的一個。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補習班並不是罪魁禍首。
歸根結底，蔓延在新加坡家長中的“焦慮”才是補習盛行的最大原因。對分流焦慮，所以送孩子補習學校課程；對未來焦慮，所以送孩子學習各種技能，甚至“揠苗助長”，給孩子安排了遠遠超過他們承受能力的補習課。
王乙康在出席新加坡經濟學會晚宴時指出，學生如今不只是應付學校課程，還得應付上補習班與額外作業帶來的壓力，形成激烈的競爭。他將這種補習競賽稱爲“努力的通脹”(effort inflation)，即注入越來越多精力，但學到的知識大致相同甚至更少。
他指出，日新月異的科技已改變工作性質，在新環境下，人們的觀念必須從“把書讀好就有好工作”轉向終身學習。此外，來到關鍵交叉路口的教育制度也必須隨著新環境從多方面重新平衡取舍，過去重文憑而輕技能的觀念也必須改變。
王乙康說，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奉行多年的任人唯賢原則依然重要，但社會必須對“才”有更寬的理解。
“這個概念和這方面的努力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演變成型，而我們已經啓航。我們要加緊應對貧富之間的機會差距，但解決方案不是限制那些跑在前頭的，而是幫助落後的人趕上，我們將在這方面做出更多。”
孩子們本應快樂的童年時光充斥著無盡的補習班，不僅會滋長厭學情緒，而且會扼殺孩子們的想像力、創造力、自主學習能力和解決困難的能力，這樣一來反而不利于其長遠發展。
新加坡教育體系在爲此做出調整，也希望新加坡家長能夠意識到過分的“焦慮”只會得不償失。望子成龍並沒有錯，但更應該給孩子留一點空間，別以“爲你好”作爲理由，讓孩子們連最後的呼救聲都發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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