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英才的培育必要且緊迫,但對此各界仍有不少討論。將英才教育作爲國家發展之重要戰略的新加坡,其發展經驗或可借鑒。無錫南外國王國際學校中方校長沈茂德,曾探訪過新加坡多所學校,與當地教育人士有過深度交流。跟隨他的腳步,我們可以一探新加坡英才教育高效發展的奧秘。
一個資源極度缺乏的國家,經濟卻能夠持續繁榮昌盛;一個國土面積十分有限的國家,卻能在國際舞台上産生重大影響,以上成就背後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其正確的教育體系設計與戰略選擇。
務實進取的新加坡人,基于現實國情,智慧地選擇了國家教育的戰略方向——國家精英教育,並在國家層面上,形成了體系化、制度化的精英教育運行體系。
2007年,筆者赴新加坡參加教育培訓時,聆聽了新加坡教育部多位官員的教育主張,先後參觀了華僑中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啓化小學、軍港中學等學校,此後一直持續關注新加坡教育的發展情況。
2019年暑期,我有機會再次深度走訪了新加坡國家初級學院、南洋小學、萊佛士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附屬數理中學、南洋女子中學校等五所新加坡國內的高品質學校。
此次行程也讓我有機會,一探新加坡精英教育高效發展背後的奧秘。
以“雙語教育”的雙文化浸潤
助力國民“雙翅成長”
新加坡人雖然以華人爲主,但同時兼有馬來族、印度族以及歐裔民族等不同種族。
1959前的新加坡教育系統,以不同的語言教育爲標志,形成了華校、英校、馬來文學校、泰米爾文學校四大類學校。
自1959年起,新加坡政府深感語言教育及語言背後承載的文化,對國家發展的戰略意義,開始大力推動雙語教育:
一方面,以英語作爲官方語言,
另一方面,以華文、馬來文、印度文作爲各種族的文化根基。
語言教育的價值不僅在于知識的傳授,更重要的是引起接受者的情感共鳴。要求學生兼通英文與母語,是新加坡教育體制的獨特之處。
我們可以看到以萊佛士書院爲代表的“英校”體系,和以華僑中學、南洋女中等爲代表的“華校”體系在新加坡並存。
英文和母語就像是新加坡教育給予孩子們的“雙翅”:
英文讓孩子們能夠高效地學習世界的先進理念、文化,走到更前沿、更廣闊的領域,
母語則讓新加坡人保留了自身的傳統文化根基,避免落入失去身份認同的窘境。
由于英語是新加坡的官方語言,所以曆史上華文的推廣和使用多次受到挑戰。
1979年,新加坡政府意識到華校的衰落,提出要保留九所特選學校並招收國內前10%的學生,撥付額外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九所華校加強英文培養。
新加坡教育把英語作爲第一語言,強化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不斷改革母語教育,在側重口語與閱讀教育的同時,更強調母語教學中“傳遞文化傳統,灌輸核心價值”的作用。
學生在華校環境裏,既可以受到中華文化熏陶,同時又能保證其英文水平可以和英校媲美。
據南洋小學的中文課程主任介紹,進入南洋小學的所有學生必須學習高級華文,中文課程體系既傳授知識,更重視培育價值觀,以幫助學生形成文化體驗,促進知行合一。
南洋小學的社會科學、品德課程等全部由華人教師授課,重在講授華人傳統。
南洋女子中學校的才能發展部主任也表示,新加坡教育部要求學校教育要涵蓋中西文化,形成以英語教學爲主的西方文化浸潤,和以華語教學爲主的華族文化浸潤,以“雙語文化”培育“雙文化精英”。
新加坡的華人文化應被看成中華文明的一次南下遠播。
曆史上,許多文明在滄海桑田間被湮沒,在金戈鐵馬中被踐踏,但幸運的是,東方儒家思想卻在炎熱的島國生根,並代代相傳融進了新加坡公民的血液,化成了社會文化的“遺傳性基因”,成爲規範公民社會生活的一種隱性制度。
新加坡“外儒內法”的社會運行機制,讓我們得以靜下心來,重新溫習儒家的思想精華,思考如何借鑒中華民族的古老智慧,來豐富和完善我們的教育實踐。
以國家制度性設計
確立英才培養體系
在筆者37年的教育生涯中,教育決策者們在“公平普惠”和“英才培育”兩點之間的搖擺使我感觸頗多。
在我參加過的各類教育論壇和校長研討中,耳邊總響起關于“呼籲公平”與“呼喚人才”的爭論,這種無休止的形而上的爭論淹沒了理性思考,極大地阻礙了英才培養的進程。
對于“拔尖人才”培養,我們似乎一直走在重建教育理論之路上。新加坡之行,爲我解開了多年來有關英才培養的困惑。
新加坡將英才教育作爲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
首先,新加坡教育部設立了專門的課程規劃與發展司高才教育處,
開發英才班課程,負責統籌全國的英才教育工作,如英才學校的認定、英才教師的培養、英才教育課程與教學的監督與指導等。
其次,在制度設計上保障英才發現與培養的連續性,
如通過“英才教育計劃(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直通車學校計劃”“自主學校(課程設計自主、教師招聘自主、財務自主)獎學金計劃”等,從制度上保障英才培養的可持續性。
再次,認定英才教育學校,鼓勵英才教育課程開發。
例如:直通車學校的快捷課程、華僑中學的“領袖訓練計劃”、新加坡國立大學附屬數理中學的“達·芬奇計劃”“伽利略計劃”“愛因斯坦計劃”等。
新加坡教育部推進的“英才教育計劃”中,通過對小學三年級起的學生進行數學、英文、能力測試等,挑選全國範圍內智力與能力排名在前1%的孩子進行特殊培養,達到篩選高精尖人才的目的。
能力測試題由英才局組織九所學校聯合命制,實施全國性統一考試。
新加坡目前共有九所小學,被教育部確認爲“英才教育計劃學校”。通過英才教育計劃選拔的學生會進入這九所英才教育計劃學校學習,學校以每班約25人(普通班每班40人左右)的規模進行小班化教學。
英才班重視對學生學習能力、思維方式、研究技能、公共演講能力等綜合能力和領袖氣質的培養。只有經過教育部爲期三年在職培訓才能上崗的“英才班”教師,不斷更新的教學講義,以及大量的課外活動,爲學生提供最優質的教育。
小學三年級可以說是新加坡孩子成長中的第一次分流。
在小學六年級時,新加坡學生會迎來第二次全國性分流考試,俗稱“小六會考”(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小六會考直接決定了孩子未來進入中學的層次。根據小六會考的成績以及學校的面試情況,總體成績最優秀的孩子會進入“中學直通車計劃”(Integrated Programme)。
18所“直通車學校”是全新加坡最好的學校,學生跳過“O水准考試”(類似國內中考),直接參加高中的“A水准考試”(類似國內高考)。
我們在新加坡國家初級學院聽課時,恰好遇到一位來自江蘇鎮江的優秀學生,他告訴我他是通過新加坡獎學金計劃錄取的外籍學生。學院將學生按能力分班,他們這個年級有8個班,其中有1個科學班,1個人文班,其余則爲普通班。學校還會依據學生的能力進行靈活調整。
學院不僅十分重視孩子的學業質量,還會爲學生創設在科技、藝術等多領域進行實踐探索的機會,如發現學生在某個領域展現出特長,學校會對其進行個性化培養。
新加坡學生的成長競爭是激烈的,連續的分流是緊張甚至是“殘酷”的。
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尊重差異才應是教育的最基本原則。天賦優異的孩子應該得到專屬的、更優質的培養,因材施教是一種更高水平的公平。
新加坡政府爲中學生設置的各類獎學金、助學金制度,提供各種就業和服務機會,培養了助力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大批優秀人才。精英治國政策也催生了更多的精英教育行動。
以“全人發展”課程體系
實現英才培養願景
無論東方教育還是西方教育,培養人、發展人都是通過課程來實現的。也可以這樣說,高品質學校的根本是高品質的課程體系,而最好的課程又需要優秀的教師通過優秀的教學方法來完成。
我們走訪的這五所新加坡高品質學校的共同使命是“培育英才”,它們不僅有爲國培育精英的辦學使命,更有與之匹配的課程體系以及教學方式。
新加坡小學、中學以及初級學院的核心課程都是“生活技能”,其中包括課程輔助活動、公民與道德教育、心理與職業輔導、國民教育、體育以及專題作業等,但這些課程是不考試的。
新加坡原科技署副署長林保聖解釋到:“這些課程太重要了所以才成爲核心課程,而就是因爲這些課程是核心課程所以不能考試。”
聽完此言,我油然想起一直回蕩在心中的那句至理名言:“人需要鹽分,但不能叫人直接吃鹽。”有些東西可以用考試來檢測與強化,而有些東西卻不行。
或許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先生的一段話能給我們一些啓示:我們得少教一些,讓學生多學一點。成績縱然重要,但成績不是生命的唯一大事,在學校裏,還有許多生活上的事物,值得我們學習。
我們此次所走訪的幾所學校的課程目標設置十分清晰,其目標指引下的課程實施也十分高效。
萊佛士書院的辦學使命是“培養具有高尚品德及服務精神的思想者、領導者和開拓者”,其課程目標是“全方位發展”,涵蓋了“運動與健康、認知能力、藝術與美育、品格修養與領袖才能、社區服務與公民意識”五個板塊。
萊佛士書院還根據學生的不同培養方向開設了不同的學院,如專門培育未來科學領域的領導者和開拓者的“萊佛士科學專科學院”,其課程資源涵蓋開放式實驗室、豐富的課程設置以及校外合作實習活動,並與新加坡多所大學和科研機構有合作。
再如“萊佛士領袖專科學院”設置有領袖課程和工作坊,爲學生提供公共政策課程以及到政府部門實習的機會。
該學院還設置了爲期一學期的學生駐校活動,給學生提供擔任學生會領袖、學助會領袖、課外活動領袖、年級學生委員會領袖等的機會。
新加坡國立大學附屬數理中學以“培養面向未來,造福世界的開拓者、人道主義者和創新者”爲學校願景。
學校設有11個供教學使用的實驗室,包括生命科學、分析化學、應用技術、清潔能源、合成化學、設計與工程等在內的六個研究專用實驗室。這些實驗室設備設施的先進性、實用性與國內有些學校的實驗室偏重的“展示功能”形成極大反差。
陪同我們的幾位高三學生正在進行藥物研制、工程研究、機器人制造等項目研究,他們的研究內容均基于現實問題,研究過程有專家指導。與他們交流,我們可以真實感受到他們澎湃的科學激情、堅韌的科學精神以及對項目成果的熱切期盼。
行走在這些實驗室之間,聽學生們熱情的介紹,看他們正在進行的科研項目,我更加確信一流考生和一流學生是截然不同的。
本次走訪,新加坡教育部一份材料中的表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們的學校爲學生提供全面性的教育,不論是學術或非學術方面,我們都非常重視。我們希望學生能夠擁有豐富的生活體驗,使他們從校園生活中受益,並能通過和朋友的交往,建立堅固的友誼;
在學生的成長歲月中,我們願爲他們提供充分的機會,讓他們學習終身受用的生活技能和價值觀。除了考試成績,我們也會使用其他評估方式,更全面地評價學生各方面的表現。”
相比這樣的理性思考與實踐,反觀自身,我認爲我們的教育確實存在一些亟待調整的偏差。如:
在兒童的早期教育中
片面重視藝術技能的培養,而忽略了讓孩子擁有自然成長、真實成長的生活體驗;
片面強化學生的知識學習尤其是學科知識學習,而忽略了諸如專題作業、社區服務、課外活動等體驗性學習,
對孩子的思維方式、獨立研究能力和溝通技能等關鍵素養的培養與評價。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對德育的真實性與實效性也認識不足,
這體現在對孩子價值觀與關鍵素質的引導與培養不夠,對孩子道德素養的培育力度不強等。
回想起此次新加坡之行,“錢學森之問”又開始回蕩在耳邊。
我希望中國教育人能在爭論中明晰英才培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更能在實驗和實踐中逐步構建英才培養的連續性機制和課程體系。
遙望新加坡的英才培育戰略,我們依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