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曾因抗疫及時而受到贊譽，但當病毒蔓延到許多外籍員工宿舍時，新加坡的成功宣告破滅。
現在幾個月過去了，新加坡本地社區每天報告的病例數爲個位數。
人們重返工作崗位，電影院重新開張，餐館裏又傳來了歡聲笑語。但新加坡這些最低收入者仍待在室內，面臨著種種不確定性。
這場疫情，將新加坡長期以來被忽視的不平等暴露得淋漓盡致。
客工宿舍確診人數攀升
新加坡曾被世衛組織譽爲“防疫典範”。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從確診病例數還是每10萬人口的感染率來看，新加坡都是東南亞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回顧以往的數據，拿4月份某一天舉例。4 月 16 日，新加坡累計確診 4427 例，當日新增創下新高，達到 728 例，其中 684 例爲勞工宿舍感染。
在 2 月底 3 月初，新加坡還是抗疫“模範生”。進入 4 月之後外籍勞工感染大規模爆發，6 號之後幾乎每天新增超過 100 例。
外籍勞工成了新加坡抗擊新冠疫情中最不可控的群體。根據新加坡流行病學調查，新冠病毒之所以迅速在勞工宿舍之間迅速傳播，是因爲出現確診病例的宿舍中很多人在同一地點工作。
新加坡有30多萬來自印度和孟加拉國等國的低薪外籍工人，他們主要在建築和制造業等行業工作。
這些勞工在新加坡居住的權利與他們的工作息息相關，雇主必須爲他們提供住宿。他們乘坐擁擠的貨車從宿舍通勤到建築工地工作，與來自其他擁擠宿舍的人一起休息——這是病毒傳播的完美條件。
政府的三個應對措施
當病毒在類似“培養皿”的勞工宿舍發酵，新的宿舍感染群不斷出現，新加坡政府終于意識到把所有勞工限制在一起只能起到反效果。
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三個措施：封鎖已出現病毒傳播的宿舍，防止新感染群形成，並將從事必要服務的健康勞工遷出宿舍。
隔離已出現病毒傳播的宿舍並增加清潔人員打掃衛生，保持公共空間比如廚房和廁所的清潔。同時，43 個被封鎖的勞工宿舍都將設立醫療站，爲身體不適的勞工提供治療。
健康勞工也逐步從宿舍遷出，分流到海上浮動宿舍、軍營等地。目前第一批經過健康測試的勞工已經搬入了海上浮動宿舍。
浮動宿舍每間房間住兩到三名勞工，每天必須進行兩次體溫檢測，飯菜送到房間門口，並允許他們錯時離開房間。
糟糕的居住環境
新加坡人力部長楊莉明表示，本地目前一共有 120 萬名勞工，其中 20 萬名居住在專門修建的勞工宿舍。勞工宿舍共有 43 個，由政府官員和宿舍經營者共同管理。
還有些勞工居住在工廠改造的宿舍或工地上的臨時住房，由雇主公司經營管理。
這些爲“提高外籍勞工住宿生活條件”而專門修建的勞工宿舍通常使用雙人床，房頂只有幾台風扇。
一間宿舍需要容納 12~20 個人，再加上各自的生活用品以及懸挂著的潮濕的衣服，整個宿舍擁擠不堪，保持一米的社交距離根本不可能。
除了擁擠，更可怕的是宿舍衛生狀況非常糟糕。100 多位勞工需要共用一個廚房、廁所和浴室，這對新加坡當地公民、永久居民來說，實在難以想像。
之前的特大感染群、有 978 例確診病例的榜鵝 S11 宿舍勞工們在接受《海峽時報》采訪時表示：宿舍裏都是蟑螂和蚊子，廁所裏也都是水。
有印度勞工說，“廚房以及我們的房間裏有許多蟑螂。廁所裏滿是尿液，工人踩著尿液走到他們的房間。”同時，在房間裏大多數工人都不戴口罩，吃飯時也不能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
來源：BBC
這些宿舍本身在建造時就因爲內部結構和選址等問題遭受過人權組織的質疑，政府監管的勞工宿舍尚且如此，那些工廠改造的或臨時住房就更難以想像，不斷爆發的勞工感染病例也讓被忽略的外籍勞工再度顯于人前。
外籍勞工精神壓力
疫情的爆發除了增加感染風險，還讓勞工面臨更大壓力，本來出國賺錢的計劃被迫按下暫停鍵。一方面受到旅行禁令影響，他們沒辦法按原定計劃出國打工。
另一方面，即便已經身在東道國，他們也因爲周圍有感染人群被隔離而沒法工作，也就不能向家裏彙錢。
以新加坡目前感染最多的孟加拉國人爲例。聯合國數據顯示，超過 750 萬孟加拉國人在國外工作。
紮基爾是成千上萬的外來務工人員中的一名。“我在宿舍看到一些人，他們打電話給他們的家人，說他們不能接受這種情況，哭著說他們想回家。”
工資問題也是造成這種精神壓力的原因之一，因爲他這些勞工的家人都依賴于他們的工資。
“我們不能寄錢，因爲我們不能出去，”紮基爾說，還有其他一些人沒有拿到他們應得的工資。
新加坡人力部稱，所有全職工作的外國工人都必須獲得正常工資，但對于那些不能工作的人來說，“對所有雇主實行統一的要求是不現實的”。
新加坡的外籍勞動力情況
新加坡總人口大約 570 萬，外籍勞動力就占了近 25%。新加坡給外國人發放的就業許可主要有三類，一類是從事高層次管理或技術工作的 EP（Employment Pass），一類是具備某一方面知識和技術專長並對學曆有一定要求的 SP（S Pass），還有一類是發放給非技術類工人的 WP（Work Permit）。
根據 BBC 報道，持“建築工作准證”也就是 WP 的外國勞工 28 萬多，他們主要來自東南亞和東亞國家，比如印度、孟加拉國、斯裏蘭卡和泰國。
高度發達的新加坡提供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所不具備的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外籍勞工，而像新加坡這樣的經濟體，又正好可以利用這些廉價勞動力來補充老齡化或工業化帶來的低端勞動力不足。
來自東南亞的勞工基本以短期雇傭合同工作，通常承擔肮髒（Dirty）、危險（Dangerous）和困難（Difficult）的“3 D”工作。同時，他們的吃住條件也很一般。
當地客工的中飯，咖喱飯
通常受過良好教育的新加坡當地人不願在低工資的苛刻條件下從事這些工作，同時由于生育率下降導致的人口老齡化，勞動力市場缺口非常大。
勞工宿舍的情況曾經一度極速惡化，甚至失控，而住著新加坡人的 “本地社區” 疫情數字則非常平穩。由此也可以窺見外籍客工的艱難處境，以及其身心健康所面臨的巨大威脅。
對于外籍勞工來說，疫情只是把他們幾十年來的待遇在特殊場景下放大了一次，而新加坡在這方面的確還有不少進步空間。
本文圖片來源于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