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會朝野雙方不久前針對最低工資制(Minimum Wage)和漸進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簡稱PWM)展開唇槍舌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10月5日)在國會發表部長聲明時強調PWM的重要性,並形容它是個“四合一梯子”。
這兩個制度到底有什麽不同,哪個才真正適合新加坡?下面這張圖表概括了這兩個概念:
這兩種制度都有利與弊,沒有一個是完美解決方案,因此各方都有支持者。簡單來說,最低工資制的好處在于它更直接,覆蓋的低薪員工也多;PWM則爲每個行業和職能設有量身定制的最低工資,但也因此更複雜和難執行。
最低工資制確保所有人能應付基本需求
最低工資制一般根據新加坡人所須的基本生活費設定一個最低生活工資(living wage),所有全職員工的工資就不能低于這個數字,確保新加坡人不會因爲賺得太少而無法應付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以此保障低薪工友的生活。
不過,最低工資應該設定在什麽水平?多年來呼籲本地推行最低工資制的工人黨,在今年的大選政綱提到,1300元是一家四口每個月平均購買必需品所須的錢,但本地有超過10萬名新加坡人從事全職工作後,實得薪水(take home pay)不超過1300元。因此,他們建議把最低實得工資設在1300元,確保新加坡人不會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全國工資理事會目前則把低薪員工定義爲月入少于1400元的人。
對于員工來說,薪水固然越高越好,但對于雇主而言成本也會很高。爲了控制最低工資帶來的更高成本,雇主有可能聘請更少員工,這或許會導致更多人失業或找不到工作,現有員工的工作量也很可能因此提高。另一個可能性就是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我們的雜費和維修費等就會提高。
漸進式薪金模式的四個梯子
王瑞傑今天在國會指出,PWM是重要的人力政策“發明”,它通過職能、技能、生産力和薪金這四個梯子,轉變一直無法吸引新加坡人嘗試的工作。國務資政兼社會政策統籌部長尚達曼也曾說,PWM是“加強版最低工資”。
此話怎講?
2012年提出的PWM由勞資政三方制定,爲不同行業制定最適合的最低工資,同時根據行業制訂職業進階、所需的培訓,及相應的工資增幅,讓工友隨著培訓掌握更多技能,賺取更高工資。換言之,PWM和最低工資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希望爲低薪工友提供保障,只不過PWM是每個行業內的最低工資,同時通過將薪資和生産力挂鈎,而非采取簡單化一的作法。
國防部兼人力部高級政務部長紮吉哈最近在國會說:“不同領域的收入是不一樣的,你看到保安賺得比清潔工要多,爲什麽都要領取一樣的低薪?何不將薪金和生産力挂鈎,讓他們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賺取各個領域能夠承擔的薪水呢?”
紮吉哈也指出,人們不會只想要賺取最低收入,因此PWM設計了職業發展的“梯子”,讓低薪員工的收入有不斷上升的空間。通過培訓,這些員工的生産力會相應提高,讓生産力與薪金的增加成正比。
根據人力部數據,清潔工和從事粗工的雇員等,中位數月薪在2012年時爲1000元,但去年已達1408元,增加了超過40%。
多個行業仍沒有漸進式薪金模式
然而,爲每個行業量身訂造PWM的過程耗時又繁瑣。據了解,園景和電梯維修行業的PWM分別花了約三年多和18個月來敲定。PWM自2012年提出以來,目前只有四個行業設計了PWM,即清潔業、保安業、園景業和電梯與扶梯維修業,而電梯與扶梯維修業要到2022年才全面強制推行。
專攻東南亞政治經濟學的美國密歇根大學羅斯商學院教授林願清博士點出,PWM的設定經過層層把關和培訓等,因此整個概念比最低工資制度來得複雜,行政和實施成本都更高。
“它需要很多公務員來維持,而這些公務員的薪水遠超過最低工資員工。”
還沒來得及推出PWM的行業,目前就沒有最低工資的保障。全國職工總會副秘書長許寶琨今年9月初在國會透露,已強制推出的三個行業目前有7萬8000名員工,只占了本地收入在最低20%員工的15%。 201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最低20%的全職員工收入不超過2167元(不包括雇主繳交的公積金)。他呼籲政府加快在各個行業普及PWM,包括率先設定工資標杆(wage benchmark)作爲PWM的起點。
許寶琨透露,工會目前在探討在廢物管理行業推行PWM。王瑞傑今天也在國會強調,他們會把PWM推行至更多行業,幫助更多低薪工友。即便目前經濟不好,他們也在積極尋找下來能推行PWM的行業,一旦情況允許時就能推出。
漸進式薪金模式以外給予低薪員工的援助
與此同時,爲了鼓勵還沒推行PWM的行業也提升員工的薪水和職能框架,人力部長楊莉明本月初宣布推出“漸進式薪金標准”(PWM Mark),認可自行制定和采納PWM框架的企業。然而楊莉明強調,這項計劃的成敗也取決于整個社會,消費者得要肯支付多一點來支持這麽做的企業,更多企業才會願意主動采納這項標准以幫助低薪工友。
不過,就算低薪員工所屬的行業或企業沒有推行PWM,他們也並非沒有其他補助。政府自2007年推出了就業入息補助(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每個月給月薪不超過2300元的35歲及以上新加坡員工一筆錢,相等于政府在不給雇主額外負擔的情況下,幫助低薪工友提高薪水。年紀越大的員工,就業入息補助就越高,60歲及以上的員工能在今年一整年拿到高達4000元的補助。補助當中的40%是現金,另60%進入公積金。
政府今年7月也新推出就業技能職員機會(Workfare Skills Support),爲進行培訓的低薪員工提供津貼,支持員工提升自我以爭取更高的薪金可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35歲以下的低收入新加坡人不能從上述這兩項計劃中受益,這意味著低薪的年輕員工就無法獲得保障。爲什麽呢?財政部幾年前給就業入息補助受益者額外的獎勵花紅時曾在網站上指出,年輕人的未來收入有更大的增長潛能。
雇員和雇主如何看待這兩種模式?
56歲的清潔工阿福(化名)說,他每天工作12小時已累得不行,根本沒有心思去想什麽培訓。他覺得自己年紀已大,體力不如從前,不想再另外學用機器。對他而言,學了新技能也意味著工作性質會改變,他也可能被派到需要用到機器的其他場所工作,這些都是他無法接受太多的未知數。“我不敢貿貿然被調去其他地方工作,如果不能適應或者同事之間有問題,我要調回來也不一定有位給我了。我不敢冒這個險,現在工作能做好就好。”
與阿福有類似想法的人並不少,清潔公司CSP Maintenance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經理謝男峻估計,超過50歲的員工當中,只有少過三成願意提升技能以獲得升職。他說:“不是每個人都胸懷大志,一大部分員工已經退休,想要節奏較慢的工作。一個巴掌拍不響,薪水較高的工作不是沒有,但員工本身也得有要做的積極心態。”
“但也有一些員工因爲當年家境貧困沒能上學,所以上了課程拿到證書後開心又自豪,覺得‘我有紙了’(福建話),提高他們的自尊心。”
另一名清潔工安娜(66歲,化名)說,她三年前動了手術取出腦部腫瘤,過後還有一些後遺症影響視覺。雖然她的老板想要提升她爲主管,但安娜因爲健康問題沒有信心往上爬,只想把分內工作做到最好。曾到過幼教助理的安娜說,要是年輕一點或健康沒有問題,她肯定會提升自己並追求更好的收入。對她而言,PWM制定的職業發展軌道就代表他們有升職的機會,而非歧視他們因爲教育不高而無法升職。
被問及PWM和最低工資哪個更好時,安娜毫無猶豫地回答:PWM。她解釋,如果每個人都得到相同的最低工資,一些人可能會隨意對待工作,反正工作態度好或壞都能拿到一樣的最低工資,而這對態度認真的員工也不公平。
提升行業形象並吸引員工
2011年,時任新加坡園藝業協會主席陳志賢聽說清潔行業要推行漸進式薪金時,主動找了建築與木業工友聯合會(簡稱BATU)商談。他指出,很多人或許認爲園景“只不過是剪枝、掃葉子、澆花”,根本不需要培訓,其實哪種植物能澆多少水、如何爲不同植物剪枝等等也是一門學問。
園景員工當時薪金可低至800元左右,陳志賢認爲若還不趕緊提升,從PWM獲益的清潔工和保安人員,薪水就會超越園景人員。他說:“舊時代倒糞工人是所有工作中階級最低的,若園景業還不提高薪水,我們就會成爲那個最低階級的工作。”
如今園景業的最低工資有1300元,比清潔工和保安人員來得高。陳志賢分享,他們先與業者進行調查,多數業者認爲1100元至1200元是較合理的薪酬範圍。但他認爲,在新加坡若沒有賺1300元很難生存,多方討論後最終定下1300元爲當時合理的最低工資。這幾年來,園景業的最低工資已提升至目前的1450元,最高階級的主管薪金則從2250元起跳。 電梯與扶梯維修行業則面臨青黃不接的情況,根據新加坡建設局網站,約一半的電梯技工預計在下來的10至15年內退休,因此吸引新加坡人加入這個行業成爲當務之急。
新加坡電梯公會會長李利添分享,他們的員工須掌握機械工程或電子工程等技能,但巴士技工等也在搶同一組技能的學生。“電梯井的工作環境也不比在工廠或修車廠修理巴士來得好,長久下來要吸引這些本地年輕人加入電梯與扶梯維修行業,就必須提供具競爭力的薪水。”
因此,他們在制定PWM前先進行了薪金調查,了解擁有同樣技能的畢業生在其他行業的薪酬如何,再以此作爲參考。
李利添說,若推行各個行業都統一的全國性最低工資,其實對雇主更爲簡單,但他坦言,若不同行業的最低工資都一樣,一些求職者就會幹脆選擇更簡單的保安工作等。再說,PWM對雇員反而更好,因爲受益行業就會規劃職業發展,讓員工的薪水有發展空間,而非只是每年稍有增幅,購買力卻沒有實質改變。“這個行業一般都是徒弟跟師傅,最多只有一個升職成爲主管,其他的不會有太多發展空間。”
記者:李熙愛
圖:盧芳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