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讓我們來了解一個社會對于語言的需求，以及多語種學習的利弊，今天就多聊了幾句。
之前我們也提過，建議大家無論是做個人教育規劃還是想了解國際政治經濟形式，都要多看看新加坡。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一直都將新加坡作爲了重要的參考學習目標（可惜住宅政策被帶偏學了香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有一次訪談中還打趣說：中國政府的眼裏，新加坡就是一個“Bonsai / 盆栽”版的中國。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小平同志第一時間就出訪了新加坡，學習新加坡的發展經驗。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他也特別提到中國的改革要學習新加坡，要比新加坡做的更好。畢竟華人主體的新加坡在1965年被馬來西亞趕出聯邦的時候，只是一個貧窮小島，但僅僅十幾年之後就創造出了亞洲四小龍的奇迹。靠大半個浦東新區的人口，成就了經濟、軍事、政治各方面的區域強國，在中國這個世紀崛起之前，新加坡是世界關注的奇迹之國。
我們應該感謝新加坡，在中國快速發展之前，新加坡是第一個證明了亞洲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模式，而不是照搬歐美的來實現現代化。
上個世紀的雙李之爭中，李光耀先生堅持亞洲人應有自己的亞洲價值，對比認爲亞洲要全盤西化岩裏政男，幾十年之後，隨著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快速發展，輸贏已見分曉。
如果說中國這四十年成就了人類曆史上最快速的大國崛起，那新加坡50多年展現的就是人類曆史上最成功的“小國崛起”之一。包括在中美對抗的現在，新加坡一方面是美國最重要的地區盟友，一方面也是中國最緊密的貿易夥伴。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在中美之間保持中立，而這種中立並不是用兩邊討好實現的，而是堅持原則和理性溝通。
可能也是因爲這個原因，一些中國人不喜歡新加坡，認爲不夠親華，認爲新加坡人或者其他東南亞華人應該視自己爲中國人才對。但新加坡華人是新加坡人，馬來西亞華人是馬來西亞人，就像中國的俄羅斯族、烏孜別克族、蒙古族、朝鮮族也都是中國人一樣。
李光耀、吳慶瑞這些老一輩政治家在新加坡建國之初，就使用“激進”的政策，用語言將多種族多文化的新加坡人凝聚成了一個集體，形成了如今的“新加坡人”。也許會有人從大中華主義或者大漢族主義的視角對此不滿，但對于新加坡社會來說，這是正確的選擇。
即便從我們自身的立場利益出發，一個“不是中國”的新加坡對中國的正面意義也更爲重要 —— 新加坡是目前世界上少數了解中國，也願意幫助中國發聲，而且懂得如何在西方發聲的國家。
所以我們來看看新加坡是如何用語言作爲工具，將不同族群整合成“新加坡人”，並引導國家發展的。
新加坡從建國開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除了華裔，還有大量的印度裔、馬來裔、歐亞裔，而華人也分爲閩南、潮汕、廣府、海南、客家等等不同族群，各族群之間不僅血緣、外表有差異，語言也基本不通。
新加坡國家成功的根本之一，就是他們成功的將這些民族、語言、文化都相差極大的族群，成功的融合成了一個“新加坡社會”，實現了多民族文化的和解和認同。相比其他多民族國家，比如民族沖突貫穿曆史的美國，或者“只要夠白的白人”的白澳，新加坡在這方面所展現出的智慧，是中國在未來所需要認真學習的。
而“語言”正是新加坡融合族群的核心工具。在開頭的截圖中，那位讀者說新加坡是雙語國家，這其實是個誤會。新加坡有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對應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新加坡的主要四個族群。
而新加坡的“國語”，也就是新加坡憲法中規定的國家語言，不是英語、也不是中文，而是馬來語。雖然家庭中使用馬來語的新加坡人只占10%左右，但新加坡畢竟是被馬來西亞趕出來的，大部分生活必需品也都依仗于馬來西亞，而且扼守馬六甲咽喉之地，新馬之間的和平互利是新加坡最核心的利益。因此將馬來語作爲國語寫進憲法，很有效的幫助新加坡穩定了和馬來西亞之間的關系，雖然新加坡憲法是用英文寫的。
新加坡的第一語言是英語。新加坡是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必須有一個共同語言來實現各民族之間的平等溝通，但如果使用三大民族之一的語言，哪怕是人數占3/4的華人的語言，必定會引發其他民族的反彈。再加上新加坡作爲英聯邦成員以及親歐美外交政策，于是英語這個大家都非母語的語言，反而成爲了國家第一語言。
在新加坡建國後之後，普及英語成爲國家教育中最重要的測試，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學校教育的比重逐漸降低，包括將當時中國之外唯一的華文大學，南洋大學同新加坡大學合並成爲了現在的新加坡國立大學。
雖然這些舉措即便到今天也被很多人诟病和批判，但這種大力推廣英語的政策的確實現了新加坡多種族的融合，並且幫助新加坡迅速融入了英語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成爲東南亞的經濟中心。
這種獨崇英語的情況一直延續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前面提到的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同志很快就訪問新加坡。會晤之後，不僅僅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新加坡學習到了不少經驗，當時的新加坡總理，國父李光耀先生在會晤之後，認爲中國的崛起是必然的趨勢，因此在1979年推出“講華語運動”，直接推廣普通話和簡體字，一方面讓原本講多種方言的新加坡華人在語言上整合統一，另一方面爲和即將崛起的中國溝通做准備。這個運動也是我們記憶中“獅城辯論”的由來。
上次的文章中，我們用了一段李光耀先生在2009年，也就是“學華語運動”30周年時的講話。今天我們放一整段吧。裏面有他作爲學習掌握過6種語言的語言達人，對學習語言的建議。
講華語運動到去年已經40年了，經過兩代人的教育，普通話已經取代方言成爲新加坡華人主要的家庭溝通語言。不過新加坡人最主要的工作語言，也是新加坡家庭使用的第一語音，依舊是英語。包括1/3的華裔家庭、1/4的馬來裔家庭和1/2的印度裔在家裏使用英語。
新加坡建國之後先主推英語，又普及普通話和簡體字，這種“折騰”的確被不少人诟病批評。但這種特殊的語言發展曆史和現狀，其實是新加坡幾代政治家對于新加坡的發展，以及國際形勢變化的前瞻性思考。這是新加坡模式成功的基礎，也是新加坡社會融合的核心。
有趣的是，這種語言文化政策，的確讓新加坡華人似乎不那麽“中國”，但因爲通過語言政策確保各民族之間的相對平等，反而帶來了其他民族對于中華文化的主動靠攏和理解，讓其他族裔的新加坡人變得“更中國”了。
所以我們看到新加坡的其他族裔政治家大多也對中國很友好，這一方面是因爲目前兩國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是因爲他們很理解中國人的曆史和思維模式。比如在油管上深得中國網民熱愛的的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剛出了《Has China Won》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或者前幾年因爲評判印度和中國體制區別，在國內紅了一把的副總理尚達曼都是印度裔。
其實今天聊這麽多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和曆史變化，一方面是抓個機會聊聊將對中國會越來越重要的東南亞地區。但更重要的是想跟大家說：學習，尤其是語言學習，並不是簡單的考試刷分，也不是只看如今的熱門專業。而是要面向20年後，孩子長大工作之後的那個世界，去預判他在那時候的工作生活中，什麽技能，什麽語言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