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期間，穩定和提振經濟的政策對新加坡的發展至關重要。而當下，新加坡進入到向後疫情時期過渡的階段。
新加坡若希望對經濟複蘇加以鞏固，經濟發展需要一項更爲關鍵的基礎：更加重“質”而非“量”。這也是新預算案能否有效實施並且得到接受的重要基礎。
教授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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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簡曆
Lawrence LOH | 盧耀群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策略與政策系副教授
治理與永續發展研究所
(CGS)所長
研究領域：公司治理、科技政策、戰略管理等
全球背景
自去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新加坡投入了高額預算來緩解疫情對經濟的沖擊。有賴于多年來經濟發展打下的穩定基礎，這些措施基本上可行。
如果將目光放到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會發現預算刺激方案和經濟援助措施是在社會兩極分化的背景下出台的。英美兩國都經曆了極爲分裂性的選舉或全民公投，其影響也較爲深遠，許多社會階層因此對政府喪失了基本的信心。
在東亞，香港、日本和韓國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雖然規模較小。不過，問題可能正在發酵，如果處理不善，很可能導致矛盾升級，甚至最終沖破臨界點。
新加坡必須密切關注形勢變化的信號，盡管國家預算支持力度很大，但仍有必要高度重視任何形勢變化可能帶來的影響。
轉變重心
顯然，經濟援助預算案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因此新加坡所面臨的困境將更加棘手。一些企業和個人會失去經濟幫扶，不得不轉型或尋求其他機會。
新加坡2021預算案會與以往有所不同，倒不是在于這份預算案更爲傳統，而是因爲可能會從大力扶持轉變爲以市場爲主。
隨之而來的主要挑戰就是受到影響的企業和個人可能會退出。因此，建立甚至重建質量導向的基本原則格外重要，從而增強凝聚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後疫情時期，國家預算對于質的重視可以通過內容和過程兩個方面體現。
內容質量
雖然全套的政策工具(特別是貨幣工具)必不可少，但財政政策最爲重要，因爲其影響更直接，更有針對性。
多年來，新加坡的財政政策一直強調包容性和公平性。現在，政策的重點必須從“援助”轉向“持續發展”。換言之，財政措施將更注重讓受益者最終能夠實現長期獨立發展。這一舉措可以分階段逐步進行，但必須明確規定方向。
這一財政措施的根本目的是培養個人和企業的適應性和毅力。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鼓勵共同發展，激發人們的活力。後疫情時代的這一過渡期，可能恰好是一個強調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分水嶺。
財政政策常被奉爲一張王牌，尤其是在引導經濟走出衰退或蕭條的時期。新加坡即將出台的政策也應如此，政府應當通過有效的財政政策大膽地站在理性的一面。
過程質量
保持後疫情時期的穩定必須在短期和長期需求之間取得平衡。更重要的是，在不同需求間必須設立優先級。考慮到資源的公共性和有限性，穩健的治理進程以及相關方的積極參與都更加重要。
新加坡2021預算案的籌備工作必須走在很多正在商討中的活動之前。主要前提是要提高預算措施的可信性，這一點可以通過提升透明度來實現，不僅要保證結果透明，過程更應如此。
公共領域的觀點多元化或許是一件好事，只要最終決定達成一致，過程有些小混亂也並無大礙。這可能超出國會辯論的範圍——也許除了現有的論壇和活動之外，還需要考慮一些重要的“第二軌道”平行辯論。
實施預算案的過程就是從不同的需求和觀點之中彙集共識，這不僅僅是嚴格意義上的預算案，即將到來的關于新財政預算案的辯論，應該更多關注支出的質量和政策質量。這將增強人們對預算的認知，即“時間、對象、多少錢、做什麽”。
新的當務之急在于“爲什麽”。
更進一步
新加坡的預算案必須與時俱進。雖然預算案推動了疫情期間的一系列變革，但預算案本身必須從追求量轉變爲追求質。除了增強“硬”的基本面之外，我們還需要加入“軟”的元素。
進入後疫情時期，新加坡要想經濟恢複，公共政策必須深深植根于“質”中。
文章英文版原載于The Business Times
原題爲Why the Budget for a post-Covid Singapore must be different
作者：盧耀群，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治理與永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翻譯：呂雨池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