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約翰島位于新加坡南部水域，距離新加坡本島約6.5公裏，面積只有40.5公頃，現在幾乎沒有長住居民。但從1874年開始，它曾經每天接收成百上千個“臨時住客”。
根據官方數據，從1903至1939的30多年內，就有超過100萬准備入境新加坡的船客，曾經是島上的過客，在這裏接受檢疫和隔離。原來這個俗稱“棋樟山”（也有“淇漳山”的寫法）的聖約翰島，曾經是新加坡的防疫前哨站。
1930年代船客轉搭小船抵達聖約翰島碼頭。（互聯網）
1874年立法通過
海峽殖民地立法議會在1874年3月通過，將聖約翰島劃定爲傳染病檢驗站和防疫隔離所，凡准備入境新加坡的勞工移民、朝聖客或其他旅者，如果在抵港的輪船上被發現或懷疑患上任何傳染病，都會被送到聖約翰島作進一步檢疫。
健康者才可以搭乘小船登陸新加坡本島。確診傳染病者或疑似病例，則會被扣留在島上接受治療或觀察，爲期數天至數周不等。有些病情嚴重者最後不幸客死島上。
由于聖約翰島上經常有接受檢疫的新客和華民，引起新加坡華社領袖關心他們的生活起居，《叻報》在1892年12月27日刊載一則題爲《淇漳小記》的報道，記錄華社領袖的具體行動：“初七早，星期有暇，是以叻地諸君子雇有小輪船一艘，言往該嶼巡閱。” 這幾位“君子”是特別得到殖民地政府的允許和安排，到島上了解情況。他們巡視一番後，發現房舍和環境尚可，但“居此諸人之夥食、醫藥以及工人料理各節，似尚宜于籌劃。”建議需要改進的幾個事項中，他們認爲特別需要多雇用一些華族管理人員，因爲島上工作的傭役多是他族人士，由于語言不通，容易發生誤會或糾紛。
1950年代的聖約翰島。（檔案照片）
廢除華人裸體檢驗
進入20世紀，聖約翰島再度成爲華社關注的一個焦點，其中一個因素是從中國南來的移民人數增多，被送到聖約翰島的新客人數也相對增加，留在島上接受檢疫和隔離者至少有2000人，甚至有時高達5000多人。
另外一個原因是檢疫的方式中，不知何時開始，竟然要船客不論男女都要全身赤裸接受檢驗，引起華民很大的反感，甚至有華婦蒙此羞辱而自殺，也導致知識分子如歐榘甲及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的抗議。
歐榘甲（1870-1911），廣東惠州人，是康有爲最早的弟子之一，曾參與康有爲和梁啓超主導的戊戌變法。1898年維新失敗後，歐榘甲流亡日本和美國，1905和1906年間受聘來新加坡擔任《南洋總彙報》的主筆。
他對新加坡的情況稍有了解後，便揭露當時入港檢疫制度和聖約翰島檢疫所管理上的弊端：“英政府以防疫爲名，（規定）凡由港（即香港）來坡之船，大艙華客男女數百，皆須裸體驗疫。”而且，因管理不善，“棋樟山防疫所，強奸虐待之事，層見疊出。”
身爲知識分子，歐榘甲深信報章輿論的力量，他鼓吹以報章輿論來批判不合理的驗疫方式和揭發聖約翰島上的醜聞。《叻報》在1906年2月初就報道一則島上華婦險遭他族差役強奸的案件。
歐榘甲也在《南洋總彙報》揭發聖約翰島上的虐華事件，導致中國駐新加坡代理總領事孫士鼎向殖民地政府當局交涉。
孫士鼎（1865-1911），原籍浙江錢塘，在廣東出生。1906年1月出任清廷駐新加坡代理總領事。上任後不久便照會英殖民政府，抗議華民在檢疫過程中遭受裸體檢查的不合理待遇，並要求改善聖約翰島上的檢疫條規。
新成立不久的新嘉坡中華商務總會（今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前稱）的會議記錄也印證孫士鼎的積極行動。5月2日的會議記錄記載：“接駐坡孫領事函稱，淇漳山禁疫一事，已商華民政務司承允改良舊例，囑本商會集議妥善辦法。”
原來孫總領事已經取得殖民地當局初步的回應，但他爲了要給殖民地政府更明確的改良意見，便向華社領導機構要求提供具體改良辦法。
歐榘甲在《南洋總彙報》揭發聖約翰島上的虐華事件，導致中國駐新加坡代理總領事孫士鼎向殖民地政府當局交涉。（互聯網）
5月22日孫總領事直接向新加坡總督照會，要求廢除苛辱條例和不合理的檢驗方式。一個月左右便收到新加坡總督答複，“凡有疫之埠來船大艙搭客，均不用赤身驗體。”歐榘甲事後評論，海峽殖民地政府廢除華人裸體檢驗，是孫士鼎向新加坡總督直接交涉的結果。
華紳商任檢疫所視察員
其實，殖民地政府也發現聖約翰島檢疫所存在多方面的問題，爲了徹底解決問題，殖民地政府選派有代表性的華人紳商擔任“棋樟山檢疫所視察員”，協助疏解華社的憂慮及聖約翰島上華人的困境。
這些視察員有權在入境船客停留島上時，隨同衛生醫官前往島上視察，或當他們聽聞島上有虐待華民事件時，可前往島上查看。
1906年被選派爲華人視察員的八名華社領袖分別是閩籍的林秉祥和劉金榜、潮籍的黃金炎和林寵相、廣籍的邱雁賓和梁敏修、客籍的锺葵添以及瓊籍的符登貴。
在華人視察員的定期巡視和監督下，當局對聖約翰島上的設施逐步改善。當清朝最後一任駐新加坡總領事蘇銳钊于1910年10月到任後，也聽聞有關聖約翰島上被羁留華人的悲慘待遇，于是偕同當局的醫官前往島中查看。結果發現聖約翰島檢疫所早已不如傳言中恐怖，“見其房舍之整潔，空氣之清爽，以及一切起居飲食尚不至如外聞之所傳。”
中國港口城市發生傳染病
到了1920年代，從中國南來的華人繼續增多。除了中國政治社會不安，難以謀生外，國際橡膠和錫米的價格高漲，帶動馬來亞橡膠業和錫礦業的繁榮景氣，吸引更多中國勞工南來謀生。因此，被送到聖約翰島檢疫的船客人數也隨之增加。
以1926年爲例，島上曾一度收容近5000名接受檢疫的船客。此外，當中國港口城市發生霍亂或天花等傳染病時，境外輸入病患的增多也加重聖約翰島檢疫所的負擔。以1926年9月爲例，殖民地政府“因廈門、汕頭、海口等處，皆有霍亂等疫症發生，故特宣布其爲有疫或疑疫之港埠。凡由上述各埠來叻之輪船，皆須前往淇樟山上嚴行驗疫，以杜傳染”。
那到底是不是所有船客都要接受驗疫？實際的情況是，如果傳染病流行時期，所有船客都要接受檢疫；如果不是這種特殊時期，則只有統艙（即經濟艙）的船客需要接受檢疫，而頭等和二等艙房之船客可以免受檢驗。
1930年代殖民地衛生官員上輪船檢疫。（互聯網）
消毒藥水淋灑身體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自1980年代以來進行一系列的口述曆史計劃，其中一些受訪者提到早年在棋樟山的經驗或印象，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記憶，那就是遭到消毒藥水淋灑的經曆。
新加坡著名華商黃奕歡（1908-1985）于1923年從福建南安前來新加坡謀生。他所乘坐的輪船抵達新加坡紅燈碼頭附近，就有衛生官員上來檢查。
他那艘船不幸有兩個人生病，因此所有的船客都被安排乘坐小型駁船，載去聖約翰島驗疫。他記得是被載去一個像“羊寮、豬寮”的地方去“熏硫磺”和“用臭水沖涼”。三天後同一艘船的人沒人生病了，他們才被載送去新加坡本島。
孺廊學校創辦人黃二甲（1903-1989）也有類似的回憶。他記得1925年第二次過番的情景：到了聖約翰島後，每一個人都要“沖那種有消毒藥水的水”，你若不要沖水，他們就會向你潑水，或推你下去，算是消毒。由于黃二甲被懷疑染病，結果被禁在聖約翰島上觀察和治療長達一個月才獲准登陸新加坡本島。
就連不需要上島消毒的著名畫家劉抗（1911-2004），也清楚記得有灑水消毒這回事。他追述：新加坡當時，凡是從中國來的船只都要到一個島嶼，福建話叫“禁锢處”，到了那邊要去消毒一下才可以正式上岸。
劉抗沒有上島消毒，因爲他買的是有房間的頭等船艙票，各方面的設備都與統艙的通鋪有天壤之別。劉抗的印象很深刻：房間好像是比較考究的，我是頭一次看到西式的餐廳，那潔白的台布，餐巾擺得很整潔、幹淨。
1955年聖約翰島成了戒煙所，煙客們全神貫注的在車衣房內工作。（檔案照片）
1920年代後期，聖約翰島的檢疫管理已經制度化，基本設施也相當完善，很大的程度要歸功于棋樟山檢疫所視察員的定期巡視和監督。這期間先後擔任視察員的華人領袖包括廣籍的曾紀宸、羅承德醫生、林文田、邱雁賓、何兆芹醫生，閩籍的李光前、謝榮西，潮籍的王邦傑、李金賜和客籍的湯湘霖等人。
1929年底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影響新加坡的入境人數。聖約翰島上接受檢疫的船客人數也明顯減少，留在島上單日最高的檢疫人數從1929年的4385人急速下降到1931年的236人，充分反映出大蕭條對新馬經濟和勞動市場的沖擊。1935年以後，島上檢疫的人數才恢複到單日最高4000多人的記錄。
其他傳染病臨時隔離中心
聖約翰島檢疫所不只是爲入境船客所設的防疫前哨站，在不同時期也扮演其他角色。它也曾是麻風病人的隔離所，以及其他傳染病的臨時隔離中心。例如1927年12月，新加坡本島的精神病院內發現幾宗“虎疫”（即傳染性極高的霍亂），政府衛生官員爲防止傳染病蔓延，當即采取隔離措施，次日便將精神病院所有330個病人送去聖約翰島檢疫和隔離。1
950年代以後，聖約翰島還先後成爲瘾君子戒毒所、罪犯管制所和政治犯拘留所。
1975年聖約翰島華麗轉身，重新改造成爲新加坡學生的假日活動營地和市民休閑或逃離城市喧囂的好去處。它曾長期肩負新加坡防疫前哨站的曆史重任逐漸讓人遺忘。
記者：黃賢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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