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屠殺是指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占領新加坡後針對當地華人有系統的種族清洗。新加坡淪陷後，爲報複新加坡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支援，以及華僑對日軍的抵抗行動，日本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便與參謀長鈴木宗作和參謀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劃了對新加坡華人的“肅清行動”。他們在判定出敵對分子後，當即處置（死刑）。因爲偵查的時候沒有記錄的關系，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傷亡人數。但是日本和南洋兩方都有不同的總數，日本的官方數字是5000，可是新加坡華社給出的數字是10萬。戰後的審訊中的證據提出的數字是約25000至50000人左右。
簡介
新加坡日治時期是指日本統治新加坡的時期，由1942年2月15日英國殖民地政府投降起，至1945年9月12日在政府大廈舉行日軍投降儀式爲止。日占時期是新加坡曆史上最黑暗的時刻。日軍尤其是憲兵隊對當地的華人做出了諸多暴行。爲了報複新加坡華人之前支持中國抗日和新加坡的義勇軍，日軍從1942年2月18日至25日進行了大檢證又稱肅清。最後日方抓走了幾萬人，當中絕大多數被帶到郊區或偏遠的海邊予以集體槍殺，剩下則被送到泰國建造“死亡鐵路”。二戰結束後，新加坡人民開始有了政治覺醒，這次的淪陷讓新加坡人開始相信要靠自己保衛這片土地，間接促成新加坡脫離英國的統治走上獨立的道路。
背景
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擊了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由此開啓。日本的目標是要通過攻占東南亞，來取得當地的天然資源。日本當時資源匮乏國力低下，如果不是靠著掠奪東南亞各國的資源，經濟早就崩潰了。另外作爲英國在東南亞的政治經濟中心，日軍必須要拿下新加坡才可以徹底把英國人趕出東南亞。南洋華人在抗戰初期直接彙款回國給家人加上義捐之數達到50億元，而1939年國民政府全年戰費不過18億，更有許多華僑回中國投身抗戰一線。因此日軍對華僑十分的仇視，新加坡被攻陷後，居住在這裏的華裔也遭到日本的報複。
日軍入侵馬來半島
日軍于1941年12月8日（爲珍珠港事件隔天）開始入侵馬來半島（史稱馬來亞戰役），首先在馬來半島北端暹羅領地北大年府登陸並且擊退駐守該地的暹羅憲兵，目標是向西南越過 [[馬來—暹羅邊境]] 進攻馬來半島西部地區。同年12月11日亦有一支日軍在馬來亞北部的哥打峇魯登陸，這與日軍在暹羅的北大年府及宋卡港所實施的登陸行動相配合。
英國皇家海軍派來了Z艦隊包括航空母艦不屈號、戰列艦威爾士親王號、卻敵號、及4艘驅逐艦，該艦隊在戰爭爆發前已到達該區並由海軍上將湯馬鄞·菲利浦斯指揮，目的是攔截准備登陸哥打峇魯的日軍，但是不幸地該艦隊航空母艦不屈號在途中擱淺，不得不回航。由于日軍擁有空中優勢，導致英國皇家海軍于1941年12月10日威爾士親王號及卻敵號被日本空軍轟炸機在彭亨、關丹外海擊沉，這使得英屬馬來半島的東海岸門戶大開，英國皇家海軍遠東艦隊經此役後更無力對抗日軍的登陸行動。
日軍利用快報廢老舊輕型坦克快速地突破了駐守在叢林裏面的英軍傘兵坑防線，因爲在馬來半島上英軍連一台坦克都沒有，坦克被英軍參謀認爲不適合在叢林地形作戰，故英軍在馬來半島上沒有配置坦克。當時擁有9萬余人占了人數優勢的馬來半島駐守英軍卻持續敗退，最後不得已只能撤至新加坡，撤退時英軍順勢將連接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兩地的柔佛長堤炸毀、隔絕兩地，讓整個新加坡島瞬間變成一座要塞方便防守。1942年1月31日，戰爭開始僅55天，日軍占領了整個馬來半島。
過程
淪陷
1942年2月1日，負責指揮日軍的陸軍中將山下奉文采用聲東擊西戰術先派一部隊在新加坡島東北部和近烏敏島一帶水域，成功吸引了駐守在該地區英軍的注意力，然後在新加坡島西北部的日軍趁機用充氣皮艇渡過馬來西亞柔佛海峽並在莎琳汶、克蘭芝、林厝港和裕廊的海灘登陸。日軍受到星華義勇軍和盟軍的聯手抵抗，揭開了新加坡保衛戰的序幕。
1942年2月13日，日軍第18師以猛烈火力攻打鴉片山（巴西班讓），爆發鴉片山戰役，是爲日軍攻打新加坡最激烈的一次戰鬥。由于日軍第一次攻擊失敗，戰亡400人，所以決定喬裝成英國印度兵。守軍于鴉片山上、僅剩42人的第一馬來軍團的阿南·賓·賽義德·迪上士識破了敵人的詐術，對日軍展開攻擊。最後，馬來軍團寡不敵衆，全部壯烈犧牲，阿南上士遭俘虜。日軍爲了泄憤，把阿南的四肢砍掉，並將他用麻袋裝起來倒挂在樹上，用刺刀朝他刺了幾十刀。阿南死時僅27歲。
勢單力孤
在新加坡的很多地方，例如裕廊前線、巴西班讓沿海防線、武吉知馬沿海海岸等地，義勇軍都與日軍展開了大規模的激戰，曾多次打退日軍的進攻，而義勇軍隊員也有很大傷亡。但英國由于以保衛遭受法西斯同盟德國侵略的本土爲主，除1月下旬曾有少量從馬半島退守的援軍抵達新加坡外，並沒有向駐新加坡的英軍提供其它任何實質上的軍事援助，造成防守新加坡的力量勢單力孤。再加上由于訓練和裝備等問題，新加坡英軍節節敗退。
在多次敗于日軍後，英軍總司令部決定投降。由于此時“星華義勇軍”仍在繼續抗日，英軍總司令部在投降後于2月13日下令解散“星華義勇軍”。2月15日，駐新加坡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在武吉知馬的福特汽車廠親自簽署無條件投降書，正式將新加坡的主權交給日本，高達12萬人的英軍全部被俘。部分被俘虜的英國士兵。
華人開始備戰
1941年底，日本占領馬來半島後，開始准備入侵新加坡。新加坡當時和馬來半島等東南亞區域一樣，也是英國殖民地，駐有英國軍隊，不過新加坡當地居民以華僑爲主。面對日本的即將入侵，新加坡華人積極開展准備活動。一些華人組織的“華僑抗日義勇軍”成立後，正式成員人數達到數千，包括黨員、工人、學生在內的新加坡各地人民。12月30日，新加坡華僑的各派人士成立了“新加坡華僑抗敵後援會”，對“華僑抗日義勇軍”的抗日行動進行資助。
1942年2月1日，日本開始進攻新加坡。英軍總司令部總司令白思華隨後宣布新加坡攻防戰開始，並決定防守前線，駐新加坡的英軍開始與日軍交戰。與此同時，2月8日，千余名“華僑抗日義勇軍”隊員，在“保衛星洲”的口號下，由馬來亞共産黨黨員林江石率領開往前線協助英軍作戰。當時的英軍宣布新加坡的“華僑抗日義勇軍”將是隸屬于馬來半島英軍司令部的“星華義勇軍”，待遇和不列顛印度軍隊以及英屬澳洲軍隊一律平等，被遣送至當時也是日本領土的台灣，在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金瓜石設立的金瓜石戰俘營，強制進行采礦等工作。
英軍投降
白思華中將(Lt. Gen. Arthur Ernest Percival)在1942年2月15日，農曆新年（春節），向大日本帝國陸軍的陸軍大將山下奉文投降。約130000個印度、澳洲和英國士兵成爲戰俘，當中許多遭遣送到緬甸、日本、朝鮮、滿洲國修蓋鐵路。日本占領新加坡後，日軍將領“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將之改名爲昭南島（意指南方光明之島，或昭和天皇在南洋獲取的領土）。在行政上，新加坡則成爲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爲“昭南特別市”。因此，新加坡日治時期也被稱爲昭南時代，並由大達茂雄擔任第一任昭南特別市市長，內藤寬一是第二任市長（也是最後一任）。
星華義勇軍
新加坡被日本占領後，由于新加坡保衛戰中“星華義勇軍”堅持抗日，再加上此前新加坡華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例如新加坡的南洋機工曾在中國接受軍事訓練，然後派往滇緬公路服役，與中國國內機工共同抗日等），日軍對新加坡抗日的華人進行了許多報複和整肅，尤其是殺害了許多義勇軍隊員，約五萬人遇難。新加坡人民的保衛戰在日本的猛烈攻擊下最終失敗了，一共堅持了八天。不過，隨後一些義勇軍成員開始了遊擊戰術，將抗日行動一直持續了下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間，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抗日力量也對新加坡的抗日力量進行過大量援助。
日軍勒索華僑
當時日軍還勒索南洋華僑，要華僑交出五千萬元俸納金。山下奉文當時給的理由是：“華僑支持重慶政府抗日，這筆俸納金，是你們向日軍贖罪的買命錢。”日本人成立了南洋華僑協會，要七十多歲的華僑長老林文慶博士擔任會長，並要他以協會的名義去籌錢。新加坡要負責一千萬元。
林文慶已是72歲的垂暮老人。日本侵略軍占領新加坡後，急需利用一些社會上有名望的領袖人物來爲其服務，而當時公認的華僑領袖如陳嘉庚等人，早已出走，銷聲匿迹。于是年逾古稀的林文慶在劫難逃，被迫出面組織了“華僑協會”，並籌集5000萬元的“奉納金”獻給日軍最高指揮官山下奉文，作爲願對日本的軍事統治加以合作和支持的一種表示。
林文慶被迫無奈，受盡煎熬。但他也利用“協會”及其“會長”身份，營救了一些愛國華僑。如“南僑總會”財政李振殿被日本憲兵拘捕後，就是由林文慶簽具保證書而獲釋的。據當時在“華僑協會”當秘書的陳育嵩回憶，當李振殿被保釋出來時，日憲兵隊長水摩指著林文慶對他說：“呶！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謝！”李當即跪下去，林文慶不知所措，兩位曆盡滄桑的老人，相對無言，老淚橫流。又如古晉僑領黃慶昌等被日本水上憲兵拘捕，也是由“華僑協會”出面保釋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當局豁免對他的譴責。
物資短缺
由于資源嚴重缺乏，米價從一斤五元漲到五千元。于是，日本軍政府定量供應糧食，成人每月可領4.8公斤，兒童2.4公斤，致使許多民衆不得不在自家花園裏種植木薯、番薯、香蕉等農作物。同時，政府也發行新的軍用票（俗稱“香蕉票”），使其與殖民地時代的叻幣同值使用。可是隨著軍政府的濫印鈔票，其價值貶到100叻幣可換2380元軍用票。
屠殺
在1941年12月到1942年2月，日軍侵略軍發動了馬來新加坡戰役。在抵抗作戰中，最爲勇敢就是馬來人民抗日軍。這是由馬來亞共産黨領導的主要由華僑組成的抗日武裝，有兩個旅，大約4000人。他們在金馬士(Gemas)重創了日軍25軍戰車第一聯隊以及安藤支隊。南洋的華僑們爲祖國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他們出錢出人支援祖國的抗戰，不管是親共的陳嘉庚先生還是親國的胡文虎先生，他們都是爲了祖國不受日寇蹂躏。當時的日軍第25軍司令山下奉文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要不是有華僑的支援，早就解決中國問題了。這就是新加坡大屠殺的思想根源。
隨著2月15日英軍乞降，新加坡淪陷。馬來新加坡戰役以日軍的完全勝利而結束。日軍占領新加坡幾天後便出示一份布告，要求所有新加坡18歲至50歲華人男子到四個地方集中以領取“良民證”，但是到了集中地點等待著華人的是蒙著面罩的原英國警察，印度警察和馬來亞共産黨的變節分子的對所謂“反日分子”的指認。被指認出來的華人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日軍捆綁赴海邊，慘遭重機槍掃射。到後來爲了節約子彈，幹脆把人綁成一串裝上船，到離海岸十公裏左右的地方將人推到海裏。
日軍屠殺被“指認”的華僑，手段極其殘忍：有將人互相捆綁推入海中用機關槍掃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盡或用機槍射殺、軍刀砍殺的，種種花樣令人發指。多年來，對于日本修改教科書、派兵海外維和以及首相、政界人物頻頻參拜供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東南亞一些國家和中國、韓國一樣，總是予以密切關注乃至譴責。其原因在于，它們都曾經遭受日本的野蠻侵略，對于日本複活軍國主義的動向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尤其是新加坡，由于經曆過日軍的大“檢證”、大屠殺，所罹受的傷害更深，反應也更加強烈。
都有哪些人被殺
1942年新加坡的淪陷是對大英帝國殖民體系的一次沉重打擊，丘吉爾戰後回憶說，整個二戰期間，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緒最低落的時刻。這個號稱永不會陷落的“遠東堡壘”的淪陷震驚了所有還沉浸在帝國殘夢中的英國人。如果說新加坡失陷對于英國殖民者來說是一記沉重的心理重拳，那麽對于生活在這個彈丸小島上的數十萬華人而言，則是一場真實的噩夢。日本軍部早就對星洲華人欲除之而後快。占領新加坡後，日本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便與參謀長鈴木宗作中將、參謀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劃了對新加坡華人的“肅清行動”，要求全島日軍在三天把人員肅清。
肅清活動開始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備司令河村三郎：“將潛伏著的持敵對態度的華僑連根鏟除，以絕我軍作戰的後顧之憂。”參謀長鈴木則明確指示：“判定出敵對分子後，當即處置（死刑）”。
2月18日，殘酷的大“肅清”開始了。日軍對新加坡市區進行劃區封鎖，強令各區華僑，不分男女老幼，攜帶一周糧食，前往7個集中地接受甄別。不到3天，7個集中地的學校、工廠、住宅、街道都擠滿了華人。白天烈日曝曬，夜晚寒風侵肌，華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驚膽戰地等待著審查。僅僅幾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擠死，悶死。
盡管有《抗日華僑名冊》（新加坡的日本僑民和柔佛州警方有關人員提供）和漢奸的協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內，從七八十萬華僑中甄別出五六萬名“抗日分子”，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整個甄別過程實際上充滿了“兒戲”——只盤問職業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簽抓阄者有之——總之，是生是殺，完全隨“皇軍”意志支配。
日本陸軍中鼎鼎大名的戰爭狂人辻政信當時正擔任馬來方面作戰處主任參謀，他也是“肅清大屠殺”的主要推動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視了負責惹蘭勿殺地段“肅清”工作的日軍部隊。在聽說大西覺的分隊只甄別出了70人後，辻政信大爲光火，嚴厲斥責道：“你還在磨蹭什麽？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這一句話便讓大西覺的分隊一口氣抓了幾千人，塞滿了幾十輛汽車，風景宜人的樟宜海濱遂成屠場。
海南華僑是被重點搜殺的對象，因而遇難的比例特別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肅清”案戰犯審訊記》曾有這樣的記述：“芽籠區則爲日軍施虐最殘酷慘毒之地區也。華僑居民不問男女老幼，均被驅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場，忍饑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婦孺乃得釋回。男子蹲踞草場，任曝驕陽，稍一動彈，拳足交加，甚或驅上羅厘（貨車），每車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經檢出之教員及識字者、公務人員、義勇軍、南來不及五年者、有五萬以上資産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載往錫叻七裏半處屠殺，爲數之衆，爲各區之冠”。
有多少華人慘遭殺害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華人方面主張的的數字是10萬人！爲什麽有這麽大的差異？新加坡法庭是英國人的法庭，死了多少華人也與他們沒有關系，他們關心的只是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對于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的戰爭罪行，至于幾萬名華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們心上，這個五千人的數字出于當時的“昭南市”（日軍占領新加坡以後立即在2月17日將其改名爲“昭南市”）警備司令官河本參郎的自供，沒有人做過任何調查。
日本軍隊在上次大戰中犯下的一次10萬人以上的大屠殺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和菲律賓大屠殺。這三次大屠殺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殺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揮下進行的。有發令者，指揮者和執行者，有鐵一般的證據！發令者是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指揮者是第25軍參謀長鈴木宗作中將，執行者是第九旅團團長河村參郎少將。
從2月19日起，日軍即下令所有幾十萬華人分區集中到幾百處場所“檢證”。華僑通常被要求自帶幾天幹糧前往指定地點等候。他們擁擠在一處睡臥不得，連日飽受日曬風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檢之時，便須連過幾關台灣線人和日軍官兵的審查和盤問。由于“檢證”匆忙，日軍並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計劃來，所以實際執行時標准各異，各區軍官完全隨個人的好惡行事。有的“檢證”點專門拘捕有錢人，有的“檢證”點則專門拘捕戴眼鏡者。不幸被“檢證”出來的，即被卡車拉往郊外集中處死；僥幸過關的，則身上蓋一“檢”字放回。
據回憶那幾天新加坡全城婦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風、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風，可能是上天有感應吧！戰後調查，日軍集中屠殺華僑的地點多達幾十處，包括榜鵝海灘、舊樟宜海灘、聖淘沙海灘、東海岸靠近碼頭的地方都是當時的屠殺場地，並有大量遺骸被發掘出來。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新加坡各地展開了慶祝抗日勝利的活動。諷刺的是，日軍投降日是華人的中元節，許多人索性將軍用票當作冥紙，燒給先人鬼魂。
隨著日本投降，新加坡人民歡天喜地。由于英軍尚未抵達新加坡，這裏仍由日軍管理。但是日本的戰敗導致這些原本仗勢欺人的士兵失去威風。當年替日本人工作的人都被周圍的人唾罵爲“漢奸”，甚至遭到仇殺。日本軍營遭焚，商店遭洗劫一空，新加坡已經差不多進入了無政府狀態。
最終，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廈舉行了投降儀式。代表新加坡的是東南亞聯軍總司令路易斯·蒙巴頓將軍，日方則本來是由南方日軍總司令寺內壽一簽字，但是因爲他在西貢病倒，所以改由馬來半島總司令坂垣征四郎代替。雖然英軍的回來受到人民的歡迎，但是他們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在人民的眼裏，他們已經不是那麽戰無不勝的了。
二戰結束
雖然華人社區要求殖民政府在當衆處死這兩個軍官，但是英政府只讓6個受害者的家人去看。被判死刑的軍官在1947年6月27日被處死。雖然當地和華人極之不滿，新加坡英政府認爲肅清大屠殺告一段落而沒有再向日本要求賠償。但是，新加坡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以後，另一股新的反日情緒又興起。日本外交部在1963年拒絕新加坡政府的要求。日本的理由是1951年的《舊金山條約》已經就英國（和它的殖民地）的賠償作出了和解。但是前總理李光耀作出回應，說英國殖民政府不可以代表新加坡人的聲音。
在1963年9月，新加坡的華人開始了一個罷買日貨的活動，但是他們經濟上只可以維持7日。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爲一個獨立主權國後，新加坡政府再一次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和道歉。在1966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同意向新加坡政府賠償5000萬美元，其中一半是津貼，而另外一半是借貸。但在這個賠償中日方並沒有作出官方道歉。
悼念死難同胞
1962年，中華總商會負起社會義務，設立募捐委員會，將新加坡各處陸續發現遭日軍屠殺的人民遺骸合葬在美芝路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下。自1967年開始，每年的2月15日，即日軍占領新加坡的那一天，新加坡人都會來到紀念碑公園，焚香燒燭，祭奠亡靈。總商會都會在紀念碑前舉行獻花儀式。除悼念日侵時期死難者外，此項活動更爲提高國民－尤其是年輕國人的國家意識，讓他們了解自由與和平的可貴，灌輸全民防衛觀念的重要性。每年，新加坡全島公共警報系統在淪陷日，中午12時05分鳴響，其目的在于提醒軍民團結，共同保衛新加坡。
對新加坡日治時期的曆史有興趣的話，請搜索新加坡電視劇《和平的代價》視頻。這部連續劇真實的反映出當年的境況，歲月無聲，人間有情，曆史決不容忘懷 ，陳嘉庚和林謀盛烈士等曆史人物和新加坡先輩的抗戰經曆和苦難使新加坡後人深爲感動！
屠殺人數
關于被日軍“檢證”殺害的華人數目
多年來因統計上的困難，一直沒有確切的數字。1945年9月，英國隨軍記者博比·傑克遜認爲人數達到5萬。同月11日，《星洲日報·總彙報》引用日本占領馬來亞時期出版的《彼南日報》提供的數字，說“新加坡檢舉不良分子7萬余人”。日本曆史學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戰爭》一書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東亞年報》提供的資料，也說新加坡被甄別出的華僑有7萬名。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詢局進行初步的登記，只查出2721名遇難者。在1947年3月10日開審的檢證案戰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據登記所得，指控日軍屠殺了五千以上的華人。但咨詢局及華人團體都認爲不止上述數目，由于“全家遭難或被難者原屬單身，或大人遇難只余童稚，均無從填報，或認爲無甚用處，不欲填報”，實際遇害人數要比登記數目大得多。柔佛州蘇丹醫生班德拉博士在遞交給遠東軍事法庭的書面證詞中就斷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軍人外，有15萬以上的亞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處死或拷打致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則極力壓低殺人數目，掩蓋罪行。當時負責檢證而被指控的警備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證他所負責的市區內只有四五千人被殺，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堅持說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認曾經大規模殺害過華人。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學曆史教材經日本政府審查後，將“檢證”被害人數由兩萬人改爲六千人，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極力壓低南京大屠殺遇害人數的做法如出一轍。然而，無論侵略者怎樣掩蓋真相，事實是永遠改變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東亞年報》早就提到過，當年在新加坡共有七萬人被檢舉；根據曆史學家的考證，因“檢證”遇難的華人應超過二萬五千名；而新加坡華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檢證”殺害的華人當在四五萬名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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