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映蓁
無論在家庭或職場，新加坡女性的堅韌與無私付出顯而易見。要兼顧親人與事業，並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絕對沒有想象中簡單。
配合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將2021年定爲“歡慶新加坡女性年”，三名任職于不同領域的職業女性受訪分享她們如何在伴侶、親人及上司同事的支持下，突破“男主外，女主內”的框框，繼續在家庭、職場和社會扮演多個關鍵角色，全心付出，全意貢獻。
新加坡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將2021年定爲“歡慶新加坡女性年”（Year of Celebrating SG Women），除了回顧新加坡女性的成就，也歡慶新加坡女性的進步和潛能，並促進女性的發展。
根據聯合國《2019年人類發展報告》，新加坡的性別平等指數在162個國家之中排名第11，女性無論教育水平或就業情況都有亮眼表現，例如擁有大學文憑的本地居民（25歲及以上）之中有50.8%爲女性。此外，新加坡女性就業率從2009年的64%上升至2019年的73%，律政界、商界及其他領域也不乏女性領袖與代表。
難得的是，盡管時間和精力有限，許多職業婦女卻沒有把工作和家庭視爲二選一的問題，沖刺事業之余也兼顧家庭。同樣難得的是，她們背後有強而有力的後盾——休戚與共的伴侶，一起肩負照護孩子與家務事的責任；善解人意的上司和同事，讓工作的安排更靈活，更具伸縮性。
辭工當全職爸爸 支持妻子繼承家傳古早味
陳志聖（40歲，全職爸爸） 李瑞芳（37歲，小販）
陳志聖和太太李瑞芳認爲孩子出生後由家長照顧比較理想，商量後決定由陳志聖肩負主要照護責任。（龍國雄攝）
小販的工作有多艱辛可想而知，祖傳美味的接班人面對的壓力更是非同小可。竹腳小販中心的“545黃埔蝦面”擁有85年曆史，攤主李瑞芳爲了繼承家傳古早味而辭掉金融白領工作，變成每天淩晨2時出門准備開檔，下午4時過後才到家的第三代掌門。2015年懷上第一胎時，她與丈夫陳志聖都不想把孩子交給托嬰服務中心，商量後決定由丈夫肩負主要照護責任。
陳志聖說：“我和太太都覺得孩子出生後由家長照顧比較理想，特別是在孩子可以走路和溝通之前。新生寶寶需要很多關心和照顧，而且除了滿足寶寶的基本需求，可能還有很多不容易處理的事情，需要無私的愛才能做到。”
男主內，女主外的安排未成社會主流，但陳志聖沒有絲毫猶豫。對他而言，父親和母親扮演的角色大同小異，他只是努力做好身爲家長應該做的事。他說：“當時我在做社媒營銷，已經是居家工作，因此（成爲全職爸爸）這個決定非常簡單。”
李瑞芳說：“其他人知道志聖的決定都贊賞不已，很多人有照顧孩子的切身經驗，知道這件事有多難，因此非常尊敬他，我也因此感到自豪。”
夫妻倆去年迎來第二個女兒，陳志聖目前除了照顧孩子，也幫忙處理小販攤位的行政事務。李瑞芳坦言自己陪伴孩子的時間比丈夫少，因此女兒和爸爸較親，但家裏唯一經濟支柱這個身份讓她感受到責任感與成就感，她也對丈夫有信心，“我全心全意信任他，知道孩子們都會得到很好的照顧。”
雖然無法時時陪在孩子身邊，但李瑞芳非常重視自己身爲妻子和母親的雙重角色。忙完檔口的生意已筋疲力盡，回到家她仍盡量給家人烹煮健康的晚餐，也用心爲另一半騰出時間。“我和孩子都在7時左右睡覺，陪伴老公的時間非常有限，所以每逢休息日，孩子入睡後我都盡量和他度過‘優質時間’（quality time），例如爲他烹煮他最喜歡的料理。”
抑郁症來襲，夫妻攜手渡過難關
大女兒出生後的兩三年，陳志聖不時承接社媒營銷工作，但他漸漸發現顧此易失彼，結果無論工作或照護都難以專心，也找不到自我照顧的時間。李瑞芳留意到他的情緒漸漸有了轉變，常常悶悶不樂，時時疲累不堪。“有一天，我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他究竟有何感受。那時的他哭了，開始和我坦白。”
李瑞芳決定帶他到心理衛生學院求醫，大約一個月後情況有所改善。爲免蠟燭兩頭燒，陳志聖開始從“兼顧工作的居家爸爸”變成全職爸爸，他說自己現在更能體會母親以及其他照護者的付出，感恩之情益發深刻，對妻子的感激更是溢于言表。
“即便在最黑暗的日子裏，太太依舊對我不離不棄，她始終相信我，我說再多的謝謝也不夠。坦白說，如果不是她在我艱難的時期主動‘出手相助’，現在的我或許根本不會存在。”
夫妻攜手共同渡過難關，感情必然更進一步，對于親情、愛情也有更深刻的體會。李瑞芳認爲爲人父母者應抛開性別規範，“只要根據孩子的需要扮演好所需角色就行了。”
一起居家辦公更靈活 新手父母輪流顧寶寶
蔡維良（33歲，公務員） 邢婉琴（29歲，社區護士）
邢婉琴慶幸丈夫蔡維良是個凡事親力親爲的父親，無論照顧孩子或做家務，兩人都樂于分工合作。（林國明攝）
無論是打掃、洗衣、下廚，或是給五個月大的女兒餵奶、沖涼或換尿片，蔡維良和邢婉琴都分工合作，寶寶晚上餓了要喝奶，兩人也輪流“值夜班”。
蔡維良說：“我們沒有明文規定如何分工，比較像是有了共識和默契，誰正好在家或有空就由誰負責。何況我也習慣做家務，我覺得主動做這些事其實沒什麽特別，照顧孩子也不應該只是媽媽的事。”
本月初休完産假並返工的邢婉琴說：“我很慶幸丈夫是個凡事親力親爲的父親。照顧孩子不只是女性的責任，還好現在新一代的想法有了轉變，很多爸爸更願意和妻子分擔責任，居家爸爸也不再面對那麽多偏見。”
蔡維良在冠病暴發後開始居家辦公，目前一周有大約四天在家工作。夫妻倆原本准備使用托嬰服務，無奈住家附近全額滿，因此邢婉琴特別和上司商量，靈活調整工作時間：上午時段如常在辦公室工作，下午則是居家辦公。“難得有上司體諒和支持，上司也明白托嬰服務不易找。有了這個安排，我才可以在照顧孩子和工作之間取得平衡。親人的支持也非常重要，我很感激家婆會在白天過來幫忙。”
蔡維良的上司同樣能體恤他的處境，也明白現在是過渡期，新手父母需要時間調整。“雖然不時要開會，但幸好還是有時間空隙可以照顧寶寶，至今未有必須同時開會和看顧寶寶的情況。難得的是現在可以省下通勤時間，因此有更多時間陪在寶寶身邊。”
他認爲新手父母在分擔照護責任時，一定要自動自發，而且要保持良好溝通。至于如何照顧寶寶，他建議坐月期間多觀察陪月婦，向她學習。
蔡維良說：“現在聽說有爸爸辭工照顧孩子，或許還是會引起一些異樣眼光，但漸漸地，我們都認識到這會越來越常見。畢竟孩子如果無法由媽媽照顧，那爸爸一定要‘挺身而出’。”
丈夫患有早發性失智症 妻子全心照護也全意工作
王麗娟（63歲）的同事和上司都知道，每個周六是她的“失智症時間”／“ADA時間”，因此周六都不找她開會。ADA是新加坡失智症協會（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的簡稱。
王麗娟是跨國資訊通信科技公司恩士訊（NCS）的保健客戶交付主任，責任重大且工作繁重，每天工作11、12個小時不足爲奇。但無論多忙，她每逢周六都會陪丈夫劉懷堅（64歲）參與ADA的“勿忘我”活動，與其他被診斷患有失智症的人士以及他們的親屬一起玩桌遊、看表演等。
劉懷堅在2013年被診斷患有早發性失智症，王麗娟認爲自己必須在工作與照護之間取得平衡，因此更有意識地騰出時間陪伴他，以免他缺乏安全感。
劉懷堅患有早發性失智症，王麗娟工作再繁重，都會有意識騰出時間陪他，確保他有足夠的安全感。（蕭紫薇攝）
王麗娟說：“我在周末也必須工作，但先生非常享受和期待ADA的活動，所以我讓同事知道那是我的ADA時間，他們也都非常體諒，盡量不找我開會。如果有急事，我可能就坐在（活動室）一角，通過手機辦公，但至少讓丈夫看得見我。”
平時開會和工作時，王麗娟不時收到先生的信息或電話，想知道她的行蹤。爲免增添他的焦慮，她都盡快回複。慶幸的是，上司和同事都知道並諒解她是丈夫的主要照護人；她的上司還成爲ADA的義工，在“回憶咖啡廳”活動上獻唱，讓她印象深刻。
王麗娟說：“NCS是個非常支持員工的公司，從總裁到人事部，大家都肯定並珍惜年長員工的技能和付出，也支持必須肩負照護工作的員工。”
王麗娟在冠病暴發後改爲居家辦公，現在則是分組隔周回公司上班，她期待這個靈活安排可繼續實行，除了可省下通勤時間，上網開會還可以一個接著一個，她認爲這種工作方式更有效率，也更適宜身兼照護責任的員工。她形容自己既是丈夫的“大腦”（幫他記住重要的事並提醒他），也是他的雙眼（“要仔細觀察他的任何改變”）及安全感的來源（“一定要時時聯絡得上，來電要聽，短信要複”）。此外，王麗娟的照護對象包括89歲的家婆以及劉懷堅80歲的阿姨。
王麗娟說：“身爲照護人，就必須接受這是一個每天24小時，每周7天，每年365天都必須履行的責任。”
盡管如此，她從未考慮辭去工作。“我有能力扮演好這兩個角色，既能做好全職工，也能做好看護者該做的事。何況，工作讓我保持大腦和身體的活躍，也讓我有所貢獻。雖然有時必須兩頭忙，但工作給了我喘息的時間和空間。我必須先顧好自己，才能把丈夫照顧好。”
劉懷堅目前的症狀仍屬輕微，他鼓勵妻子繼續工作。夫妻倆每天一起享用三餐、散步、以及玩劉懷堅從中學開始就喜歡的拼字桌遊Scrabble，都是快樂和甜蜜的時間。
王麗娟堅信，心愛的人應該盡量自己照顧，因爲自己的家是熟悉的環境，有滿滿的愛，有助避免病情惡化。她期待照護者都能得到社區支持，例如得到雇主許可，能自由選擇居家工作；如果在聘請幫傭時能得到津貼，也有助減輕照護的負擔。
隨著時代蛻變，新加坡務必確保現有法律及政策能繼續支持女性的發展。
配合相關課題的檢討工作，新加坡政府與民間組織去年9月推出“新加坡婦女發展對話”，歡迎國人參與。所有反饋將交由政府整理成白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