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8日
高雄選民在6月6日以近百萬張的絕對多數票，罷免了國民黨籍的市長韓國瑜。這是台灣民主轉型以來，首次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按照民主程序罷免了直轄市的行政首長。這一投票結果，放在當下全球民粹主義方興未艾的大環境裏，無疑有其積極的政治意義。在中美趨于對峙的地緣政治緊張中，也不無反映兩岸關系走向的指標作用。
雖然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在罷免投票當中有所參與，以便在推翻韓國瑜後奪回高雄執政權，但罷免韓國瑜的行動，主要還是由民間發起，並逐漸壯大成勢。高雄選民對韓國瑜的最大不滿，是他在2018年獲得高雄人的全力支持，高票當選市長後不到半年，便背棄競選市長時的承諾，轉戰總統選舉，在總統選輸後又無愧疚之意，回高雄繼續當市長。
韓國瑜當年已經在政壇屬于半退休狀態，在高雄毫無人脈基礎，卻憑借台灣民意對民進黨執政的普遍厭惡，以及自己的能言善道，而掀起了一股“政治韓流”，最終以超過89萬票，打敗勢力雄厚的民進黨前立委陳其邁，結束了民進黨在高雄長達20年的執政。但是，高雄選民今年卻以近94萬票贊成，2萬5000多票反對，通過了罷免案。
台灣的選罷法盡管允許候選人帶職參選，也有過不少先例，但韓國瑜在2019年以高雄市長身份，代表國民黨參選台灣總統，卻引發了極大的爭議。最主要的一點，是他才就任高雄市長半年，而且國民黨內並不缺乏競逐總統的人選。輿論認爲韓國瑜沒有感恩高雄選民雪中送炭的巨大支持，反而要借助當選市長的政治光環，得隴望蜀，激發倒韓的民憤。
在政治失信之余，韓國瑜從參選總統，到敗選之後重返高雄市政，在市政建設上並未急起直追，還把輿論對他“落跑市長”的批評，歸咎于民進黨的抹黑。這在在加深了中間選民的失望。政治對手在媒體上對韓國瑜的攻擊，並非始于今天，而是在他當年參選高雄市長聲勢正旺時即已開始。但彼時他成功當選，如今卻被罷免，可見失去民心而非對手的抹黑，才是罷免案通過的原因。
除了個人因素，國際和兩岸形勢在短短兩年間的巨變，也導致了韓國瑜政治命運的大逆轉。中美的博弈從2018年的貿易戰，逐步升級並擴大至戰略對峙，使得台灣對美國的地緣政治價值水漲船高。與此同時，兩岸關系也因爲大陸在2019年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而發生重大倒退。台灣方案的出現，使得國民黨賴以立足于“九二共識”的兩岸政策，在台灣內部頓時失去正當性，更讓台灣民意從2018年的“討厭民進黨”，轉而質疑對中共友善的國民黨。這也是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在去年以817萬票、57.13%的佳績，打敗韓國瑜連任的關鍵。
大陸在今年“兩會”意外推動香港國安法，讓台灣對于兩岸統一的可能景況更感憂慮。韓國瑜在擔任高雄市長、參選總統期間對大陸的親善立場，加劇了台灣民衆對他的不信任感，也是罷免案高票通過的間接原因。這一政治困境並非只屬于韓國瑜個人，更使主張兩岸交流的國民黨進退維谷。隨著中美對峙和兩岸關系惡化，國民黨今後要重獲台灣人的支持，勢必要經曆艱難而痛苦的黨內革新。
作爲一顆曾經閃亮的政治明星，韓國瑜的政治性格具備明顯的民粹特質，善于把握和操弄一時的政治情緒。他被高雄選民高票罷免，讓其政治生命猶如隕星，稍縱即逝。台灣民主在這一役正常發揮，展現了體制的糾錯能力。罷免案對台灣那些投機取巧的政客，發出了嚴厲的警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背棄對選民的承諾，終將遭選民唾棄。在世界各地民粹主義崛起的當下，韓國瑜的崛起與隕落給大家上了一課：要真正維護自己的利益，選民就必須善用手中的一票，拒絕政客的分化和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