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適應、工作與生活失衡、開始享受便利性、不想回到公司上班。
這番“起承轉合”，相信可大致概括本地上班族適應居家辦公模式的心路曆程。
2020年4月7日，新加坡史無前例的“病毒阻斷措施”正式拉開序幕。一夕之間，大批上班族被令全面開展居家辦公模式，被迫適應前所未有的工作體驗。
一開始，人們不知所措，忙著調適生活與上班節奏，大吐苦水認爲比到辦公室上班還累者不在少數；
時間久了，在工作與生活快速切換的過程中，人們的抱怨與不適感逐漸消失，換來的是更充裕的家庭時光、更低的生活成本及更高的工作效率（因爲可以省下上下班的通勤時間）。
可以那麽說，隨著時間推移，居家辦公已然成爲疫情下雇員較能接受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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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下個月5日起，上班族又得經曆生活驟變：
政府上周三（3月23日）宣布，回返工作場所辦公的人數頂限，將調高至75％，居家辦公不再是既定工作模式。
公共服務署也發布指導原則，鼓勵公務員每周回辦公室三天，在家辦公兩天。
這意味著居家辦公的美好光景將逐漸減少，甚至因每日回返公司上班的安排而從此“絕迹”。
對此改變，《海峽時報星期刊》昨天（28日）公布的一項網絡調查顯示，本地員工每四人中，有三人希望能繼續“全職”居家辦公。
75%上班族希望繼續居家辦公
這項網絡調查是在政府宣布放寬工作場所措施後展開。
《海峽時報星期刊》在一天內收集了近2600個反饋，其中約75%參與調查者是女性，年齡介于25歲至40歲的本地居民占了65％。
四分之三參與者表示，希望繼續居家辦公，理由是可省下通勤與在外用餐的時間和費用（45.6%）、在家更有效率（28.2%），以及能同時照顧家人（2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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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念想在不少雙薪家庭中更爲顯著。
努爾（Nur Alfisyah Nonis，32歲，客戶經理）曾是居家辦公的苦主之一。去年4月實行阻斷措施以來，她就疲于應付家務和工作，丈夫則是全職公務員而無法遠程辦公。
每日除了要照顧兩歲兒子和七歲女兒，她還要忙著應付公司及客戶的要求，可謂蠟燭兩頭燒。有一天，壓力過大的努爾情緒崩潰，躲進家中廁所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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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前，我可以在工作時開啓‘工作模式’，然後在家啓動‘媽媽模式’。不過，在疫情阻斷措施期間，我必須一次性扛下所有責任，即一名母親、一名員工及一名老師。當時我真的要瘋了。”
但幾個月下來，努爾有了顯著的改變。她已學會如何克服障礙，妥善經營每個角色責任，也愛上了居家辦公帶來的便利。
努爾指出，居家辦公給了她更多與孩子及自己相處的時間。
已對居家辦公遊刃有余的努爾來說，現階段的工作安排讓她大大減少了通勤時間。
每天她還能利用工作空檔來接送孩子上學，甚至爲家人准備豐盛的三餐。
“老板非常信任我們。前提是我們做好分內的工作，沒有客戶投訴。”
願意重返工作場所上班族，盼能選擇靈活辦公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只有25%的上班族希望重返辦公室上班。
在爲數不多的他們之中，大部分人還是選擇了靈活辦公模式，即不是一周五天都回公司上班。
根據調查，約有43.1％的上班族希望一周回辦公室兩天，25.7％希望一周回去三天，只有約一成的人希望一周回去四天或五天。
去年9月從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畢業，初入職場的David（24歲，投資分析員）表示，剛步入金融領域就直接遠程工作，對一個社會新鮮人來說是個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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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應面對面跟同事交談。他們于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面孔，這讓我非常難建立起緊密的關系。”
直到去年11月，David才有機會面對面與老板和同事攀談。公司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靈活工作安排，每周回辦公室上班幾天。
David相信，一周內居家辦公，混搭在公司辦公的靈活安排，是未來的工作新趨勢。
“盡管我們是被迫這麽做（居家辦公），我們已成功地證明一切在遠程環境下，仍能完美運行。與此同時，我還是認爲，同事與客戶互動是有必要的。”
爲什麽想回辦公室上班？
值得一提的是，有多達半數（46%）迫不及待想回公司上班的人，理由竟是想念同事。
其它原因有：在公司更有效率（24.3%），居家辦公太無聊（8.9%）等。
在本地醫院培訓部門工作的Lynn（42歲，單身）表示，居家辦公讓她感到十分寂寞。她已在今年1月全面回返工作場所上班。
“這場危機讓我意識到，同事們是我的第二個家庭。我很相信他們，我也爲他們支撐國家醫療保健系統的努力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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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一場始料未及的疫情，一次被迫執行的工作模式轉換（居家辦公），足以顛覆人們的態度，也對日後的工作趨勢影響深遠。
無論如何，擺在現實層面的現況是，本地疫情逐漸向好，後疫情時代的居家辦公時間只會越變越少，大家也會逐步恢複往日的工作模式。
然而，不少像努爾一樣的員工，還是認爲居家辦公存有一定的價值。
努爾說：
“一開始，我其實很掙紮。我忽然進入混亂的情況，在家工作時須兼顧好母親的角色。一年了，在混亂之中，我設法找到了適應和分配時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