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周前，因接連爆出「日本人在華從事間諜活動被拘」的消息，日本政府向國民發布了一份在中國「防被抓指南」，詳細說明哪裡不能去、哪裡不能拍。
乍聽起來有些令人吃驚，但想到日本有「情報社會」「信息民族」等稱謂也就釋然了。日本人對信息的敏感和依賴、搜集工作之細膩，為外界所公認。很多人都記得，上世紀60年代日本通過公開信息，準確判斷我國大慶油田位置、規模的故事。
中國是日本的龐大近鄰，自然而然地成為其搜集信息的主要目標，對於日本學界來說，研究中國也是「宿命之事」。然而，擅長情報搜集和分析就一定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嗎?日本曾經有過這方面的慘痛教訓，如今這依然是日本面對中國時需要思考的問題。
「中國」，被日本人千百次地放上解剖台
兩個月前，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環球時報》記者聽了一位日本環境社會學家做的講座，主題是環境。這位學者在講述中穿插了他對中國社會日常的細緻觀察，甚至包括當時的柳絮怎樣等。但讓記者印象最深的是，他講授的內容都在隨身攜帶的厚厚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展示數據時他直接拿出期刊和資料實物，而非用PPT。
這位日本學者的舉止反映了絕大部分日本人的一個習慣——衣兜里總揣著小本子和筆，一有機會就不停地記……這是日本社會被稱作「情報社會」、日本人被稱作「信息民族」的重要原因。
這種習慣，很多人是讚賞的，但如果與「情報」扯上太多關係，就難免瓜田李下了。特別是安倍上台後，日本對外信息搜集愈發加速。據日方統計，因涉嫌間諜行為，從2015年5月至今，在華被拘留的日本人至少有12人。
香港著名時政評論員邱震海曾在其著作《迫在眉睫》中有這樣一段記述：2013年，他主持一個有關諜報的節目，請來台灣前情報人員蕭台福。蕭說他看過一篇報道，是日本一個商社的職員寫了一份報告，被日本情報機關拿到了，內容是「如何跟中國人談話」。
具體是不要到辦公室去，下班後找個酒館私下慢慢聊;要分很多次聊等。最後日本人會將這些零散信息整理出一個整體。蕭台福說，如果沒有對情報的警覺，不大容易防範日本人，因為他們很自然地跟你交往，然後用研究文書的精神整理信息。關於日本人隱秘而細緻的信息搜集能力，最近網上還流傳這樣一段話：曾經留學日本的蔣介石說：「日本人無論男女，都有一種很深的『諜』性。不要小看每一個來華的日本人，他們都有情報搜集的任務，別看他笑臉迎人，很有可能反過去就用情報吃你肉、喝你血。」
《環球時報》記者沒查到這句話的權威出處，多名研究中國近代史、蔣介石及情報史的學者均表示沒聽說過，並認為不像蔣的用詞。
但同一時期另一位曾留學日本的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則確實感慨過日本人對華研究之深。「『中國』這個題目上，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到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他在《日本論》中寫道。
這些言論符合中國人對日本搞諜報的歷史印象。1868 年，日本明治天皇頒布進行改革的《五條誓文》「求知識於世界」，之後日本大規模搜集各國情報，從陸海軍到民政、教育和工業，無所不包。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除官方情報機構外，日本還擁有龐大的民間力量，許多民間團體和個人自發進行情報工作。
中國是日本進行情報搜集的主要目標之一。靠著出色的情報工作，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戰勝了看起來依然龐大的中國。之後，日本派出更多力量對華進行地形地貌勘測等，針對中國進行長期研究。有日本學者統計稱，從1873年到1945年，日本在中國勘測長達72年，動用了最先進的勘測技術。儘管日本在投降之前大量銷毀地圖，目前美國收繳和保存的日本製作的中國和朝鮮地圖仍有約2.5萬張。
有一類日本暢銷書傳授如何與中國人「談話」
在現代商業社會，日本民間機構搜集信息的主體是企業。網上有說法稱，很多日本公司機構人員訪華後都寫報告遞交給有關部門，這裡面其實有很大誇張成分。
日本公司的情報搜集基本不依賴個人，大公司會成立「戰略發展部」「中國事業部」等;中小企業更靈活，會按需求訂閱研究機構的信息資訊，或委託專業機構撰寫研究報告。
《環球時報》記者了解到，日本公司里的對華信息收集工作，多是由中國員工完成的。一名從事過相關工作的前日企員工告訴記者，「我們每天早上上班先收集當天信息，主要通過搜索關鍵詞從網上獲取，內容以經濟信息為主，政治信息也需要，因為中日兩國的政治關係往往會對經濟產生較大影響。然後，我們會按照『標題+連結』的形式匯總，發送給日本總部。」 這名員工說，對外他們強調通過「公開渠道」獲取信息，可這種方式有局限性，「我們還會組織和中國官員、公司、媒體人士聚餐，三杯酒下肚，問問想了解的情況，也不會尷尬。」
這也是日本記者常用的方法，所以「共產黨相關人士透露」等字眼在日媒中頗為常見。不過，該員工曾因此被中國相關部門「調查」，並促使他決定離職。「既要把工作做好，又好像做了對不起祖國的事，夾在中間很難受。」
提到跟中國人打交道，《環球時報》記者注意到，2010年後，隨著中日民間交往加深，日本市面上開售很多類似「如何與中國人交涉/談話」的書。
而一本1995年出版的名為《中國人的交涉術》，從最初的1650日元漲到1.2萬日元。該書宣稱通過講述與毛澤東等中國政要的交談方式，向日本人「解密」如何與中國人交流交涉。
事實上，選擇中國員工搜集信息也是日企有意為之，有日籍高管透露，「中國公民身份是個保護傘。」而由於販賣「中國情報」能賺錢，還有日本人定時向客戶發送信息，收取「諮詢費」。 搜集中國媒體或某些記者的報道也是慣用手法。有次《環球時報》記者就某一問題和日本人進行討論，對方竟當場從電腦里找出記者的某篇報道。記者驚訝地發現，他的一個文件夾專門存放記者關於日本政治、經濟方面的報道。
《環球時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你從中國出差回日本會寫報告嗎?」面對這個問題，日本人的反應不太相同，似乎從側面釋放出某些信息。比如，有人很自然地說，「當然要寫，這是工作的一部分。」有人則有些激動：「不會寫，也沒義務向日本政府報告」。
日本那段醜陋侵略史人類學家「貢獻」驚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日本的社會學、人類學研究很先進，但因語言壁壘不為外界所了解。這類學科的基礎研究方法是觀察和收集大量社會資料。歷史上人類學和情報工作有密切關係，日本侵華前，所依據的很多資料，尤其是東北地區的詳細資料，都是其人類學、民族學學者做的。
據有證可查的資料，偽「滿洲國」時期，日本人在具有重要政治軍事地位的大小興安嶺周邊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這些調查普遍得到軍部或治安部的協助或支持，主要圍繞當地的民族社會狀況展開大範圍初步調查和針對具體事項細緻調查。日本學者永田珍馨1938年12月參與了偽「滿洲國」治安部在當時的額爾古納左旗實施的調查，他事後回憶說，本來是要調查各民族的狀況，然而為了關東軍應對蘇聯戰略的需要，專門對大小興安嶺鄂倫春人進行調查。據1943-1944年進入黑河、呼瑪河調查的日本學者原忠平回憶，日本軍方曾計劃建立一個類似只有鄂倫春人的區域以進行集中管理。
當時的日本人類學、民族學研究者充分發揮源自歐美的團隊協作式田野調查方法優勢，獲得了那一時期中國東北民族社會最基礎、最全面的數據資料，調查報告中有非常精確的描述，包括氏族起源、分布、環境、人口與體質、居住飲食、生計、嗜好、性情、語言、教育、民俗、宗教、家庭關係、社會組織與階層、武器與槍械等，裡面對人物的記述也栩栩如生。
目前這些調查資料中存於中國的部分，集中於前身為「滿鐵」圖書館的大連市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以及黑龍江省圖書館等地。而當時參與調查的研究人員，部分後來成為日本著名人類學家，如今西錦司、梅棹忠夫、泉靖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