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可謂打碎了全世界人民對美好未來的希望。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一份最新報告，2020年亞太地區有8,100萬人失業。許多國家的失業率已從個位數上升到兩位數。
不過，新加坡的失業率仍然保持在個位數。事實上，新加坡的整體失業率在2020年首次下降到11月的3.3%，而公民失業率則下降到4.7%。政府提供的財政支持減緩了下跌。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新加坡政府已撥出數十億美元，通過2021年預算案中的雇傭補貼計劃(JSS)和招聘獎勵計劃(JGI)等措施來刺激經濟保障就業。
與此同時，零工經濟爲許多人帶來了一線生機。在新加坡去年實施疫情阻斷措施期間，旅遊業人員轉行從事送餐工作來增加收入。
教授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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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簡介
Sumit Agarwal | 艾格華
新加坡國立大學
劉德光傑出講席教授
金融系、經濟系及房地産系教授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濟學博士
教研領域：房地産金融、行爲金融學、家庭理財、金融法規等
零工經濟的誘惑
早在新冠疫情之前，零工經濟就已經在新加坡流行了很多年。許多新加坡人在等待穩定就業的同時轉向了自由職業，或者在從事風險投資、教育或創業的同時利用自由職業獲取額外收入。
對于那些不太適合全職工作的人來說，零工經濟也提供了另一種收入來源。
新加坡人力資源部的數據顯示，2019年，新加坡自由職業者人數約爲21.1萬人，約占所有就業居民的10%，相比2016年的20萬人顯示出穩步增長。
全球各地都表現出了類似的情況。據《福布斯》報道，36%的美國人選擇靈活就業，企業也在雇用這些有全職工作的兼職人員，以降低勞動力成本。
這場革命的部分動力來自科技推動——應用程序興起，讓你能夠用手機訂購任何想要的商品。
這種現象在新冠疫情期間更加顯著。實施疫情阻斷措施以來，人們越來越依賴這些服務。
盡管由于通勤頻率下降，2020年Grab等共享乘車應用的交通業務確實有所減少。對于傳統上處于技能階梯底端的職工來說，這是個不錯的機會。據報道，Grab等公司的司機和送餐人員可以月入上千元。
在沒有零工的世界裏，這些人員可能會被限制在固定的工作崗位上，比如出納員、保安、清潔工——工作時間長，工資可能更低——或者根本沒有工作。
這些變化增加了平台公司的收入，進而有利于整體經濟發展。
以Grab爲例：由于其餐飲配送業務激增，其淨收入在2020年增長了70%。這家科技巨頭甚至在今年提出了上市目標。
如果Grab能繼續爲新加坡人創造更多高價值的就業機會，這並非壞事。
這一現象有什麽啓示？零工經濟大大緩沖了民衆失業的壓力，盡管它的作用不一定全面。
康奈爾大學産業與勞動關系學院勞工與政策研究主任Maria Figueroa向媒體表示，在這場危機中，“能提供在線服務的人會比那些從事線下活動的自由職業者收入好得多”。
不過，總體而言，這種輕資産模式使諸如Grab、Deliveroo和Airbnb等公司更能抵抗經濟波動。
問題是如何支持那些受市場波動影響的雇員。
英國法院最近裁定，Uber司機應該被視爲雇傭員工，而不是獨立合同工。這一裁決爲共享乘車的司機提供了更有力的保護和認可。
去年，新加坡推出了培訓方案和增加零工經濟工作者中央公積金(CPF)儲蓄的措施。
理想情況下，將有計劃地讓零工工作者接受針對其工作領域的技能培訓，從而創造行業內的發展潛力。零工工作者可以接受培訓，更好地與客戶互動。他們還可以學習如何開拓新商機，開創自己的零工業務。
這樣的舉措符合政府的“技能創前程”(SkillsFuture)計劃，建設一支技術熟練、相關度高、面向未來的勞動力隊伍。
政府還可以保障零工工作者擁有足夠的社會保障網絡。
長期從事零工的工作者可能最終只能積累很少的中央公積金(CPF)存款，進而影響他們的退休充分性、住房負擔能力和醫療保健。
依賴自由職業雇員的企業也應該爲零工雇員的CPF繳款計劃撥款。
例如，從2020年起，政府雇傭的自由職業者被納入“邊賺邊繳”(Contribute-As-You-Earn, CAYE)試點計劃——他們的一部分服務付款將自動轉移到保健儲蓄賬戶中。
現在是時候把這種政策擴展到零工工作者群體了。這將有助于企業雇主和雇員雙方參與零工經濟。
去年12月成立的“配送人員協會”(Delivery Champions Association)和2016年成立的“全國私人租賃車輛協會”(National Private Hire Vehicles Association)來加強集體談判力量的舉措也值得關注。
浪費人才和資源？
有人可能認爲，推動零工經濟可能是在“浪費人才”。這些工作者本可以從事全職工作，不斷提升自己的技能。但找工作需要匹配個人期望，部分人不屑的零工可能是其他人喜歡或具備靈活性的理想工作。
他們可以把更多的時間花在照顧年幼的孩子或年邁的父母身上，而不是把錢浪費在日托或贍養老人服務上。
最後，如何看待那些希望放棄零工，轉而當朝九晚五的技術員或分析師的員工？
作爲一名經濟學家，我相信市場。
因此，讓需求和供給力量決定職工工資和其他福利。而且，如果沒有沖突，人們應該能在零工經濟和傳統經濟之間自如轉換。
有人可能會想，如果公司改變招聘政策，那些缺乏熱門技能的零工工作者是否會失去機會？畢竟這對他們來說代價高昂。那麽，政府是否應該勸阻零工？
我們很難推測未來的工作和技能要求。10年前，沒有人能想像自己會成爲“網絡紅人”或應用程序設計師。
因此，零工工作者的技能如何演變以及他們在未來經濟中的價值很難預測。
但在政府是否應該有所作爲這一問題上，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有必要確保所有公民都受到強大的社會安全網的保護。
文章英文版原載于Channel NewsAisa網站
原文標題爲Commentary: The gig economy-a surprise boost from the pandemic and in Singapore, it’s not going anywhere
作者：艾格華(Sumit Agarwal)，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金融系、經濟系及房地産系劉德光傑出講席教授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