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與衛生部(MOH)合作推出名爲TraceTogether的移動應用程序，利用在手機之間交換短距離藍牙信號的原理，幫助支持新冠病毒感染接觸者的追蹤工作，幫助阻止病毒傳播。
對于此類接觸追蹤工作，信任至關重要。然而最近有消息傳出，新加坡執法部門在進行刑事調查時能夠訪問接觸追蹤數據——要知道此前政府曾保證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這一消息在新加坡，乃至國際都引起了擔憂。大衆的警惕和逐漸萌芽的不信任是否會給新加坡抗擊疫情增添困難？
學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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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簡曆
David De Cremer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管理與組織系教務長講席教授
人工智能技術與人性化管理研究中心(AiTH)主任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博士
教研領域：21世紀領導力、商業資産信用、國際商業環境的行爲方式、組織正義、商業倫理行爲、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時代領導力等
Mahak Nagpal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人工智能技術與人性化管理
研究中心
博士後副研究員
Devesh Narayanan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人工智能技術與人性化管理
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從曆史角度看待接觸追蹤
我們可以從曆史的角度看待這些擔憂，這是重要的。爲保障公共衛生而展開的接觸追蹤曆史悠久，也産生了大量的道德問題。各國的弱勢群體尤爲懷疑。他們長期懷疑的是，接觸追蹤可能延續並掩蓋別人對他們的歧視和剝削行爲。
舉例來說，20世紀80年代艾滋病流行早期，美國就開展了接觸追蹤工作。當時同性戀在許多州仍然是非法的，男同性戀者及其性伴侶被認爲是這種傳染病的源頭。彙編名單讓他們深感不安，倍受屈辱。
盡管政府官員認爲艾滋病患者有道德義務披露性史，但人們普遍懷疑政府利用公共衛生問題掩蓋對同性戀群體的歧視，並使這種歧視正當化。
信任是個人的主觀感受
樂觀主義者可能認爲作爲全球性社會，我們已經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在現在的接觸追蹤工作中，政府完全有能力建立信任。然而，最近關于TraceTogether的討論表明事實並非如此。
令人欣慰的是，新加坡政府似乎注意到了公衆的憂慮。它發布了一份聲明承認過失，並就TraceTogether的數據使用進行了一系列澄清。
不過，即使相關人員著手處理局面， TraceTogether應用獲取信任的方式仍暴露出兩個重要問題，政府應當重視這一點，設法挽回衆多公民的信任。
根據數十年的行爲研究，我們確立了一項建立信任的行爲必須遵循的關鍵前提：“信任是個人的主觀感受。”
看人不看技術
這一設想認爲，決定大衆是否信任TraceTogether的並不是開發者或政府，決定權在用戶手中。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了目前爲止暴露出的問題：
首先，一直以來政府建立信任的方式爲指出TraceTogether應用和攜手防疫器(token)的某些技術特性，並聲稱它們值得信任。去年早些時候，專家審查了TraceTogether防疫器，證實它確實具有隱私保護功能。
TraceTogether隨身防疫器以及手機應用
而且，面對最近這份聲明引發的強烈反應，政府官員堅稱，用戶可以輕易刪除他們的TraceTogether數據。
雖然這是建立信任的一貫經驗，但在目前的特定情況下它失敗了。因爲用戶對接觸跟蹤技術的信任並非建立在它的隱私保護功能上。確切地說，用戶是通過評估技術創造者或政府的可信度來決定技術是否可信。
換言之，技術本身沒有目的，但創造技術的個人或政府卻不一定。如果技術的創造者值得信任，大衆也會信任該技術。
言行一致的重要
第二，信任和言行一致相輔相成。當你做到言行一致時，就能夠獲得信任。所以要將言論付諸行動——因爲確保言行一致可以減少國家強制執行的需要。言行不一不僅讓人們懷疑你的行爲和決定，對之前建立的正直印象産生懷疑，也會令人懷疑你的能力。
例如，政府之前向公衆保證TraceTogether數據僅用于接觸追蹤，但最近它卻承認這些數據實際上也被用于部分刑事調查，無疑自相矛盾。
此外，刑事調查必須使用追蹤數據的說法似乎也前後不一。因爲之前的預期是TraceTogether的使用是暫時的，一旦疫情好轉就沒有必要了。
世界上其他地區已采用法律手段嚴格限定接觸追蹤數據的使用。例如，紐約最近簽署了一項法案，保護接觸追蹤信息的機密性。
雖然圍繞TraceTogether的討論一開始就強調了它保護隱私的特性以及它在對抗新冠戰役中的中心地位，可令人驚訝的是，類似的法律幹預直到最近才開始實施。
理解了這兩點，我們就很容易發現問題所在。
首先，政府過度依賴這樣一種觀點：強調接觸追蹤應用程序的技術特性可以促使用戶對它産生信任。
再加上建立用戶信任時，政府忽視了一致原則，沒有做到“言行一致”，使這項技術的真正意圖含混不清。
最終，這些違反信任的行爲妨礙了應用的有效使用，進而阻撓了接觸追蹤工作的進行。
不幸的是，這些短期看法的後果可能延續：用戶看待今後政府在這方面做出的努力時，不免會帶上懷疑的濾鏡。
修覆信任的建議
我們對如何修覆信任的研究也許能爲政府提供一些建議——如何在已經造成損害的情況下進行補救？民衆對政府在未來有何期待？
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成功傳達出自身沒有任何不良意圖的信息，而且確實有能力改進TraceTogether。
因此，這事件帶來的第一個教訓是，任何形式的否認都無濟于事。政府應該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民衆正以不信任的目光審視它。政府應當承擔責任，確保公衆關切的問題得到解決。
當然光靠承諾是行不通的，解決方案和詳細解釋缺一不可。這不僅是爲了改善應用的使用情況，也有助于讓公民感受到與政府的互動是安全的。最後，還要確保實施這些解決方案時做到言行一致。
令人鼓舞的是，我們已經看到政府承認了錯誤，開啓了界定TraceTogether數據使用的法律幹預。
不過，隨著國會和網絡繼續熱烈討論這議題，更多的擔憂和不信任可能會浮出水面。因此，以上述建議的方式迅速有效地解決信任問題至關重要，這樣TraceTogether才能在新加坡抗擊新冠的鬥爭中持續發揮作用。
文章英文版原載于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官網BIZBEAT
原文標題爲When TraceTogether became an issue of TrustTogether
作者：David De Cremer，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管理與組織系教務長講席教授
Mahak Nagpal，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人工智能技術與人性化管理研究中心博士後副研究員
Devesh Narayanan，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人工智能技術與人性化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