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嘉順，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社會學實驗中心主任、華僑大學社會科學調查與數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領域包括人口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社會項目評估、華僑華人等。
作者：王嘉順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來源：華僑華人研究報告 2018
摘要：新加坡雖是一個多種族和多宗教的國家，但是它社會安定、宗教和諧，研究新加坡宗教信仰和價值觀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和參考價值。本文使用新加坡曆次人口普查數據，特別是最新一期的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分析新加坡種族和宗教人口的結構及其變遷，同時使用有關調查數據分析了新加坡不同種族、不同宗教間的基本價值觀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實證分析發現，新加坡各宗教信衆間的價值觀有趨同態勢，出現的原因在于新加坡華人通過宗教信仰傳播其價值觀，同時新加坡政府以中華文化價值觀爲內核的國家治理理念也是其背後推手。
關鍵詞： 新加坡 價值觀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人類社會的文化特征之一，也是人類社會價值觀及其體系的重要來源之一，宗教信仰在傳播的同時也在擴散它所蘊含的價值觀，可以說宗教信仰與價值觀之間具有重要的聯系。東南亞是世界上最具宗教多樣性的地區之一，大大小小的宗教信仰星羅棋布，甚至在一個國家內部也能見到諸多的宗教派別，其中尤屬新加坡最爲典型。衆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城市國家，人口構成以華人爲主，但是它的宗教信仰組成又是複雜的，除了常見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外，還有耆那教、錫克教、猶太教、拜火教，甚至還能見到稀有的天理教和答亥教[1]。但是衆多的宗教信仰並沒有使信衆之間産生隔閡和沖突，反而是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衆間保持和諧共生的局面，這種美好的場景不是自發出現的，它與新加坡政府的積極引導分不開。通過頒布旨在維護宗教和諧的法律，制定保持多元但不失整體性的種族政策等措施[2]，特別是新加坡政府于2003年面向全體新加坡人發布的《宗教和諧聲明》，並鼓勵他們在每年的種族和諧日朗讀該聲明，以這種頗具儀式感的方式來培養和鞏固新加坡人的宗教和諧意識[3]。新加坡政府的做法給其他同樣面臨種族和宗教多樣性問題的國家和地區樹立了一個典範，這種典範不僅體現在對多種族和多宗教人口的管理方面，而且也體現在不同種族和宗教間的文化交流互鑒方面。宗教信仰作爲人類價值觀的主要來源之一，它的傳播與發展對價值觀的擴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價值觀的擴散也是文化交流互鑒的重要方式和表現。因此，新加坡的宗教和諧現象值得我們從宗教信仰和價值觀的關系角度加以研究，本文試圖比較包括華人在內的新加坡不同種族在宗教信仰、基本價值觀上的異同，並對這種異同和各種族的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並由此探討宗教信仰對價值觀擴散的作用。
宗教信仰與價值觀的關系概述
（一）價值觀的概念及其作用
價值觀是一個受到衆多學科關注的概念，這些學科從哲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延伸到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社會科學學科[4]，由于這些學科在基本觀點、方法論以及研究範式上的差異，它們對價值觀的著眼點並不相同[5]，由此導致它們對價值觀的界定也莫衷一是。本文則將價值觀視爲一種社會心理學現象，因此主要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介紹該學科對價值觀的認識。最早對價值觀進行界定並獲得相當共識的要數著名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C.克拉克洪（C.Kluckhohn），他認爲價值觀是關于什麽是“值得的”的看法，它是個人或群體的特征，而且它還影響人們對行爲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選擇[6]。到20世紀70年代，波蘭裔美國社會心理學家M.羅克奇（M. Rokeach）深化了人們對價值觀的認識，他認爲價值觀是“一個持久的信念，認爲一種具體的行爲方式或存在的終極狀態，對個人或社會而言，比與之相反的行爲方式或存在的終極狀態更可取”[7]。
從以上學者的論述可以看出，價值觀不僅對個人具有重要作用，對一個社會也是如此。著名美國社會學家T.帕森斯（T.Parsons）就曾經指出，價值觀是社會成員共享的符號系統[8]。如此一來，價值觀就具有了群體或曰社會屬性，但是這又生發出兩種看似有所聯系但又有所差異的價值觀，即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社會價值觀是指，“隱含在一套社會結構及制度之內的一套價值，這套價值的持有使現有的社會架構得以保持。社會制度在這裏包括社會化、社會控制、社會規範及社會獎懲等。它通過規範、價值、懲罰等，給個人帶來外在壓力，也通過社會價值的內化，給個人帶來就範的壓力”[9]。文化價值觀則是指，一個文化中的成員在社會化過程中被教導的一套價值，而該套價值在文化成員中是普遍存在的[8]。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雖然都是指群體成員共有且需遵守的價值，但兩者又有所差異。一方面，前者強調面向社會所有成員的價值觀，而後者只強調是針對一種文化中所有成員的價值觀。如果一個社會只有單一文化，那麽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較爲接近；如果一個社會包含多種文化，如由種族、宗教分化導致的多個文化群體，那麽社會價值觀要輻射到可能的多種文化價值觀。另一方面，社會價值觀一般通過社會控制、社會規範及社會獎懲等強力手段實現價值觀的社會化，施加這些強力手段的往往是國家，而文化價值觀的強力性稍弱，施加手段的是非國家主體，如家庭、社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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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社會層次的價值觀有細微的差別，但是它們對社會成員的作用比較接近。比如，羅克奇認爲價值觀具有規範性和禁止性的特征，它是社會成員的行動和態度的指導[10]。在具體社會中，國家或社區、種族可以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實現價值觀的社會化，從而達到特定的目的。比如，新加坡政府對其國家的大學生進行共享價值觀的培育，他們將中國儒家的“八德”作爲培育的內容之一，尤其突出愛國精神和對國家的認同，並強調個人對國家、社會的責任[11]。新加坡的做法凸顯了大多數國民持有共享價值觀的重要性，因爲這種共享價值觀同國家和社會穩定息息相關。對于現代國家來說，有一種能讓大多數社會成員認同的價值觀非常重要，它可以減少社會發生沖突的風險，更可以促進社會的有效整合與均衡、協調發展[12]。
（二）新加坡宗教信仰概況
宗教信仰是人類社會的重要特征，新加坡也概莫能外。作爲一個建國時間不長、種族構成複雜的城市國家，多元的宗教信仰是政府和執政黨需要謹慎處理的國家治理課題。新加坡作爲一個東南亞國家，它的宗教信仰基本具備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第一，出現的宗教在全世界來看是最多最複雜的；第二，宗教具有多變性；第三，宗教帶有神秘性；第四，宗教具有明顯的混合性[13]。上述特征是圍繞宗教信仰本身的發展和變化來總結的，但不同宗教信仰人口的變遷也能反映新加坡宗教信仰不同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特征。張禹東在國內較早使用新加坡人口普查數據對其宗教信仰進行分析，使我們得以從社會人口結構角度來把握新加坡的宗教信仰狀況，他發現新加坡的宗教信仰體現爲：第一，多元宗教信仰與其多元種族相關聯；第二，宗教多樣性與語言多樣性相互作用；第三，各種宗教信仰間缺乏深層互動和溝通；第四，華人由于其人口規模的絕對優勢使其宗教信仰占據了新加坡宗教的主流[14]。
由于華人在新加坡的種族結構中占據優勢地位，對新加坡宗教信仰概況的把握尤其要關注華人的宗教信仰。整體而言，新加坡華人宗教有以下特點：第一，主要來自于祖籍國中國，但在移入國獲得發展；第二，所供奉的神明趨于多元化；第三，各種神明摻雜，不加區分地崇拜[15]。如果仍以社會人口結構角度觀之，特別是從華人宗教信仰基本構成的變化來看，其特征主要有三：第一，華人宗教信仰類別基本不變，但構成比例出現明顯變化；第二，華人傳統宗教信奉者的年齡構成趨于老化，而無宗教信仰者和基督教徒的年齡則趨于年輕化；第三，華人各主要宗教信仰的信奉者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但各類別的教育構成比例發生較大變化[16]。除了上述人口結構的變遷特征之外，近些年來，華人宗教信仰還呈現世俗化的特征，其主要表現有：第一，華人對傳統宗教的信仰逐步淡化；第二，宗教崇拜儀式等禮儀活動逐步簡化寬松；第三，華僑華人傳統宗教的倫理化和當地化現象明顯[17]。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新加坡宗教信仰概況主要基于20世紀末人口普查資料的梳理，時至今日，一些新現象、新狀況、新特征已經出現，需要我們基于最新的數據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析，這也是本文的主要內容之一。
（三）新加坡宗教信仰與價值觀的關系概述
宗教信仰是價值觀的主要來源之一，那些關于值得做和不值得做的意念大部分來自于各種宗教信仰的教義。由于不同宗教信仰通過各種教義或者戒律要求自己的信衆應該做什麽和不應該做什麽，宗教信仰幾乎就是價值觀。對于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國家和地區來說，民族與宗教既是文化共同體又是價值共同體，盡管兩者有時互相滲透，但有時也呈現不同的價值訴求[18]。對于這種狀況，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是宗教寬容或曰宗教和諧策略，對新加坡宗教信仰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不會否認的一點就是各宗教間雖然有所差異，但求同存異是主流，標新立異則不被肯定和支持。一方面，新加坡以華人爲主的社會人口結構，使得整個社會更加包容和開放，那種孤立極端的宗教信仰不被整個新加坡社會認同和接受；另一方面，政治人物認識到宗教的複雜性和敏感性，因此制定了適合新加坡的宗教政策[19]。
說到新加坡的宗教政策，就不得不說新加坡政府對共同價值觀的重視，因爲所謂宗教和諧其實就是種族和諧，也就是價值觀和諧。早在1991年新加坡政府就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而所謂共同價值觀即“國家至上，社會優先；家庭爲根，社會爲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20]。這些價值觀在不同種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衆中得到廣泛認可，所以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地方像新加坡這樣，能夠做到不同宗教信仰信衆間的價值觀趨同，由于宗教差異而導致的基本價值觀差異甚至背離得到較好解決。
新加坡種族和宗教人口結構分析
（一）數據和方法
對種族和宗教進行社會人口結構分析是進一步分析宗教與價值觀關系的基礎，在本文之前，已經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新加坡人口普查資料對相關內容進行分析並得到了重要發現。但是這些研究基本使用2010年甚至是2000年和1990年的人口調查資料，這些資料反映的狀況在這幾十年間可能發生了重要變化，因此本文主要使用2015年新加坡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對最新的種族和宗教的社會人口結構進行分析。該數據資料來源于新加坡綜合住戶調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該調查是在兩次人口普查中期進行的抽樣調查，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小普查，而一般的人口普查是每十年進行一次，這也就意味著新加坡2015年的小普查數據能夠反映目前最新最全面的種族和宗教狀況。本文搜集到的數據不是小普查的原始資料，而是經過加工處理的彙總性數據，因此我們將主要采用描述統計方法來分析當前新加坡種族和宗教人口的狀況。除此之外，爲分析人口的變遷趨勢，本文也將結合2000年、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數據以及《新加坡統計年鑒（2017）》登載的數據一並進行分析。
（二）各種族人口結構分析
以種族分布來看，新加坡是一個典型的以華人爲主的多種族國家，這樣的種族構成最早可以追溯到新加坡建國伊始。華人占總人口的絕對優勢無論是從公民人口數來看，還是從常住人口數來看都是當之無愧的。表1是2015年新加坡0歲及以上按種族、年齡組和性別分的公民人口數，由該數據可以計算得到各種族人口數占總體的比重，其中華人占比76.2%、馬來人占比15.0%、印度人占比7.4%、其他種族占比1.4%。需要說明的是，表1中的公民人口只包括新加坡的正式公民，不包括持永久居住許可證的人口。從該表中還可以看出，華人男性的數量在60歲以前均超過華人女性的數量，但是從60歲開始，華人女性數量反超華人男性數量，至于馬來人和印度人分性別的人口數量演化趨勢基本也是如此，這可能主要同男女人均壽命的差異相關。
除了公民人口數體現華人占新加坡公民總體比重的絕對優勢外，常住人口的種族構成也很明顯地表現出上述優勢。表2是2015年新加坡0歲及以上按種族、年齡組和性別分的常住人口數，由該數據可以計算得到各種族人口數占總體的比重，其中華人占比74.3%、馬來人占比13.3%、印度人占比9.1%、其他種族占比3.3%。從構成比重來看，華人仍然具有人數上的優勢，同時印度人的比重略有上升；從絕對數量來看，華人增加的數量最多，印度人次之；從男女構成來看，華人、馬來人均從20～44歲年齡段開始女性的數量超過男性，由此可以推測大部分永久居民可能爲女性。
從常住人口的統計口徑來看，新加坡的種族構成在比較長的時間內都保持較爲穩定的狀態。表3是使用新加坡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和2015年小普查等資料計算得到的各種族人口構成，其中2000年由于資料可得性原因，只統計了1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而其他年份則是0歲及以上人口數目，2000年的比重結果或許可以說明華人中的少年兒童比重相對其他種族的較少。
（三）各宗教人口結構分析
1.不同居民身份和性別的宗教人口分析
依照新加坡官方確定的宗教類別，新加坡15歲及以上各宗教人口的比重依居民身份有所差異，而且不同宗教人口的性別結構也呈現一定特點。我們從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常住人口三個統計口徑來分析新加坡宗教人口結構。首先，從新加坡公民來看，宗教人口比重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佛教、伊斯蘭教、其他基督教、道教、天主教，但如果將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合並計算，這兩者的比重可以達到18.25%，則將超過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口規模，其比重可以排在第2位。其次，從永久居民來看，宗教人口比重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佛教、印度教、其他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同樣，我們還可以將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合並爲一類，但是它們的比重位次沒有變化。最後，從常住人口來看，宗教人口比重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佛教、伊斯蘭教、其他基督教、道教和天主教，若再將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合並計算，則其比重位次將上升至第2位（見表4）。
從表4還可以看出，無論是新加坡公民還是永久居民，他們當中有宗教信仰的比例都較高，兩類人群中無宗教信仰的比例分別只有18.24%和19.77%。表4中以性別比作爲性別結構的指標，從各宗教人口的性別結構來看，女性比重整體上更高。首先，從新加坡公民來看，所有的宗教類別中均是女性人口超過男性人口，其中道教和伊斯蘭教信衆的男女比重極爲接近，佛教和印度教信衆的男女比重較爲接近，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信衆的男女比重則差異較大。但是在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口中，男性比重大大超過女性。其次，從永久居民來看，各宗教人口整體上仍然是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但是有兩個變化。一個是信奉印度教和其他宗教的男性人口要多于女性人口；另一個是除上述兩個類別之外，宗教信衆中女性仍然要比男性人口多，而且差距相較于新加坡公民更大。最後，從常住人口來看，除了印度教和其他宗教的信衆中男女人口基本持平以外，其余宗教信衆中的女性要比男性多，但相差不會太大，只有錫克教、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信衆中的男女比重差異較大。
2.不同年齡組的宗教人口分析
我們使用2015年新加坡綜合住戶調查數據計算了15歲及以上常住人口中不同年齡段的宗教信仰狀況，這裏將年齡劃分成15～19歲、20～44歲、45～64歲和65歲及以上4個年齡段，然後計算不同年齡段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口比例，並相應計算了按年齡段和按宗教類別的合計百分比，具體分布情況見表5。首先，按照不同年齡段的宗教人口結構來分析，在15～19歲、20～44歲和45～64歲年齡組中，都是佛教、無宗教信仰和伊斯蘭教的人口比重相對較高；在65歲及以上年齡組中，則是佛教、道教和無宗教信仰的人口比重相對較高。如果排除無宗教信仰情況，15～19歲組則是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21]的人口比重相對較高，20～44歲組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人口比重相對較高，45～64歲組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人口比重相對較高，65歲及以上是佛教、基督教和道教的人口比重相對較高。其次，從不同宗教中各年齡段人口比重來看，在各宗教信仰中，基本都是20～44歲和45～64歲組的人口比重最大，其次是65歲及以上年齡組，最後是15～19歲組。這種情況同新加坡常住人口的年齡結構有關，同時人們的宗教信仰也是隨年齡而發展，年少時接觸宗教，受到宗教社會化影響，隨著年齡的增加，其宗教信仰越發牢固，一般較難改變。
3.不同種族的宗教人口分析
基于不同種族人口結構分析和不同年齡組的宗教人口分析發現，宗教似乎同種族之間存在關聯，爲進一步驗證這種關系，下文將對不同種族的宗教人口分布進行分析。表6是使用2015年新加坡綜合住戶調查數據來計算15歲及以上不同種族常住居民的各主要宗教比重情況，從該表中可以看出各種族主要的宗教信仰，如華人中有42.29%的人信奉佛教，馬來人中有高達99.20%的人信奉伊斯蘭教，印度人中有59.86%的人信奉印度教，其他種族中則有55.98%的人信奉基督教，因此可以說宗教確實同種族存在關聯。爲進一步確證這個關系，我們對相關彙總數據進行了列聯表分析[22]，發現兩者之間確實存在相關性，統計檢驗達到了0.01的顯著性水平，而且兩者間的克萊姆V系數（Cramer’s V）的數值達到了0.71，這說明宗教和種族之間高度相關。
新加坡種族和宗教群體的價值觀分析
（一）問題、數據和方法
1.研究問題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認定宗教受到種族的影響，也即一個種族有其特別的宗教信仰及其特征，或者像新加坡華人那樣以佛教爲主，輔之以道教和天主教；或者像馬來人那樣幾乎只信仰伊斯蘭教，但這都是以種族內部而論。我們已經知道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多宗教但同時保持宗教寬容與社會和諧的社會，但種族和宗教的差別會否導致不同種族、不同宗教間的價值觀差異？既然新加坡政府已經頒布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它的效果到底如何，不同種族和宗教信衆間是否會出現價值觀趨同現象？無論是價值觀趨同還是價值觀保持顯著的多元化態勢，宗教在其中的作用如何？上述問題都是我們在研究新加坡宗教和諧時感興趣的內容，本文試圖能夠從宗教信仰和價值觀的關系角度獲得答案。
2.數據來源
已經有研究嘗試尋找不同國家和社會的共同價值觀或共享價值觀[23]，此類研究從描述統計的角度而言，確實發現國家或社會間具有一些共同的價值觀，但是在國家或社會內部，這些共同價值觀是否存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看作是國家或社會間是否存在共同價值觀的前提。種族和宗教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人口分化和社會文化分化的重要特征，這種特征同價值觀以及共同價值觀可能存在一定聯系。對此，本部分將使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的新加坡樣本，對新加坡不同種族和宗教的價值觀進行比較研究。WVS是一個連續的專題調查，目前正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第七輪調查，其中新加坡最新的數據是2012年開展第六輪調查時搜集的，關于該調查的基本介紹可以參看筆者的一個相關研究[24]，也可以訪問該調查項目的官方網頁[25]。
3.分析方法
作爲一項量化比較研究，本文主要使用列聯表分析、方差分析等統計分析方法在不同種族和不同宗教間進行價值觀比較分析。這裏使用的主要數據是對價值觀的測量結果，測量方法是通過陳述人生目標或者期望來建立一個人物肖像，並讓調查對象評價自己與肖像間的相似程度，測量的結果分別是完全不像我、不像我、有一點像我、有點像我、像我、非常像我，上述結果對應1～6分來計分。價值觀的維度則包括自我導向、權力、安全、享樂主義、仁慈、成就、刺激、服從、普遍主義、傳統10個方面。
4.樣本概況
在正式分析之前，我們就樣本的人口特征作一簡單描述。首先，樣本中包含1972名受訪者，其中男性有889人，占45.08%；女性有1083人，占54.92%。其次，平均年齡爲41.9歲[26]，樣本中的最小年齡者爲18歲，最大年齡者爲89歲。再次，樣本的種族構成爲：華人1440人，占73.02%；馬來人289人，占14.66%；南亞人[27]214人，占10.85%；歐亞（混血）人有9人，占0.46%；白種人3人，占0.15%；其他種族17人，占0.86%。最後，樣本的宗教構成爲：佛教532人，占26.98%；道教154人，占7.81%；伊斯蘭教324人，占16.43%；印度教143人，占7.25%；天主教133人，占6.74%；其他基督教214人，占10.85%；猶太教3人，占0.15%；其他宗教有90人，占4.56%；還有375人沒有宗教信仰，占19.02%。將該樣本的人口特征分布同新加坡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相比較，可以發現WVS的2012年樣本中華人比例稍低一點，而馬來人和南亞人的比例稍高一點，從種族構成來看，2012年樣本同2010年人口普查的情況差別不大。但是由于華人的比重略低，宗教構成中佛教和道教的比例稍低一些，而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比例稍高一些。
（二）不同種族的價值觀分析
1.信度檢驗
施瓦茨價值觀量表在全球不同地區的研究中已被發現具有較好的測量信度，此處我們通過克朗巴哈系數（Cronbach’s α）來評判其對新加坡樣本的適用性，針對所有樣本的信度分析表明其信度較高，克朗巴哈系數值達到0.77。不同種族的子樣本的信度水平略有差異，其中華人、馬來人和其他種族的信度水平整體較高，南亞人的信度水平稍低，但整體都達到了0.7及以上。我們同時計算了價值觀量表中分項條目的克朗巴哈系數值，結果顯示華人和馬來人在各項陳述中的測量信度都較高，但南亞人在所有陳述中的克朗巴哈系數則剛剛達到0.7的水平，說明其信度水平一般，但該量表仍可使用，而其他種族中有若幹陳述的測量信度也是如此。不同種族樣本的分項克朗巴哈系數值分別見表7、表8、表9和表10。
2.描述統計
我們分別計算了華人、馬來人、南亞人和其他種族在施瓦茨價值觀量表上的逐項得分情況，通過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和標准差等指標來分析不同種族最認同和最不認同的價值觀。對于華人樣本來說，最認同的價值觀依次是安全、仁慈和服從，而最不認同的價值觀則依次是刺激、權力和享樂主義。對于馬來人樣本來說，最認同的價值觀依次是安全、傳統和仁慈，而最不認同的價值觀則依次是權力、享樂主義和刺激。對于南亞人樣本來說，最認同的價值觀依次是安全、仁慈和傳統，而最不認同的價值觀則依次是權力、享樂主義和刺激。對于其他種族樣本來說，最認同的價值觀依次是自我導向、成就和普遍主義，而最不認同的價值觀則依次是權力、享樂主義和刺激。
3.價值觀得分的秩和檢驗
通過對新加坡3個主要種族及其他種族的施瓦茨價值觀量表得分進行描述統計，我們初步發現華人、馬來人和南亞人最認同的價值觀非常接近，雖然在若幹價值觀量表項目上略有差異，如馬來人和南亞人都是安全、傳統和仁慈，而華人在安全和仁慈之外還多了服從。但是3個主要種族是否在所有價值觀量表項目上得分都傾向一致，還需要統計檢驗來加以確認，所以接下來我們在3個主要種族中分別進行檢驗。在正式檢驗之前，我們首先檢驗了不同種族樣本在各量表得分的分布形態，其中華人樣本在幾乎所有條目中的得分都不服從正態分布，而其余種族的樣本在有些條目中的得分分布是正態的，有些則不是，因此我們統一使用非參數檢驗的方法來分析各樣本得分的差異。
在自我導向傾向的得分上，華人與馬來人、華人與南亞人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而馬來人與南亞人之間有顯著差異。在權力傾向的得分上，華人與南亞人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而華人與馬來人、馬來人與南亞人之間有顯著差異。在安全傾向的得分上，華人與馬來人、華人與南亞人以及馬來人與南亞人之間都沒有顯著差異。在享樂主義傾向的得分上，華人與馬來人、華人與南亞人以及馬來人與南亞人之間都沒有顯著差異。在仁慈傾向的得分上，華人與馬來人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而華人與南亞人、馬來人與南亞人之間有顯著差異。在成就傾向的得分上，華人與馬來人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而華人與南亞人、馬來人與南亞人之間有顯著差異。在刺激傾向的得分上，華人與馬來人、馬來人與南亞人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而華人與南亞人之間有顯著差異。在服從傾向的得分上，華人與馬來人、華人與南亞人以及馬來人與南亞人之間都沒有顯著差異。在普遍主義傾向的得分上，華人與馬來人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而華人與南亞人、馬來人與南亞人之間有顯著差異。在傳統傾向的得分上，馬來人與南亞人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而華人與馬來人、華人與南亞人之間有顯著差異（見表11）。
（三）不同宗教群體的價值觀分析
1.信度檢驗
不同種族的施瓦茨價值觀量表得分不盡相同，通過秩和檢驗發現，安全、服從和享樂主義在3個主要種族的得分均沒有顯著差異，結合之前的描述統計可以進一步確認，安全和服從是3個主要種族都認同的價值觀，而享樂主義則是他們都不認同的價值觀。另外，雖然之前的分析顯示宗教同種族的關聯很緊密，但不同種族在施瓦茨價值觀量表上的差異是否可以套用到宗教信仰方面，這還有待檢驗。因此，接下來我們轉而分析不同宗教群體在施瓦茨價值觀量表上的得分表現，我們首先判斷該量表對不同宗教群體的適用性，克朗巴哈系數依然被用來作爲評價信度水平的指標值。從表12可以看出，除了印度教信衆樣本在量表每項價值觀傾向上的克朗巴哈系數值幾乎都小于0.7之外，該量表對其他宗教群體樣本的測量信度都是比較高的，如果只看該量表整體對印度教信衆的測量信度，其克朗巴哈系數值也能達到0.703，說明尚具有一定的信度水平。
2.描述統計
受篇幅限制，本部分將不報告各宗教群體樣本在每項價值觀傾向上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只報告其平均值及標准差，由此我們也能了解各宗教群體樣本最認同的價值觀和最不認同的價值觀。對佛教信衆來說，安全、仁慈和服從是其最認同的價值觀，而刺激、權力和享樂主義是其最不認同的價值觀。對道教信衆來說，安全、仁慈和服從是其最認同的價值觀，而權力、刺激和自我導向是其最不認同的價值觀。對伊斯蘭教信衆來說，傳統、安全和仁慈是其最認同的價值觀，而權力、享樂主義和刺激是其最不認同的價值觀。對印度教信衆來說，安全、仁慈和自我導向是其最認同的價值觀，而享樂主義、權力和刺激是其最不認同的價值觀。對天主教信衆來說，仁慈、自我導向和安全是其最認同的價值觀，而權力、刺激和享樂主義是其最不認同的價值觀。對其他基督教信衆來說，仁慈、安全和普遍主義是其最認同的價值觀，而刺激、權力和享樂主義是其最不認同的價值觀（見表13）。
上述統計描述還進一步說明了什麽問題呢？首先，對于分析對象6個主要宗教信衆樣本來說，他們比較認同的價值觀非常接近，基本上都包括仁慈和安全，但這可能不完全是由其宗教背景所導致的。在世界價值觀調查中，對仁慈和安全兩項價值觀的測量分別是“做有利于社會的事情/關心和幫助周圍的人”以及“注重安全的環境，避免任何危險”。就安全價值觀的描述來說，這可能意味著這是任何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安全需要；而就仁慈價值觀而言，現代社會要求其成員成爲一個對所屬社會有所裨益的人。所以這兩項價值觀可能不僅僅反映各種宗教信仰的影響，而更可能是反映了對現代人的規範要求。其次，佛教和道教共有的另一項最認同價值觀是服從，這或許同其信衆以華人爲主有聯系，而對于華人的行爲和心態的解釋，可能只用宗教信仰還不夠，儒家學說的影響可能更重要，而且在許多人眼裏，儒家學說已然是具有教化作用的准宗教了[28]。伊斯蘭教一項最認同的價值觀是傳統，該項價值觀還排在第一位，這說明沒有哪個宗教的信衆像伊斯蘭教徒一樣對宗教習俗如此看重了。對印度教和天主教信徒來說，他們都認同的價值觀還有自我導向，而在世界價值觀調查中，自我導向被描述爲“具有新思想和創造力，按自己方式行事”，這一點同其他宗教非常不同。最後，從最不認同的價值觀來看，刺激、權力和享樂主義幾乎是所有宗教信衆選擇的前三位，但是對于道教信衆來說，他們除了權力和刺激之外，排在最不認同價值觀第三位的是自我導向，這一選擇可能同新加坡官方對道教的認定有關，這裏的道教除了傳統意義上的道教教派之外，還包括其他中華民間信仰，特別是源于廣東、福建和海南等地的民間信仰[29]，而這些信仰可能以一種更具約束性的規範形式作用于這些華人移民的後代。
除了從不同宗教信仰角度來分析其最認同和最不認同的價值觀之外，表13還可以從價值觀角度來分析最認同和最不認同該項價值觀的宗教信仰，如此分析的結果同第一個角度的分析雖沒有太大差異，但是可以讓我們看到不同宗教信仰在各價值觀上的細微差異。以自我導向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天主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道教信徒。以權力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其他基督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伊斯蘭教信徒。以安全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沒有特別突出的宗教信仰。以享樂主義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其他基督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印度教信徒。以仁慈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天主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佛教信徒。以成就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道教信徒。以刺激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道教信徒。以服從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天主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道教信徒。以普遍主義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佛教信徒。以傳統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伊斯蘭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道教信徒。在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我們在上面的表述中使用了“最不認同”的說法，但這並不表示某些宗教信仰毫不認同這些價值觀，而是表示他們在某項價值觀上的得分存在相對差異而已，而“最認同”的說法也是同樣的情況。
結語：宗教信仰與價值觀擴散
（一）研究總結
通過對新加坡種族和宗教人口結構、種族和宗教群體的價值觀分析，我們對相關問題有了基本認識。宗教往往和種族緊密相連，宗教作爲社會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能夠反映特定社會的種族形態和結構，新加坡也不例外。新加坡作爲一個以華人爲主的多種族移民國家，其宗教信仰形態也受到其種族結構的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華人爲主，馬來人、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和其他種族爲輔的人口種族結構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也意味著各種族特有的宗教信仰也共存了相當長的時間，但是這種共存又是和諧的，其中的緣由需要我們從新加坡官方的宗教政策中尋找，也需要從價值觀的角度加以分析。通過分析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我們發現新加坡各種族之間幾乎都認同安全和服從這兩項價值觀，而都不認同享樂主義價值觀，種族和價值觀之間確實存在一定關聯。種族的影響只是表面的，應該還有更深層次的因素在影響不同種族的價值觀，而宗教信仰則是最主要的。因此我們又分析了不同宗教信衆的價值觀，發現他們之間有共同點又存在差異。安全和仁慈是每個宗教信衆都會認同和持有的價值觀，但是諸如服從、傳統和自我導向等價值觀又分別體現了佛教和道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天主教的細微差異。除此之外，新加坡幾乎所有的宗教信衆都不認同刺激、權力和享樂主義價值觀，這一點其實也可以看作是這些宗教信衆在價值觀方面的另一種共同點。
（二）東南亞華人宗教信仰與價值觀擴散
新加坡不同種族混居、不同宗教信仰共存的局面是曆史現實造就的，同時也是新加坡曆屆政府有意爲之的結果，而這恰好爲不同宗教信仰的價值觀的趨同提供了可能性。這裏所說的價值觀趨同並不是指主要宗教的教義所透出的價值觀的趨于一致，而是特指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或者說是一個城市社會的不同宗教信衆的價值觀趨于一致，這種趨于一致的價值觀既來自相關的宗教信仰，也來自政府的引導和強力約束。
華人在新加坡人口中超過73%，這種人口優勢也會體現在宗教信仰的傳播方面。早期來自中國廣東、福建和海南等沿海地區的移民們，在來到新加坡的同時，也將他們故鄉的各種宗教和信仰帶到了這片土地上，他們通過舉行宗教信仰儀式等活動給其他種族的人們展示了中華文化的形態，更重要的是，他們日常的言行舉止就體現了中華文化的風貌。隨著曆史變遷，今日的新加坡華人已經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國人，這當然不是指國籍身份意義上的，而是指文化形態意義上的，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開幕式上所說，新加坡的華人“已經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展出自身的文化身份，具有本身的獨特面貌”[30]。李顯龍所說的獨特面貌也表現在新加坡華人的宗教信仰方面，因爲這些宗教信仰也已經不能等同于今日中國的宗教信仰，而是在原有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這種發展是在擴散自身和吸收外來的基礎上生成的。
特別重要的是，這種價值觀擴散基礎上的趨同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管束，爲了社會安定與和諧所采取的國家管理舉措，不僅僅是治理理性的需要，它所反映的其實是一種更加深邃的人類智慧。新加坡政府發表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倡“國家至上，社會優先；家庭爲根，社會爲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這本身就反映了種族和諧與宗教和諧政策的背後有著深厚的價值觀基礎，而且這種基礎源于東方智慧，源于中華文化，特別是中華文化中“和”的價值觀，可以看作是《共同價值觀白皮書》的靈魂。新加坡這種基于中華文化精髓所作出的治國之策，其本身就是價值觀的力量體現，可以說它是作爲中華文化最主要的代表者即新加坡華人在宗教信仰上最集中和最廣泛的價值觀展示和擴散，並進而影響到新加坡其他種族和宗教群體。而當說到華人的宗教信仰時，需要注意，我們所說的不僅僅包括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間信仰，還有更加重要的儒家學說，因爲後者已經成爲中華文化的基因，對浸淫其中的人發揮著教化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