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爲在2019年面臨巨大的危機，然而同樣的危機，豐田在80年代就已經經曆，在豐田的應對下，成功化解了危機，並迎來了更好的發展。讓我們來回顧下那段往事：
我們先看三件事情：
一、1981年的春季，剛剛當選的裏根總統派美國通商代表部代表威廉布洛克來到日本，要求日本政府“用自己的方式限制日本企業出口美國到汽車的數量”。日本政府無力反抗，決定限制三年內對美汽車出口數量在168萬輛以下。
廣場協定
二、1982年，底特律三名白人將中國技術人員當成日本人，用球棒毆打致死。
三、另外，全美最大的工會–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當時的會長道格拉斯弗雷澤要求“日本的汽車企業必須立刻在美國修建工廠”，原因是美國汽車三巨頭裁員，導致UAW的30萬名成員失業。
那麽，來自官方、民間和非政府組織如此粗暴的對待豐田，是因爲豐田做了什麽破壞規則，甚至傷天害理的事情了麽？
答案是：沒有。豐田之所以被記恨，是因爲它做的太好了。
用中國的老話說，豐田是–懷璧其罪。因爲技術先進，生産能力強，經營得當，而被美國政府、美國民間和美國工會聯合打壓。
就連美國衆議院的貿易委員會也認爲，美國的工資水平太高，勞動效率太低，並且勞資糾紛頻發。也就是說，美國在承認自己的市場環境有問題的前提下，通過各種非“自由貿易”，甚至非經濟的手段，向日本政府和豐田施壓，要求豐田必須去美國市場建廠。
有趣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也立即采用了美國的手段，提出了“用市場換技術”的口號。但是美國對于中國這種“破壞自由貿易規則”的手法，進行了大量的口誅筆伐，全然不顧其實美國是這種方法的“發明人”和“受益人”。
再看豐田汽車，在美國政府夥同本國政府的打壓下，心態是多麽的悲涼。如果說美國政府是強大的“外敵”，那麽日本政府就是自家的幫凶。此時的豐田恐怕能夠深刻地體會到中國清朝末年知識分子常悲痛的“弱國無外交”。在國際政治的博弈下，“自由貿易”不過是一把被強權按自己意願使用的大刀–自由貿易有利于自己時，強權便從道德上和政治，甚至軍事上保障這一“神聖原則”；而當自由貿易損害自己利益時，強權會立馬抛棄它。
豐田的危機來源于國際政治，而非企業經營和正當競爭。遇到這樣的局面，豐田並沒有因此消極。當年豐田這一幕，與2019年的華爲遇到的，何其相似！曆史真的是未來學。
那麽腹背受敵的豐田是如何應對這場危機的？
很多書裏寫到豐田被迫跟通用汽車合資，讓美國公司偷學豐田的技術。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們的確也看到，通用汽車采取了輪崗的制度，不斷派自己的管理人員在合資公司中輪轉任職，把從豐田中學到的知識，不斷應用于通用汽車自己身上。通用汽車因此提升了自己工廠的生産效率。
但是合資是豐田自己的選擇。同時期受到壓力的日本車企，還有尼桑和本田。而這兩家車企就沒有選擇與美國本土企業合資。
現在我們無法得知豐田高層當年決策的真實想法。只能自己去試著猜測：1. 單打獨鬥的豐田有可能繼續受到美國各勢力的圍剿，與其繼續面對風險，不如一步到位，與本土企業合資，將風險降到最低。2. 無論合資與否，競爭對手都會因此學到豐田的技術和管理方式。3. 豐田對自己的模式十分自信，這源于很多東西是美國學不到的，比如精益的管理，背後的核心是人。日本人勤勞刻苦，心思細膩，而美國人由于富裕的時間太長，導致根本無法拼命工作。
豐田在給美國的銷售公司的公開郵件中說：“不管出于何種原因，現在自由貿易出現了一些問題。爲了將美國市場自由競爭的原則維持下去，美國汽車企業的正常活動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通用汽車方面提出建議，爲了維護自由貿易，我們兩家企業將共同尋求繼續前進的道路。”
這口氣跟華爲任正非的口氣多麽一致。在遇到困境和不公平待遇時，豐田和華爲都可以審時度勢，用更博大的胸懷，更高的格局去處理。
企業和國家的發展與個人不同，仇恨、嫉妒等諸多人身上固有的情緒，不宜出現在企業和國家身上。各種博弈，都應該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1984年通用與豐田公布了合作的消息：共同成立新聯合汽車制造公司（NUMMI）。豐田馬上滲透了自己的生産方法進入北美工廠，並且幫助北美工廠一躍成爲北美效率最高的工廠。
更喜人的是，豐田的北美工廠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節省了從日本運往美國的時間。
在2019年大火的由奧巴馬制片的紀錄片《美國工廠》中有這樣一幕：美國工人不明白爲什麽自己在競爭中會輸給那些不懂規矩，技術又不夠先進的中國工廠。而當他們享受著大量的休息時間，與家人團聚的時刻，中國的工人卻在自己的小屋裏，吃著最廉價的食品，構思著如何能夠提高工廠的效率。
中國和日本的這一代奮鬥者，生于物質貧乏的年代，時常懷有巨大的危機感。在這種感覺之下，仿佛996的工作，也沒有什麽值得抨擊。正是這樣一代人，用自己的身體托起了兩個巨大經濟體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