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內支出的需求加上全球也日益認同企業稅需要增加,拜登的提稅計劃可能正是時候。但對新加坡來說,情況就不同了。
三月底,美國總統拜登提出了一項宏大的2.3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這項法案被譽爲千載難逢的投資計劃,將讓美國領先于中國,重新站立于全球經濟舞台前沿。
如果該法案獲得通過,將主要通過提高企業稅來籌集資金,預計企業稅率將從21%提高到28%。
2021年3月31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美國總統拜登在宣傳該計劃的活動中談到他的2萬億美元基建計劃。(路透圖片)
這標志著拜登一改前任總統特朗普的稅收政策。2017年特朗普任期內,企業稅率從35%降至21%。而拜登的政策則迎合了更廣泛的群衆呼聲,認爲美國大企業應當繳納合理的稅收。
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緊隨其後,呼籲將跨國公司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調至21%。這意味著國際社會需要共同努力,才能結束“30年的企業稅率逐底競爭”。
這些新的提議並不出人意料,因爲在拜登的競選活動中就曾被廣泛提及。
教授簡介
Simon Poh | 傅壽明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會計系副教授
教研領域:新加坡及亞太地區稅務全方位研究、咨詢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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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值得褒獎
然而,這次政策轉變不能全部歸功于拜登。
事實上,特朗普政府早在2017年就提出了“全球最低稅率”的概念。這一概念采取了“全球無形資産低稅收入”(Global Intangible Low-Taxed Income, GILTI)的形式,也就是以10.5%的稅率對企業的海外利潤征稅,阻止美國企業將利潤存放在海外。
拜登在競選期間提議將這一稅率提高一倍,並將企業稅率提高到28%。
目前,耶倫僅贊同了這一提議。主要分歧在于她希望美國能與20國集團(G20)采取統一立場,使整個稅收計劃獲得批准。
美國華盛頓舉行爲期兩天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後,美國前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耶倫召開新聞發布會。(路透圖片)
拜登將得到民主黨的支持。長期以來,許多民主黨人一直呼籲對企業增稅,這與特朗普政府降低企業稅以刺激再投資、創新和生産力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民主黨自然會歡迎對公司增稅的提議。不過,最終提議中28%的稅率仍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2017年的稅率。
全球共識日益增強
關于全球最低稅率的提議是對公司增稅舉措的補充。如果跨國公司可以通過轉移業務,在另一個稅率低很多的管轄區納稅,那麽提高一國的企業稅率意義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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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希望能制止這種做法,不過不是通過保持低GILTI,而是通過與其他國家合作的形式,鼓勵它們提高企業稅,並摒棄降低稅率以吸引企業這種缺乏可持續性的做法。
他的提議可謂正當時,因爲全球共識已然到位。
多年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一直在與G20國家合作制定一套新的跨境稅收規則,以應對一些跨國公司爲避稅而采用的稅收規劃策略。其中包括自2013年以來,根據“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 計劃,解決從高稅收管轄區向低稅收管轄區“轉移”利潤的問題。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立60周年慶典在巴黎舉行。(路透圖片)
被稱爲BEPS 2.0的最新一輪提案旨在進一步應對數字化經濟的挑戰。目前140 個國家就兩大核心議題進行談判,預定于7月達成協議。
“議題一”涉及針對數字經濟的稅收權利和關聯規則。
“議題二”也被稱爲“全球反稅基侵蝕方案”(Global Anti-Base Erosion, GloBE),規定在集團母公司管轄區額外支付“附加稅”,也就是在任何一個管轄區,集團公司的利潤都將按低于最低稅率(即低于尚未商定的全球最低稅率)的有效稅率征稅。
經合組織國家在這方面取得了進展。關于全球最低稅率的討論技術性較低,政治爭議較小,而且似乎正逐漸獲得認同。
解決“避稅天堂”問題
大多數政府有充分理由接受全球最低稅率。
這樣可以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減少國家之間爲爭奪跨國公司投資設置低稅率而造成的有害稅收競爭。
如果所有國家都能就這一高遠目標達成共識,企業將無法避稅,必須向本國政府提供急需的稅收收入,以支撐基本支出,包括基礎設施支出、社會福利和應對當前全球流行病的支出。
這也是美國爲了跟上全球最低稅收潮流而實行的機會主義舉動。
內外關切
不過,一切不會一帆風順。拜登可能會遭遇來自美國國會的內部阻力,以及一些來自國際社會的抵制。
首先到目前爲止,共和黨和一些民主黨人士都對這項計劃予以強烈批評。在參議院兩黨分裂的情況下,實施計劃並不容易。
人們普遍抱怨基建計劃過于雄心勃勃,試圖爲太多超出基建範圍的項目提供資金。
此外,2017年企業稅率下降之後,將稅率提高至28%是否過于突然、過于倉促?稅率是否可以低于28%?或者考慮分階段提高稅率?
參議員喬·曼欽在參議院能源和自然資源委員會聽證會上發言。(AP圖片)
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來自民主黨中間派。參議員喬·曼欽(Joe Manchin)就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強調稱,將稅率緩升至25%可避免削弱美國的競爭力。
這種不適感可能會蔓延全球,經合組織(OECD)談判的早期迹象表面,將稅率定爲較溫和的10%或12.5%,這與愛爾蘭的企業稅率相當。
隨著美國對參與國際事務再次予以關注,拜登政府也無法在不考慮其他全球利益相關者意見的情況下,單方面決定最低稅率。
新加坡的隱憂
對于新加坡而言,美國的企業稅增稅計劃將影響到在美國經營的新加坡公司。這些企業將面臨更高額的稅單。
盡管美國提出的21%最低稅率可能會遭到其他國家的強烈反對,但相關談判將引發新趨勢,推動經合組織根據BEPS 2.0“議題二”提出的基于共識的全球最低稅率達成協議。
這一最低稅率最終將影響新加坡的企業稅收基礎。越是如此,最低稅率就會越高。
其他投資中心,例如香港、愛爾蘭和瑞士,也會受到類似影響。
事實上,由于目前的新加坡企業稅率爲17%,美國提議的21%全球最低稅率對新加坡來說將是一場災難。
對于總部設在美國的跨國公司,以及所有目前總部設在新加坡的跨國公司而言,新加坡可能不再像從前一般具有吸引力。
最壞的情況是,這可能導致一些跨國公司遷回本國。除了耗盡新加坡的企業稅收外,此舉還可能導致其關鍵産業的縮減和空心化。
如果新加坡接受全球最低稅率降低至10%,那麽受到的損害會有所緩和,但不會毫發無傷,因爲新加坡某些特權部門如金融和海運業,享受全額免稅或低于10%的稅率。
打造稅收外的吸引力
新加坡政府表示,一旦BEPS 2.0討論出明確結果,政府將隨時准備采取行動。
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在2021年財政預算案中直言,如果國際規則發生重大變化,在與業界進行磋商後,新加坡將不得不調整企業稅制。
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于2021年2月16日公布2021年財政預算案。(cna圖片)
新加坡必須堅持不懈地努力,加強非稅因素吸引入境投資。
所幸新加坡並非從零開始。當跨國公司決定在新加坡建立長期業務時,它們會列舉許多因素,包括新加坡的戰略地理位置、全球連通性、政治穩定、親商環境和多元化人才聚集地。
2019年,戴森執行長駱文襟(Jim Rowan)表示,“戴森希望能與時俱進,抓住最佳機遇……我們發現,從收入角度來看,公司在亞洲的增長機會正在加速,”
鑒于全球稅制的這些變化,新加坡政府必須在稅收的吸引力之外,將新加坡打造爲富有整體吸引力的投資中心。
文章英文版原載于cna官網
原文標題爲US proposed 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tax has implications for Singapore
作者:Simon Poh(傅壽明),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副教授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