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加坡獨立時事評論員蔡裕林的《新加坡抗疫紀事》近日出版。該書解讀了新加坡在2020年面對疫情的反應以及政府、民間團體如何應對挑戰、全民上下抗疫等過程。
今天（5月8日），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新書發布會上，蔡裕林談及後疫情時代新加坡面臨的一些問題。
讓我們一起聽聽他的見解：
“以新加坡視角談談，我們正面對著一個怎樣的後疫時代的新加坡？我記得李光耀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當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後，一針見血的指出：走自己的路，唯有與衆不同才能生存。看看這次新加坡在應對冠病的對策，我個人認爲，也很清楚展現了這種心態與戰略。
新書發布會現場
毫無疑問，世界變了！這個變，是因爲全球化引發的種種正負效應。而走勢卻是在推進全球化時面對著日益高漲的反全球化。並隨著中美博弈的走向激化，顛覆科技帶來的沖擊，加上冠病帶來的嚴峻打擊，世界正面對著不得不進行戰略調整的發展新階段。不論是中國的雙循環，美國的拜登新政，還是歐盟、以及脫歐後的英國、印度的大國夢，日本的區域戰略，以及普金治下的俄羅斯等，都在因應世界格局的改變而改變。我相信大家對全球化、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都有很好的了解。說的直白一點，就是今日世界爲什麽會變成這樣，根本的原因是全球化、科技演變和氣候變化引出的一連串問題。也有人認爲是新自由資本主義衍生的惡果。最明顯的例子是，由于産業分工，資本、人員的流動以及稅務優待等的全球化運行。一方面，既迎來了先進國家的企業與財富的暴增，也導致這些國家的中産階層陷入困境，更不必說下層勞動者；另一方面，抓住機遇的發展中國家，從中獲得了發展機遇而晉升爲發達甚至是先進國家。可是，因全球化的深入演變，不少國家也陷入長期的競爭劣勢，從而引發不同程度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危機或困境。正是全球化的體系與運作模式帶來的負面效應日益嚴重，這才有了反全球化聲浪的惡化，以及民粹主義政治的擡頭與激化。其外溢效應則是種族歧視、階級對立、文明沖突、意識形態等成爲新的焦點。也因此，傳統與非傳統的安全問題變得益發複雜多變。另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是中美關系的改變，導致從合作走向對立，使全球化面對最嚴峻的考驗。事到如今，加上冠病湧現的嚴重弊端，促使全球化必須做出逆全球化的戰略調整。
說白了，就是必須或必然考慮到，爲了應對中美博弈的加劇，未來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的出現，每個國家都必須做出必要的調整。這就涉及多層面的産業鏈和供應鏈的重構。區別就在于，過去通過全球産業分工，以成本和利潤最大化爲前提的經濟運作，轉爲特定的産業與供應鏈，以確保內需而不受外在掌控爲前提。這關系到的不僅是資金、金融體系、也關系到資源、産品與服務。在逆全球化的新階段，這裏也不能忽視科技發展帶來的新機遇。就是從加強國內實體經濟的同時，通過科技的改變，以改變全球産業分工的格局。這就意味著，我們面對的未來世界，既須堅持共贏的全球化，也須調適逆全球化的戰略需要。當然，因過去全球化造成的弊端引發的反全球化言行，我們也必須給以批判與引導。對新加坡來說，這種變，就意味著，因地緣政治的新變數，最大的威脅或壓力，就是面對被迫選邊站的問題。這也意味著，新加坡要想在後疫時代迎來新的生存空間與發展機遇，就須做到走好自己的路，有辦法、有能力，與衆不同，從而展現這個國家的價值、生存能力與競爭優勢。爲了說明當今新加坡面對著怎樣的宏觀局面，先讓我談點冠病對新加坡帶來了怎樣的沖擊和影響？由于時間關系，大家不妨閱讀和參考拙作。我想指出的有四點：一是、新加坡的抗疫表現可圈可點（彭博社的最新評價新加坡已超越新西蘭成爲全球抗疫第一的國家）。雖然期間出了亂子，就是客工宿舍疫情的嚴重性。新加坡的抗疫表現被認可，主要是因爲整體上做的很成功。這表現在死亡（31）和病危人數極少（早已歸零）；況且，因適時的擴充檢測、追蹤、收治等能力，讓醫療體系沒有出現擠兌。這些都是在政府和相關領導機關的及時與透明，讓抗疫一直處在政府與一般民衆良好配合的狀態下進行。平心而論，政府和核心領導單位、各部門、科研、行政、企業；前線醫務人員等表現得都很不錯。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新加坡在應對冠病19 的艱苦鬥爭中，確實也存在著不足。這尤其表現在應對客工宿舍的疫情上。我們都希望政府在日後能做出全面深入的反思與檢討。二是，正是由于新加坡采取了“與疫共存，共克時艱”和“打持久戰”的戰略。這種與衆不同的對策，很好地建立起新加坡的獨特形象。這裏指的就是不主張封城鎖國，不停止經濟和社會活動；維護並全面履行國民應有的法權，就像去年3月間，敦促20萬國民回國。並且除了4月的阻斷措施期間學校停課外，從未關閉學校。而7月大選的順利進行未引發病例等表現，確實讓人留下良好印象。與此同時，盡管冠病期間，許多國家實行閉關鎖國；停航停運，全球就有80個國家停止甚至禁止某些戰略物資出口，新加坡卻秉持一貫原則，從不以一國之需，采取這樣的做法。可以說自冠病爆發至今，新加坡堅守了它理應履行的國際義務。這種尊重規則、重視法權、透明與信守承諾的踐行，獲得了廣泛的信任與好評。這就爲新加坡的後疫時代奠定了很有利的外部環境。去年，新加坡的外來投資高達170億，就說明了聰明的企業家敏銳的看到了新加坡的價值。新加坡雖然是小國，我們也分別捐助世界衛生組織50萬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772萬。三是，由于成功的抗疫進程，結合新加坡之前的轉型配套，配合了疫情期間的援助配套，這爲新加坡開啓後疫時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就像數碼轉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居家辦公、遠程學習和醫療、網絡經濟、再培訓與就業配對等。對比世界各國，還是周邊國家，新加坡在爲應對數碼時代和後疫時代的到來，可以說都比很多國家走在前頭。四是，爲應對全球後疫時代的到來，新加坡正通過期間樹立的形象和實力基礎，有計劃的推進新的全球戰略調整。從而出台了應對冠病、新的病毒；經濟、政治與社會轉型，其中以推進智慧國、數碼經濟、綠色發展、更新 社會契約等爲抓手與契機，開啓一個新的發展曆程。這個曆程將不同于過去。他具有著兩條腿走路的模式。一個是原有通過海陸空實體模式的國際網絡（其中以60多個海港和100個以上的航空接點爲基礎，加上通過GIC、淡馬錫控股、外彙貯備的全球資産配置），另一個是以新建或加強版的網絡數碼化經濟爲導向的國際網絡。簡言之，新加坡將以其獨特的信譽、戰略位置、與衆不同的發展模式，作爲全球商貿與競爭的安全港和接口，從而確保新加坡不會處于被迫選邊站的發展困境。大家只要想一想，中美博弈導致的脫鈎及由此引發的短中長期效應，就會感覺到這個“安全港”和“接口”的關鍵性與深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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