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正月十六之前），是中國經濟的關鍵十天。

這十天，能否迎來疫情的拐點，事關今年中國經濟的前途。

春節期間，是中國經濟産能最脆弱時期。中國經濟産能供應及中小企業有限韌性，留給疫情防控的時間不多了。

疫情抗戰打響後，一些企業主擔心疫情防控導致成本增加、交貨延遲、客戶丟失、貸款違約。如今，這種擔心日益緊迫。

不少省份規定2月9日24時（正月十六）前企業不得複工。企業主，尤其是中小企業主壓力重重，工資照發，房租照交，利息照付，交貨日期迫近，擔心招工難産能恢複慢導致客戶流失。

2019年，中國企業家（企業主）遭受各種非議，如今“國難”當頭，他們承擔了所有的經濟風險，包括經營風險、債務風險、違約風險。當然，這也無需表彰，畢竟企業家的事業就是一項從事迂回生産的風險事業。

若接下來十天疫情沒能迎來拐點，正月十六後我們將在疫情防控與經濟恢複之間陷入兩難。若推遲複工複産，一些中小企業的承壓能力將達到極限，商品供應將越來越緊缺……

關注疫情，關注經濟，關注中小企業，這是一場疫情戰，更是一場經濟戰。

本文爲疫情系列第三篇（前兩篇《瘟疫戰爭》、《中國式瘟疫戰爭》），關注疫情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分析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探討應對之策。

本文邏輯：

一、最脆弱時期：“黑天鵝”突襲經濟産能

二、最艱難時期：“灰犀牛”沖擊經濟循環

三、最關鍵時期：“開山斧”改革經濟體系

最脆弱時期

“黑天鵝”突襲經濟産能

我在《瘟疫之戰》中指出，疫情是只“灰天鵝”（或叫“黑犀牛”），在中國經濟産能最脆弱時撲面而來。

每年春節長假，是中國經濟産能最脆弱時期，大多數企業停工，大量工人返鄉，産能供應基本靠節前儲備。

通常，企業初七開始上班，工廠正月十五過後大規模恢複産能。這一期間，任何意外事件導致返程複工推遲，對經濟的打擊都是難以想象的（當然，支持暫時封城及適當延長假期舉措）。

如今，受疫情沖擊，企業複工時間暫時推遲到正月十六之後。在長達半個多月的産能“真空”期中，企業主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若這一環節支撐不住，對中國的經濟循環將造成嚴重沖擊。

若要順利度過這個“年關”，政府與市場需要有效協作。我大致梳理一下這一過程：

第一階段，市場失靈：2019年12月中旬，武漢華南市場疫情暴露，但人爲原因導致疫情信息未充分暴露，從而導致市場失靈。

市場沒能接收到疫情持續蔓延的信息，國人沒有提前采購口罩等，也沒有增加防範，武漢有500萬人流向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口罩、防護服等醫療設備企業以及生活用品生産企業及供應商，也沒有接收到疫情蔓延的信息，讓工人按時休假返鄉，沒有增加産能儲備及供應。

若疫情蔓延的信息充分暴露出來，市場會做何種反應？

這裏有一個活生生的案例。

穩健醫療，這家正在申報科創板的擬上市公司，在2020年1月10日決定：動員全資子公司穩健醫療（黃岡）有限公司唯一口罩車間380人，春節不休假，生産N95口罩、外科口罩和護理口罩。

這個時間點，比疫情信息披露早十天，大多數國人及地方政府都不清楚疫情蔓延情況。

更重要的是，這個時間點，距離春節假期還有10多天的時間，工人尚未返鄉休假。

1月20日，疫情信息披露後，穩健醫療決定嘉魚和崇陽兩家子公司生産防護産品的車間全員春節不休假，全力生産防護服、手術衣、酒精片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距離春節假期只有三天，大部分制造工廠、供應商都已休假，工人陸續返鄉。穩健醫療之所以還能夠在春節期間堅持生産，是因爲其在1月10日甚至更早就做出了預判。

從穩健醫療披露的信息來看，從2019年12月20日開始，公司就開始加緊組織口罩生産和發貨，車間不休假，全力趕工。

該公司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19年12月20日到2020年1月26日，穩健醫療共向社會供應了1.089億只口罩、11.47萬件防護服（可能還有部分存貨），平均每天的口罩供貨是286萬只。

若最開始疫情信息及時公開，中國口罩及醫療生産企業像穩健醫療一樣，增加産能，停止休假，趕工生産，相信口罩、防護服等關鍵防護物資可以得到很大緩解。

中國是世界口罩生産第一大國，最大産能每天超過2000萬只。若按日産2000萬只的産能計算，在疫情信息披露前的黃金一個月，企業可向市場供應6億只口罩，這還不包括增加産能及增加進口量。

很多人疑惑，這家企業是如何得知疫情信息並開啓這波神操作的。有人猜測，穩健醫療獲得“內部消息”；有人認爲，這是穩健醫療一次賭博式的操作，只是正好賭對了。

在這黃金的一個月裏，若疫情信息持續公開，任何一家企業都無需從“內部”獲得消息，無需承擔“內部信息”成本；也無需賭博式操作（與正常的經營風險有別），無故增加經營風險；産能自然可以大幅度增加，對控制疫情蔓延會起到關鍵作用。

很可惜，我們錯過了這黃金的一個月。所以，這次疫情的深刻教訓是，信息失真，導致市場失靈，進而導致災難性後果。

這次市場失靈，是一個教科書般的案例。

第二階段，政府接管：2020年1月20至2月9日（暫定），疫情信息披露，全國性戰“疫”，武漢及多地封城，延長春節假期，推遲企業複工時間。

市場失靈後，戰“疫”徹底進入政府接管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封城措施對疫情的傳播起到重要的隔離作用。

不過，第一階段市場失靈的嚴重後果，給政府接管時期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首先是500萬武漢市民流向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疫情隨之大面積蔓延，被感染人數持續增加；其次是醫療物資嚴重緊缺，尤其是口罩、防護服以及極爲關鍵的試劑盒；最後是國人出現恐慌性搶購，導致物價上漲，部分商品緊缺。

在政府接管的20天裏，大部分國人及企業什麽都做不了，我們能做的就是宅在家裏，靜靜等待政府宣布戰“疫”的偉大勝利。

事實上，這20天極爲關鍵。根據專家說法，患者一般在14天內可暴露病情。若此判斷有效，20天的接管期內基本上可以確認患病對象及人數。政府需要時時追蹤、監測這數幾萬名密切接觸者（數量還會增加）。

理論上，病情暴露天數，在政府管控日期之內，但是需要注意三個潛在威脅：

一是二次傳播導致二次感染者數量增加，二次感染者的病情可能在2月9日後爆發；

二是病毒變異，無明顯症狀感染者數量增加，增加傳染風險和防控難度；

三是初八初九將迎來一次返程高峰期，這波高峰期不排除存在潛伏期患者的返程流動。

若在這20天疫情未能完全控制，感染人數沒有迎來拐點，第三階段便極爲被動，被動的不僅僅是疫情，還有經濟。

第三階段：市場恢複：2020年2月9日（暫定）之後，在疫情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大規模返程複工，快速恢複生産，重新讓市場發揮作用。

這裏做兩個假設：

假設在第二階段，主要是未來十天，疫情迎來拐點，疫情擴散可得到有效遏止，那麽這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還是可控的，不會引發系統性危機。

可以預見的是，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會比較難看，GDP下滑，CPI上揚，第三産業尤其是零售、餐飲、旅遊、影視、航空及娛樂業遭受重創。2003年第三産業僅占GDP的32%，如今達到了54%。這次，第三産業的損失定然拉低經濟增速。

同時，在接管階段，多地封城，阻隔了市場，物流、人流、資本流通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導致了經濟福利損失（無奈之舉）。

但是，正月十六後，企業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順利複工複産，市場會逐漸恢複，需求也會增加，甚至會出現報複性消費，一定程度上可以燙平這一疫情帶來的經濟波動。

不可否認的是，這次疫情如戰爭，造成了直接的經濟淨損失。因爲疫情創造的需求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

假設在未來十天，疫情無法得到有效遏止，那麽，中國經濟遭遇的困難將不容低估，甚至要考慮系統性風險。

很多人會問，爲什麽糾結于未來十天？

因爲如果未來十天疫情沒能迎來拐點，說明可能存在五種情況：

一是專家所言的“患者一般在14天內可暴露病情”失效；

二是第一波返程高峰引發二次傳播、二次感染；

三是無症狀患者增加；

四是病毒變異；

五是世界衛生組織可能將中國列入疫情國。

這類傳染病，防大于治。至今，我們很少聽到專家說怎麽治療，都是告訴我們怎麽防禦，怎麽切斷傳染，目前還沒有特效藥。

所以，以上不管哪種情況，只要疫情在未來十天沒能得到有效遏止，防控難度都會加大，防控周期可能拉長，但是經濟系統，尤其是中小企業，將會面臨巨大的壓力。

最艱難時期

“灰犀牛”沖擊經濟循環

這次疫情，很容易讓人忽視中國經濟所處的宏觀背景。

有些人拿非典時期的經濟狀況相比較，得出相對樂觀的結論。但是，中國當前所處的宏觀背景與非典時期是完全不同的。

非典時期，經濟處于強大的上升周期，當時中國剛剛加入WTO，國際經濟形勢一片大好，中國外貿出口扶搖直上，制造業突飛猛進，城市化一日千裏，房地産、股票市場水漲船高，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徹底釋放。這波景氣周期，很快燙平了非典帶來的2%左右（2003年第二季度）的GDP損失，此後經濟規模及增速一年一個台階。

如今中國面臨的宏觀環境完全不同，下面，我們看看這次疫情對宏觀基本面可能造成的脈沖。

國內來說，中國經濟增速在2010年左右出現拐點，之後持續下行，到2019年GDP增速降至6.1%。去年底，經濟學界在爭論2020年經濟增速是否“保六”的問題。

非典時期處于上行周期，當年GDP增速達10%；如今中國經濟處于下行周期，GDP增速在6%左右徘徊。這次疫情對經濟增速的打擊在短期內應該是明顯的。

經濟下行的同時，還要關注CPI。

受非洲豬瘟影響，2019年下半年CPI快速上漲，在11月、12月已達4.5%。其中，豬肉、羊肉、牛肉價格上漲幅度大，食品價格上漲明顯。

春節期間，受春節及疫情防控疊加影響，物價延續上漲態勢，其中食品價格上漲明顯，今年1月的CPI數據將比較難看。

假如未來十天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企業延期複工，産能恢複難度將大增，春節期間的物資儲備將耗盡，大概率出現供應緊張局面。屆時，物價上漲將不可避免，將直接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國人財富遭遇損失。（注意，以下分析的假設是，未來十天內疫情未出現拐點）

經濟下行與物價上漲疊加，構成了滯漲風險。我們需要謹防，這次疫情對中國宏觀經濟基本面的脈沖——滯漲風險。

去年，一位經濟學家說拿掉豬肉便是通縮，引發了經濟學界的爭議。這位經濟學家犯了一個經濟學的常識性錯誤，即傳遞效應。豬肉價格上漲會引發替代品，如牛肉、羊肉及其它食品價格上漲。經濟是一個動態的流動的網絡系統，不能單獨將豬肉拿出來看問題。

但其實，我理解，這位經濟學家真正想要表達的是什麽。他其實想說的是，經濟形勢嚴峻，不要因爲豬肉漲價而掩蓋了“通縮”事實。

這其實是一個表達上的問題。在經濟學領域，一種觀點是用通縮來表達經濟衰退，或者說通縮是經濟衰退的貨幣表現。這種表達方式容易導致認知混亂。

其實，准確的理解是滯漲，即CPI上漲，物價上漲，表現爲通脹；PPI下跌，投資和産能縮減，表現爲衰退。

滯漲，是一種令人頭疼的經濟問題。任何擴張性或緊縮性的政策，都無助于問題解決，反而會加重危機。中國長期以來依賴于擴張性政策，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我們最需要避免的便是經濟滯漲。但是，長久的凱恩斯式經濟政策往往是滯漲危機的根源。

在滯漲基本面下，兩大螺旋——通脹螺旋、債務螺旋，可能沖擊正常的經濟循環，帶來經濟衰退甚至蕭條。

一是通脹螺旋。

什麽叫通脹螺旋？

之前有一個經典的段子：米粉店老板漲價，客人問米粉爲啥漲價？老板解釋說，豬肉漲價了，成本增加了。走到隔壁發現理發店也漲價了，老板解釋說，我要去隔壁吃豬雜米粉，我的生活成本增加了。

客人回到公司要求老板漲工資，因爲吃米粉、理發的生活成本增加了。公司老板提高了産品價格，因爲用工成本增加了……

如此反複循環，構成通脹螺旋。一項主要商品價格上漲，會引發替代品及下遊産品的價格上漲，從而波及整個經濟面，並引發價格螺旋式上升。

但是，這種局面並不是無解，只要供給增加，比如豬肉在今年內産能恢複，價格則會自動平抑，自然可瓦解通脹螺旋。

通脹螺旋的根本原因是什麽？

按照弗裏德曼“通脹是貨幣現象”的主張，造成通脹螺旋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貨幣發行過多。這才是風險所在。

抗戰期間，中國爆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是親身經曆者，他後來寫了一本書《通脹螺旋》回顧了這段曆史。他認爲，爲了抗戰不得不大規模發行貨幣，引發了不可逆的通脹螺旋，而河南旱災及大饑荒不過是導火索。（參考《抗戰通脹簡史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法幣十萬難》）

如果未來十天戰“疫”未取得關鍵性勝利，那麽節後恢複産能將非常被動。我們需要警惕，這次疫情導致産能供應緊張、物價上漲，可能引燃“貨幣之火”（如1970年代美國滯漲危機中，石油緊缺不過是導火索），進一步觸發通脹螺旋。

爲什麽石油、食品等短缺可能引燃“貨幣之火”？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當物價上漲時，人們手上的貨幣貶值，紛紛開始尋求避險商品及資産。比如，疫情期間，人們擔心短缺或物價上漲，恐慌性采購並大量囤積生活物資。有些人一次性采購了半個月的需求量。

如果物價持續上漲，人們的擔心貨幣貶值，會有更多的資金，流入商品市場、投資領域。美國滯漲期間，大量貨幣流入大宗商品領域。

這相當于把國人儲蓄的或窖藏的錢掏出來了，這些倉皇避險的貨幣到處流竄進一步推高了通脹。

二是當物價上漲時，貨幣貶值，人們更可能會加大借貸，加劇貨幣流通及通貨膨脹。

爲什麽？

因爲當通脹發生時，對負債方是有利于的，負債方相當于“借多還少”（貨幣貶值）。人們更傾向于將貨幣花出去，甚至借款消費或投資，以換取更“值錢”的商品和資産。

美國滯漲期間就發生這種情況，商業銀行的信貸越供應越緊缺，很多人擴張信貸消費和投資。2019年，我們努力避免非洲豬瘟成爲通脹螺旋的導火索。2020年，更要避免新型肺炎演變爲通脹螺旋的導火索。

二是債務螺旋。

這次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並不是需求層面，而是供給層面。畢竟，供給創造財富（參考薩伊定律，注意容易誤解）。當然供給也創造危機，如貨幣供給過多，技術創新不足。

這次疫情是黑天鵝與灰犀牛的結合體，屬于“灰天鵝”或叫“黑犀牛”。因信息失真導致市場失靈，這只灰犀牛突然演變爲黑天鵝。目前，我們已經曆了黑天鵝的突然襲擊。

接下來，尤其是節後，經濟系統將接受灰犀牛的勢能沖擊。我們需要防止經濟循環的斷裂，尤其是現金流和供應鏈的斷裂。

最容易引發危機的是現金流斷裂，觸發債務螺旋。

債務螺旋是，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费雪提出来的。这位曾经最富有的经济学家在大萧条时破产，后半生一直被债务与疾病折磨。

費雪根據自身經曆及學識，在最糟糕時期撰寫了《繁榮與蕭條》（1932年），創造性地提出了債務螺旋的力量，很好地解釋了大蕭條的成因，即經濟系統爲何會斷裂，市場爲何無法自愈。（參考《繁榮與蕭條》費雪）

債務螺旋，是一種越是去杠杆、杠杆率越高的現象。

簡單理解就是，負債累累的你，面對經濟下行、現金流緊張，試圖甩賣資産或存貨以清償債務；怎料，資産或存貨甩賣引發資産或商品價格下跌、銀行授信額度下跌；價格下跌導致利潤下降，授信額度下降導致銀行抽貸、貸款下降，甚至引發供應商及合作夥伴的不信任，進一步加劇危機。

過去十多年，中國企業及家庭負債率不斷上升。融資難、融資貴，一直困擾著中國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脆弱性及負債問題已引發一定的風險。

2018年，中國強力去杠杆，部分企業便遭遇債務螺旋，商業銀行抽貸，供應商追討貨款，杠杆越去越多。海航等個別企業至今還在甩賣資産試圖度過債務危機。

2019年，中國叫停了各項社保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的決定。這也是考慮到中小企業的脆弱性。

這次，企業可能承受三波經營壓力：

第一波是疫情期間，餐飲、旅遊、娛樂場所等關門歇業，無營收，面臨支付工資、租金的壓力。

第二波是假期延長期間以及嚴禁複工期間，大部分企業及工廠都無法開業複工，無營收，面臨支付工資、租金、利息、交貨及現金流的壓力。

第三波是正月十六後，這才是真正的沖擊。

假如疫情未迎來拐點，企業複工將進退兩難，未能及時複工的企業面臨支付工資、租金、利息、交貨、現金流壓力，以及客戶流失的問題。

及時複工的企業也可能面臨招工難的問題。如今的勞動力市場，不再是非典時期的人口紅利時代，招工難可能導致企業産能恢複困難、交貨推遲、客戶流失。

所以，産能若不及時恢複，最終加劇企業現金流枯竭及負債率上升。一旦企業大面積陷入債務螺旋，整個經濟系統將遭遇重創。

有些企業會想方設法降低成本，比如違規提前開業，變相降低工資，裁員等等。去年開始，中國就高度關注失業問題。事實上，失業率上升是經濟滯漲的重要特征。

企業倒閉、變相降低工資或裁員，都將降低家庭收入和消費需求，還可能加劇家庭債務（房貸壓力），從而打破經濟的正循環。

爲什麽要如此深入分析問題？原因是通脹螺旋和債務螺旋是滯漲內在機理，前者揭示物價上漲、國民財富縮水，後者揭示市場崩潰、經濟衰退。

如此，才能抓住問題的本質。我們既要防止疫情觸發通脹螺旋的阈值——複産困難，供應緊缺，引發“貨幣之火”，又要防止觸發債務螺旋的阈值——複産困難，現金流枯竭，債務攀升，從而避免可怕的滯漲危機。

最關鍵時期

“開山斧”改革經濟體系

我衷心希望，未來十天，中國政府能夠頂住返程壓力，控制住疫情擴散，疫情能夠迎來拐點。

同時，我們也需要做最壞打算，做好多套預警方案。這次疫情對經濟的沖擊遠沒有見頂，建議分三個階段施政：

第一階段，迎接返程複工複産。

未來十天，各地陸陸續續將迎來返程車流、人流。這期間，防止疫情傳播極爲重要。既要把好入城關，也要積極促進企業複産。

交通部要求，各地不得采取封閉高速公路、阻斷國省幹線公路等措施，保障春運期間公路基本通行順暢；不得簡單采取堆填、挖斷等硬隔離方式，阻礙農村公路交通。

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保障順利返程、促進企業複工複産。這也側面反應，企業恢複供應的緊迫性。

第二階段，補貼，減稅，修複企業資産負債表。

不管未來十天，戰“疫”能否取得實質性勝利，政府都需要給予企業實質性的補貼，大規模減稅降費以支持企業度過難關。

有些人說，企業負擔最重，承擔了員工工資，應該要求業主減免房租，讓有錢的“地主”來承擔一部分。

這種想法不具有可行性，更違背了經濟規律。意識形態和“劫富濟貧”的思維解決不了問題。因爲市場是一組組私人契約的集合，“上帝之手”的調配都會破壞競爭規則，于他人不公。

這種情況下，真正勇于擔當的應該是政府。政府應該動用財政，向市場讓利，向國人讓利，對企業進行補貼，大規模減稅降費。若不是人爲導致的市場失靈，讓企業及家庭承受如此巨大的經濟壓力，我並不主張政府直接補貼企業。

具體操作時要顧及執行的成本以及公平性。具體建議如下：

一、國有商業銀行降低已有家庭及企業的貸款利息率，降低家庭房貸及企業貸款的還貸壓力（注意控制金融風險）；

二、政府動用財政直接補貼社保，降低企業社保成本（確定時間範圍）；

三、對企業實施大規模實質性的減稅降費，對影視、旅遊等特定行業可定向退稅。

可能有人擔心，此舉可能推高政府負債率。目前，中央層面的負債率不算太高，財政赤字率可考慮在3%以上。地方政府的負債率偏高，主要是地方城投領域。但是，地方政府還有大量可盤活的國有資産，若將國有資産盤活、高效使用，可大大降低債務壓力。

另外，這些年央企及國企利潤大戶，尤其是商業銀行、煙草、電網、石油、國有房地産等，它們需要更大幅度地劃撥資産充實社保，上繳利潤支持國民經濟解困。值得注意的是，需要防止個別國企刻意提高員工工資、發放巨額獎金、頂格購買社保和公積金，采用各種方法做小利潤，以降低上繳稅金及利潤金額。

總之，國難當頭，政府擔當，國企出錢，國民解困。

第三階段，降低刺激性經濟政策，大刀闊斧改革經濟體系。

當前，我們最不能忽略的一大宏觀經濟背景，那就是中美貿易摩擦。2020年，我們要關注，中美貿易摩擦與這次疫情對經濟的疊加影響。

這兩者如何相互影響？

今年初，中美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這個協議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及改革推進是利好的，但短期內若改革未及時跟進，民營經濟的承壓可能加大。

比如說，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全球産業鏈充足，部分産業轉移越南、印尼、印度等國家。珠三角一些企業面臨內遷還是出海的兩難選擇。

若這次疫情沒能有效控制，企業複工複産困難，招工用工成本增加，很可能出現交貨違約、價格上漲及質量不穩定等問題，那麽國際訂單流失的可能性將大增。

事實上，國際訂單轉移到他國，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如今一兩個月無法供貨，客戶關系則很難維系。越南、柬埔寨的工廠，一些也是內地及台灣轉移過去的，他們承接這邊流失訂單的更可能性大。

另外，若未來十天疫情未得到控制，世界衛生組織將中國列入疫情國的可能性加大。如此，國際市場將對疫區實行旅行及部分貿易限制，如此中國出口制造企業將遭受重擊。

我下面說深層次的交叉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涉及範圍廣泛，雙方就市場開發達成了許多共識，這將推動中國非競爭領域開放等改革。

預計，春節後，更可能是疫情緩解後，中美將立即啓動第二階段的經貿談判。可以預測，第二階段的經貿談判將更加複雜與嚴峻，其中不少將涉及第一階段已達成共識的結構性改革——具體細節及執行方案。

所以，2020年，中美經貿談判的核心應該是結構性改革。

二、隨著中美貿易談判深入及金融市場開放，中國實施刺激性增長的空間縮小。

過去中國經濟增長依賴于財政、貨幣、産業、彙率及金融政策的組合拳。但是，隨著中國金融進一步對外開放，逐漸融入國際市場，擴張性政策的施政空間越來越小。

貿易戰開打以來，中國抑制房地産價格上漲，提出穩房價、穩地價、穩預期的政策方向，而且謹防信貸流入房地産，目的之一就是防止金融市場開放觸發資産泡沫風險。

刺激性政策與改革性政策往往存在對立性，刺激帶來的短期增長往往阻礙了迫切的改革，加劇了問題的嚴峻性。

總結起來，2020年，中美貿易談判及金融開放，正在倒逼國內減少刺激性政策，加強結構性改革。但是，過去有些改革一直拖而不決，遭遇巨大阻力。

如今，中國經濟遭遇這次疫情打擊，何不趁抗擊疫情、恢複經濟之機，行共赴國難、助企富民之實，變被動爲主動，變壓力爲動力，一舉鏟除改革阻力，對經濟系統實施大刀闊斧的結構性改革。

更何況，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下行的壓力，有周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三大因素。中央也多次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推動觸動靈魂的改革。

比如說，這次國難當前，央企及國有企業必須更有作爲，需要大力向市場、民企、國民輸血，支持國民經濟度過難關。何不借此機會，主動先向國內開放非競爭性市場，倒逼國企提升競爭力，削弱行政性壟斷利潤，讓民營企業在競爭中獲利。

比如說，國有銀行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歧視問題長期存在，這次民企亟需銀行輸血。何不借此機會，啓動制度性改革，破除體制障礙，改革資本市場二元結構，打通資金通道，讓信貸流向民營企業。

比如說，不少地方政府依賴于房地産經濟，存在保房價、保增長的政策。何不借此機會，掐住貨幣大規模供應的閘門，倒逼地方政府擺脫土地財政，將政府財政收入重新回到經濟增長、稅收增收上。

比如說，過去經濟增長依賴于寬松政策支持下的基建投資。何不借此機會，減少無效、低效的基建投資，將節省的預算投放到社會民生、教育科研、公共衛生、減稅降費降社保上，以支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提升科技創新力，提升醫療技術應對未來可能爆發的疫情。

所以，不論是中美貿易、金融開放、頂層設計，還是抗擊疫情、恢複經濟、救助中小企業，都共同指向結構性改革。（參考《中美共識與分歧》，點擊進入首頁左上角“硬·文章”可阅读）

需要提防的是，宣布偉大勝利後，反而強化了對市場的不信任以及對舉國體制的依賴；此後，再以抗擊疫情、恢複經濟之名，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大搞低效基建投資，放松房地産調控，刺激房地産保增長，如此，將加劇滯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