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被定爲PHEIC的傳聞，前幾日便甚囂塵上，大量媒體——官方的不官方的——都如臨大敵，有些認爲將導致中國貨物不能出口，有些認爲中國將成爲旅遊禁區，甚而還聲稱影響將“大于中美貿易戰”，大有一旦宣布，中國就將萬劫不複之虞。
PHEIC是從2005年才有的新概念，目前全世界大概宣布過6次(含武漢)，其中便包括以巴西爲主體的寨卡(zika)病毒事件，其他地方我也不了解，拉美的情況我自信較熟悉。巴西一度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在2016年同樣是PHEIC的主要範圍，它山之石，或許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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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寨卡(zika)病毒及其引發的神經系統病變”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e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
首先須要明確的是，“PHEIC”說的是病，而不是國。它並不是針對某個國家要宣布所謂的“疫區國”，它的對象指是某一種疾病。這種疾病發生在哪個國家，哪個國家便存在危險。
暖色系國家均爲寨卡病毒的影響範圍
理論的講，上述國家就都屬于“疫區國”，但是最嚴重的，還得說是巴西。
巴西一國的寨卡病例數即達30余萬人，比其他國家總和還要多不少。
寨卡在巴西的發作
巴西的災情，和我最近在玩的“瘟疫公司”過程十分接近。
WHO宣布PHEIC之前約七個月，巴西Salvador de bahia省份的衛生部門便已經確認寨卡病毒的傳播，起初的症狀是輕微的，只是發熱頭痛之類，幾天之後便可正常，亦無任何致死病例，時任巴西衛生部長甚至表示“我們不擔心寨卡，它只是一種溫和的疾病”。
2015年的10月份，情況不太對勁了。巴西的衛生部門發現患有一種名曰“小頭病”的新生兒明顯蔓延，巴西政府即開始重視，但爲時已晚。2016年頭一個季度，巴西的寨卡疑似病例共有91387例，一個半月後，5月16日已經增至138108例——WHO也正是因此局面，宣布寨卡病毒爲PHEIC事件的。
寨卡病毒對成人威脅有限，主要作用于新生兒
2016年初的巴西，也正處在內憂外患的困局中，情形大概又較我國惡劣得多。剛剛過去的2015年，是巴西噩夢般的一年。這個嚴重依賴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國，受世界大宗價格變化的影響，2015年GDP增長爲-3.8%，這已經是巴西過去五年間，第四年出現GDP萎縮了，國家的經濟似乎現出崩潰的局面。
2016年，本是巴西有所期待的一年，這一年的八月，奧運會將在名城裏約熱內盧舉辦，巴西希望藉著奧林匹克的東風，也抓一把發展的紅利，甚而一舉實現國家的扭虧爲盈也未可知。
基督像沒能給巴西帶來太多好運氣
寨卡的到來如一盆冰水，PHEIC宣布的三天後，路透便揭露美國奧委會向運動員傳達了“不建議參加裏約奧運”的內部通知。2016年5月，全世界20余國的150名專家聯名呼籲：鑒于寨卡病毒傳播風險極高，將給遊客“構成不必要的風險”，建議取消裏約的奧運主辦資格另擇吉地。
何況巴西本就是旅遊大國，巴西的外彙來源，首要來自大豆(巴國大豆産量是全世界的1/4)，其次是鐵礦砂——對世界經濟稍作關注的人，沒有不知道淡水河谷鼎鼎大名的，再往下數，便是旅遊了：巴西風景絕美，文化多元，我個人覺得算是拉美最好玩的國家之一，旅遊業也確是巴西創彙營收的主要手段，疫情對旅遊業的影響可想而知。
以國內當下的眼光，無論怎麽看，PHEIC事件對巴西的影響似乎都是致命的。
巴西的行動
寨卡病毒的傳染源較爲明確，主要宿主是一種叫“伊蚊”的蚊子，面對十數萬的病例，巴西倒沒有封城的必要。時任巴西總統羅塞芙呼籲全國滅蚊，一時間，仿佛是我國“全民除四害”空氣的蔓延。2月14日情人節當日，羅塞芙率全國主要部長上街率先滅蚊。投放巨量殺蟲劑，還搞出高級手段，向蚊蟲DNA中植入某種可自我毀滅的基因，成了當年的科技熱點話題。
羅總統是巴西首位女領導
其余如研制疫苗、扶植困難患者等常規手段亦不一而足。巴西也是個泱泱大國，區域發展同樣“十分不均衡”，總體來說，自南向北愈來愈窮(但北部的海濱風光極佳，是我見過相當美麗的海岸)。寨卡病毒的高發，也在全國最貧困的東北部地區，巴西政府撥款約9億用于安頓受災家庭(事後被證明遠遠不夠)。
針對不能不保的奧運會，巴西亦下達一系列特殊防護措施，如口罩手套護目鏡之屬，據BBC測算，爲此的額外花費約2.8億人民幣。
工作人員爲場館消毒
系列措施取得成效，至2016年7月，巴西時任體育部長便表示每日新增疑似病例從未超過150人，1月份裏約市的寨卡病例共7000人，至7月已銳減至700人，其中絕大部分已治愈。6月11日，巴西已舉辦43場奧運測試賽，數千名運動員無一人感染寨卡病毒。
盡管如此，WHO仍抱審慎態度，經過近半年觀察確認疫情確已平息後，于當年的11月18日，終于宣布解除寨卡病毒的PHEIC地位，曆時共約十個月。
PHEIC對巴西的影響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與目前各路自媒體宣稱的“影響甚至大于中美貿易戰”截然不同，PHEIC似乎並未給巴西造成太大影響。
(注：巴西是整個拉美面積最大，情形最複雜的國家，不需要之一。這一部分的內容可以用好幾本書來展開，在此我便只描述現象，不提及原因——對于本文的目的，我想這已經足夠）
巴西GDP:2010-2018
巴西在2010年實現了7.4%的增速，之後幾乎逐年下滑。但在疫情最嚴重的2016年，GDP不僅止住頹勢，甚至還由于彙率因素略有上揚(美元GDP)，至2017年疫情結束，竟出現了多年未有的“扭虧爲贏”。
巴西遊客數量:2012-2018
最重要，也最令人擔心的遊客數量，幾乎未受到任何影響。2016年奧運會期間，共有117萬遊客來到裏約，裏約酒店入住率高達94%，日均消費131.2美元。2016年全年巴西幾乎都處在PHEIC事件內，但遊客總人數反而突破了2014年的曆史峰值——看起來世界人民並不怎麽害怕PHEIC。
巴西股指IBOVESPA:2015-2020
尤其匪夷所思的是，巴西的股市自從宣布了IPEIC便開始上漲，漲勢持續至今——下周一准備抛盤的朋友，要不要再考慮一下？
總之，從巴西2016年的各項經濟指標看，幾乎看不到該國當年被"PHEIC"過的迹象。
PHEIC對巴西的後續影響
寨卡病毒畢竟是一場惡難，沒有損失自然不可能。據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辦公室)估算，寨卡，以及後續被宣布PHEIC大致爲巴西造成了620億人民幣的損失(未提供計算口徑)。
但是，病毒似乎亦有辯證的另一面。
Richard Horton在柳葉刀上發表一篇題爲"Offline: Brazil- the unexpected opportnity that Zika presents"的文章(寨卡病毒是巴西的意外機遇)，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認爲寨卡的出現實則改變了巴西。
以衛生投入而言，多方面的證據都指出，寨卡在巴西的大流行是巴西政府的多年漠不關心的結果，即使在早前巴西GDP年化增長超過8%的好時候，政府對飲用水和衛生基礎設施的投資也不充分，飲水和排汙條件十分利于主要病原體攜帶者——伊蚊的繁殖。寨卡病毒實際上強迫巴西政府提升了衛生的投入，自2016年以來，盡管巴西的經濟未見多大起色，公共衛生投入倒增長了約30%。
流行病也改變了公衆的意識。巴西的問題，與我國又有不同：當地的工會勢力極強，某次座談中，我聽到我駐巴西前大使李金章曾指：巴西的工會是中資企業在巴經營的重大風險因素。巴西作爲世界第八大經濟體，至今竟然沒有一條能橫貫東西的公路，也與過分強大的工會勢力密切相關。我們在此處不去討論工會與工人權利(我當然很有興趣在其他文章中談論這些問題)，僅以我自己在拉美的生活體驗，“過于發達的民衆權利意識”某種程度上的確形成了對社會的反作用。但在寨卡這樣大面積流行病面前，必須靠政府的強力手段方能迅速遏制疫情，巴西人民對“國家的強制力”亦有了更爲多元的認識，對巴西的政治發展也造成不小影響。
此外，寨卡還帶來另一意想不到的“進步”，由于寨卡的危害主要作用于新生兒，降低出生率便成了防疫的不二之選，其中的措施當然就是墮胎——寨卡的主要流行範圍全是拉美天主教國家，墮胎在天主教屬于嚴重非法，大多數拉美國家均只接受“由于強奸、亂倫或危及母體健康”的人工流産行爲。如在同爲重災區的哥倫比亞，時行的政策仍然是“只有明確的畸形胎兒才可以墮胎”，感染人數同樣過萬的薩爾瓦多甚至規定任何情況的墮胎均屬違法。這當然是助寨卡爲虐的政策。
面對疫情，天主教會也終于不能不松動。梵蒂岡教廷在2016年2月6日還表示“寨卡不是判處(胎兒)死刑的授權”(指仍然反對人工流産)，但在2月18日，教宗方濟各訪問巴西後，才被嚴重的疫情震驚，轉而松口“避孕並非絕對的罪惡”。這一表態對拉美的人權有深遠的影響。
2017年教皇光臨Cartagena我恰好在場，拉美對天主教的熱情國內不易想象
最後一點想說的
R.Horton的文章有一觀點令我記憶猶深，我希望作一摘錄：
"Epidemics change the public conception of disease. Diseases are no longer seen as pathologies of the body. They also become pathologies of the environment. Health is no longer a quality within the pure control of the individual. It is something that depends on the organisation of society. "
——寨卡也改變了公衆對疾病的觀念，疾病不僅僅被視爲身體的病態，它更是外部環境的病態。(個體的)健康亦不再完全由個人掌控，相當程度上，它須要依賴社會的組織形式。
一場大的疫情，不僅是個人的病患，它也是社會的疾病，這社會也一定存著一些問題；當這疾病過去，我們的社會也自然要産生一些抗體，促使這社會的機體更加健康。就我的所見：拉美的政府已經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之一，如果PHEIC連他們都不能影響，我們中國又有什麽好怕的呢？
進一步說，如果面對一個PHEIC，便被嚇破了膽，先是宣揚些什麽“亡國論”，甚而還有些朋友提出“要適度隱瞞疫情以防被WHO列入疫區國”的建議——這同2003年，某些惡徒拉著SARS病人滿街亂跑躲避WHO，最終釀成巨禍又有甚麽區別？17年過去了，這種“爲國扯謊”的思想如果還不除掉，我們還不能老老實實的面對疫情，武漢的肺炎，難道不是白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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