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環境局（NEA）的最新數據，本地自2019年起，每年約産生20萬噸的固體垃圾及焚燒灰，容量足以填滿400個奧林匹克大小的泳池。（聯合早報）
作者 鄭智浩
外賣打包食物自然少不了塑料餐盒及餐具，方便快捷用完即丟，再不環保，也不差我這一兩個吧？
若國人都那麽想，新加坡唯一的岸外垃圾埋置場——實馬高垃圾埋置場（Semakau Landfill，俗稱“垃圾島”）很快就被這些塑料垃圾填滿，不勝負荷。
國家環境局（NEA）的最新數據顯示，本地自2019年起，每年約産生20萬噸的固體垃圾及焚燒灰，容量足以填滿400個奧林匹克大小的泳池。
其中，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垃圾就占了13%（約等于52個奧林匹克泳池），包括隨處可見的塑料袋及打包餐盒。
若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垃圾島”預計將提早10年，即在2035年就被垃圾填滿。
近期，隨著我國收緊防疫措施禁止堂食，民衆只能打包帶走食物，一次性塑料的使用量出現飛速上升，令不少環保人士憂心忡忡。
疫情之下，難道只能坐以待斃地看著“白色汙染”擴大？
普羅大衆是否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爲環保盡一份力？
午餐高峰時段到馬吉街臨時熟食中心打包的上班族。（海峽時報）
高警戒解封第二階段，塑料餐盒使用量翻倍上升
《海峽時報星期刊》走訪本地八家餐飲業者後發現，疫情之下，一次性餐盒和餐具的需求量有增無減，尤其在高警戒解封第二階段落實禁止堂食條例以來更爲顯著。
當中就有不少業者搶先進貨，以免發生類似于去年病毒阻斷措施的窘境：
想批量購買打包餐盒，供應商卻無法如期交貨。
全島共有5間分店的Soi 19十九街雲吞面老板Claire（42歲）受訪時說，她一般每周要訂購5000個塑料餐盒。
禁止堂食措施上路後，每周所需的塑料餐盒數量直接翻了一倍，只有約兩成的顧客會攜帶自家容器來打包食物。
“這樣就有更多塑料垃圾。這些餐盒也不能重新使用……所以我們也試圖尋找其它替代方案。”
高警戒解封第二階段禁止堂食，國人只能選擇打包食物。（聯合早報）
春成潮州糜的攤主陳女士（53歲）則透露，禁止堂食才實行兩天，攤位的打包餐盒就盡數用光。然而，當她向供應商補貨時，卻找不到慣用大小的餐盒，只有一些“剩貨”。
可見這幾個星期廠商的生産線，已趕不上國人使用的速度，致使原本貨源充足的塑料餐盒，竟面臨“斷貨”危機。
“有兩種塑料盒子。圓的是裝小份的粥，長方形的是裝魚片。全部都賣完了。供應商告訴我下次再來購買，但不保證一定有。”
不少餐飲業者申訴，塑料餐盒的使用量有明顯上升趨勢。（每日新聞）
自帶餐盒的民衆爲數不多
非政府組織零廢新加坡（ZeroWaste SG）的數據顯示， 新加坡人每3秒種就會丟棄2640個一次性物品，打包用的餐盒及塑料袋就是其中之一。
爲了盡量減低對環境的破壞，一些餐飲業主也主動提醒顧客自帶餐盒，甚至推出折扣優惠來鼓勵顧客，但效果依然不彰，公民意識仍有改進的空間。
在宏茂橋一帶經營泉記潮州面的攤主陳志軒（譯音，36歲）深有同感，他說：
“去年，我們曾給予自帶餐盒的顧客2毛錢折扣。然而，久而久之，我們發現這些顧客仍會另外要求一次性塑料餐具和塑料袋，與我們的初衷背道而馳，最終徒增營運成本。”
自帶餐盒打包食物的民衆。（聯合早報）
這些“自帶餐盒，卻要求塑料餐具”的民衆雖本末倒置，但也相對減少了一部分的塑料垃圾，至少稍稍爲環保盡了一份力。
有人卻不這樣認爲，覺得打包附帶一次性用品理所當然，並無不妥。
全家習慣外食的鄭先生（21歲）說：
“人們之所以叫外賣，是因爲這是一種省事的方式。若去哪裏都帶著餐具及容器，完全就背離了上述目的。”
本地連鎖西餐廳Collin’s創辦人何清元（45歲）則指出，禁止堂食兩周以來，旗下分店願意自帶容器到店取餐的顧客，只有不到5%。
送餐員取餐處。（海峽時報）
一站式服務：清洗容器再循環使用
嫌麻煩不想洗碗？在方便與永續環保之間面對兩難？
本地服務平台barePack就推出嶄新項目，讓消費者在享受打包的便利之余，也避免制造垃圾。
通過與全島125處餐館及咖啡座的合作，消費者可在手機應用程序選用容器（盒子與杯子），用後歸還任何一家合作的餐館或咖啡座。
barePack的合作夥伴會負責清洗容器，然後循環再使用。禁止堂食僅實行一周，barePack的訂閱人數就上漲了40%。
創辦人兼執行長Linh（33歲）說： “這比你自己帶容器更方便，用戶使用後完全不須清洗。”
目前，barePack的容器歸還率高達91%，約有3000名用戶及容器，年費爲8.99元。
禁止堂食後，一次性塑料用品使用量大幅上升。（法新社）
“環保”一詞，每個人都聽膩了，可真正做到的人又有多少？
別因貪圖一時方便，而持續制造千年不腐的塑料垃圾，禍及後代子孫。
環保組織Green Drinks創辦人锺玮珊（42歲）說： “實馬高島已經快要沒空間了。許多人都認爲這是政府該解決的問題，但實際上，這是每個人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