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熱源和氣候變化等諸多因素的疊加效果下，新加坡正在經曆史上最熱的10年。
2016年和2019年，新加坡的平均氣溫都高達28.4攝氏度，是1929年以來最高溫。2020年的平均氣溫則是28.0攝氏度，是1929年以來第八高的年份。
比年均溫度更直觀的是一年中酷暑的天數。根據工作場所安全與衛生理事會于2020年底公布的數據，平均每10年，新加坡一年當中的炎熱白天（最高溫 ≥ 34.1攝氏度）會增加12.5個，涼爽白天（最高溫 ≤ 29.2攝氏度）減少6.1個。1972年，我國一年裏有10個炎熱白天，而到2014年，已增至64天。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熱島效應，新加坡城市和郊區的夜間溫差可達到7攝氏度，不同區域的住宅區所受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住宅區如何受熱島效應影響？
這是2010年至2019年，新加坡各地上午7時的平均氣溫。早晨7時的新加坡，也是最容易發現不同住宅區溫差的時段。新加坡降溫研究項目（Cooling Singapore）發現，新加坡中部和東部居民所感受到的氣溫，比北部居民要高出1至1.5攝氏度。
新加坡降溫研究項目發起于2017年，由研究中心“Singapore-ETH Centre”（簡稱SEC）、新加坡管理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多家學術機構攜手，研究新加坡的城市氣候和降溫措施。SEC是新加坡國立研究基金會與瑞士蘇黎世頂尖大學聯邦科技大學，共同成立探討如何確保環球環境可持續問題的研究中心。
研究團隊的聯合首席研究員周祥龍博士受訪說，他們發現上午7時是全島白天裏氣溫最低的時間點，日光照射不再是影響氣溫的主要因素，散發熱量的往往是城市裏大量的混凝土建築，玻璃和瀝青建材，以及空調向外排出的熱量。這些主要因素導致了住宅區出現熱島效應（Urban Heat Island Effect），即城市地區的氣溫比周邊市郊來得高。
另一方面，下午2時至4時是最高溫時段，新加坡各區的溫差主要是由于日光照射。北部和東北部的一些住宅區處于較高溫地區，平均溫度在31.0攝氏度至31.2攝氏度。位于中部的女皇鎮和紅山處于較低溫地區，平均溫度在30.2攝氏度至30.4攝氏度。
換言之，日間和夜間的城市高溫來源于不同的起因，這就需要我們在規劃城市降溫時做好兩手准備。
住宅區的熱源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于建築本身，一方面是由于混凝土、玻璃和瀝青等不利于散發熱量的建材，另一方面則是空調從內向外排放的熱廢氣。
放眼全島，新加坡的建築每年消耗約28太瓦時（TWh，1太瓦時相等于10億千瓦時）的電力，其中包括組屋、私人住宅、商用建築等等。這些建築排放的熱量不容小觑，並且在不斷地加熱新加坡。
如何判斷城市高溫的風險？
面對城市高溫，我們須要提出一個問題：哪些人群是高風險群體？
過去人們提到熱島效應，馬上聯想到的是在高樓聳立的中央商業區工作的白領。但周祥龍認爲，中央商業區的室外高溫並不會影響絕大多數在室內空調環境下工作的人。
研究團隊這次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新加坡的28個住宅區，因爲這些地區居住著新加坡99%的人口。各個住宅區的人口結構，即年長者、建築從業者和客工的比率都不同。居民的生活範圍裏是否有足夠的綠色空間、醫療設施，以及安裝空調的公共空間？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是否需要額外資源，抵禦城市的高溫。
客工宿舍也被納入風險考量的範疇，該報告統計了2018年全島包括裕廊東、金文泰、三巴旺等地區的10萬2500個客工宿舍床位，其中裕廊東共有4萬個客工床位，在所有住宅區當中最多。
研究團隊將以上的人口比率、氣候因素、綠化指數和社會經濟等因素，歸納爲“城市高溫脆弱指數”（Urban Heat Vulnerability Index），爲各個住宅區評級，等級越高就意味著該區居民的生活更容易受到城市高溫的影響。
在上午7時，馬林百列、芽籠和裕廊東的脆弱指數被列爲最高等級。其中，裕廊東不僅有許多客工宿舍，該區的綠化程度在所有住宅區中是最低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降溫的效果。
在下午2時至4時的時段，勿蘭、盛港、實龍崗、榜鵝 、芽籠的脆弱指數被列爲最高等級。其中，建築從業者占了芽籠工作人口的6.68%，而芽籠的高溫對這些人的影響相對更大。
該報告也指出，武吉知馬和東陵的脆弱指數是所有住宅區中最低的，這是因爲它們有許多綠化空間，氣溫偏低，各項社會經濟因素都十分理想。
周祥龍博士解釋說：“新加坡各個地區都會出現高溫，但一個周全的城市規劃需要我們提前找出哪些地區在白天或夜晚更熱。這樣一來，那裏的居民就能獲得更多資源來降低城市高溫的風險，讓他們能夠繼續享受生活。”
如何應對熱島效應？
爲了讓高溫遠離生活，新加坡對空調的依賴性相當高。根據國際組織綠色制冷倡議（Green Cooling Initiative）的數據，我們會發現新加坡在東南亞國家當中，人均使用一體式空調的數量最多。
空調的排熱系統其實只是將室內熱量向室外排出，從城市降溫的角度來看並沒有意義，反而會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量。2017年，新加坡溫室氣體總排放量達到5250萬噸，其中本地建築物和住宅占了19%，而一大部分來自于空調使用。
增加綠色空間是最自然的方案，這包括綠化建築的屋頂和牆面，以及大幅增加城市的綠地面積。
我們可以看到位于裕廊東、芽籠、實龍崗等地區的綠化指數並不高，而且它們的脆弱指數也較高。這些地方因此十分需要加強綠化。
政府今年2月公布的2030年新加坡綠色發展藍圖，就希望在2035年底前開拓1000公頃的綠色空間，並且鼓勵人們參與“百萬樹木運動”。
據國家公園局的TreesSG官網統計，國人在“百萬樹木運動”下，已栽種了21萬7597棵樹。不過，相比中部和東部，裕廊西和裕廊東一帶還有很多綠化空間有待開拓。
人們經常把城市空間和綠色空間比喻成一種相互競爭的關系，但顯然，新加坡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片綠洲，而是要把綠化設計進一步帶進大部分人居住的生活空間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