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丹旭

今年3月，一段這樣的視頻在印度尼西亞社交媒體上流傳：數十名戴口罩的中國客工推著行李步出肯達裏市（Kendari）的哈羅列（Haluoleo）機場，畫面配的旁白是：“整班飛機都是冠病患者！”

雖然視頻制作人後來公開承認，“整班飛機都是冠病患者”是他炮制的謊言，但此事還是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

惶惶不安的當地居民發起抗議，要求政府遣返中國客工。地方官員上月初也對外強調，爲照顧民衆感受，拒絕了500名中國客工到當地參與建設一個發電站項目。

中國—東盟（又稱亞細安）商務理事會執行理事長許甯甯受訪時告訴《聯合早報》，印尼一直存在圍繞中國客工的爭議，當地居民認爲中國客工搶走他們的飯碗。冠病疫情發生後，在一些勢力的推波助瀾下，這種情緒被放大。

印尼一些“一帶一路”項目因疫情受影響，當地反華情緒更讓複工受阻，而這僅僅是“一帶一路”在冠病全球大流行後遭遇挫折的冰山一角。

在冠病疫情強力沖擊下，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大量“一帶一路”項目因東道國政府調整預算、喪失債務償還能力，以及人員、物流受阻而陷入停擺。旨在聯系中國和中亞、中東、歐洲、非洲和東南亞的“一帶一路”，變得崎岖不平。

許甯甯觀察，因爲防疫措施，亞細安國家“一帶一路”項目的建築材料供應受阻，回國過農曆新年的中國籍員工也無法返回，工期被耽誤；也有個別國家政府官員“懶政”，不願想辦法解決疫情帶來的複工問題，幹脆放棄推進項目。

對區域互聯互通 亞細安支持度較高

但他也指出，相較于其他地區，亞細安各國對區域互聯互通支持度較高，因此有個別項目進展順利，例如中老鐵路的施工隊伍就落實疫情防控，穩步推進工程。

今年5月23日，在老撾萬象省庚凱村隧道的中老鐵路施工現場，兩國工人協力鋪軌通過了第一座隧道。（新華社）

不過，在另一些國家，疫情給當地“一帶一路”項目帶來的挑戰更加嚴峻。

今年3月以來，埃及、孟加拉、巴基斯坦、坦桑尼亞等國，相繼傳出取消或推遲“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消息，許多“一帶一路”下中國的債務國，紛紛提出放寬相關項目還款條件的要求。

在債務國高漲的求助聲中，包括中國在內的20國集團今年4月同意，允許貧困國家暫時停止償還債務。中國在本月7日發布的白皮書稱，已積極落實上述緩債倡議，讓77個國家暫停償還債務。

中國近日發布的白皮書稱，已積極落實緩債倡議，讓77國暫停償還債務。（中新社）

中國沒有列出這77個國家的名單，以及這些國家所欠的債務金額。據德國智庫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去年發布的報告，截至2017年，各國欠中國的債務超過5萬億美元（6.9萬億新元），向中國借貸最多的前50個國家，多爲小國或窮國，其債務在2016年占其國內生産總值的15%。

同意暫停債務償還，有助于中國維持與這些國家的友好關系，但緩債無論對債權國還是債務國，都無法根本解決問題。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曾銳生受訪時提醒，債務國不能忽視的關鍵一點是，“一帶一路”並不是一個新的“馬歇爾計劃”，“中國政府希望這些債務能連本帶利得到償還，這一基本原則並沒放棄”。

一些人也警告，各國在申請暫停償債時，必須留意可能會因此違反一些已在合約中同意的其他條款。

世界銀行候任首席經濟學家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向《經濟學人》指出，與大型主權貸款組織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不同，中國的銀行在向發展中國家貸款時，60%的情況需要抵押品。這些國家可能因爲要求減免債務，把本國的礦山、港口等資産托管權交給中國。

中國學者則認爲，債務問題不能全部歸咎于中國。長期研究“一帶一路”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義桅受訪時說，“一帶一路”沿線的一些國家本身經濟脆弱，比如高度依賴旅遊等單一行業，而且之前的債務率已經很高，一旦疫情嚴重沖擊支柱行業，就會陷入償債困境。

他也不排除有的國家想以疫情爲借口“賴賬”，要求中國繼續投資。“如果一個國家沒有誠信，動不動就賴賬肯定不行；而且中國自身也面對很多問題，不可能放著國內問題不解決，反而去幫助這些國家。”

學者：因貧窮國違約 中國陷入外交兩難

受訪學者認爲，疫情沖擊下，一些貧窮國家違約可能難以避免，而中國會因此陷入外交兩難，減免債務意味要承擔財務損失和國內民意壓力，不減免則會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

美國波士頓大學弗雷德裏克·帕迪全球研究學院全球發展政策教授蓋勒格（Kevin P. Gallagher）受訪時研判，越多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中國就會遭到更多批評。

他說：“盡管全球債務危機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私有債權人造成的，但另一種論述是這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錯，大規模的違約將讓這種原本很弱的論述，看起來更加有力。”

學者：中國將重新檢視“一帶一路”未來方向

盡管面對重重挑戰，受訪學者普遍認爲，中國不會輕易放棄推進已有七年的“一帶一路”倡議，但會借疫情帶來的契機，重新檢視未來方向。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曾銳生指出，“一帶一路”的可持續性及可負擔性等問題一直存在，疫情讓這些問題變得更爲突出。

但他說：“作爲中共領導人提出的標志性政策，‘一帶一路’不會被放棄，中國會做出調整，使它更具可持續性。一帶一路”建立初期所依賴的全球化模式在疫情後發生根本改變，這也要求中國對原有的“一帶一路”推進方式做出調整。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義桅指出，疫情沖擊全球化，令世界變得網格化、區域化、雙邊化。“全球互聯互通的風險在上升，多節點、多中心才能分散風險，‘一帶一路’也一樣，可能不會像以往那樣鋪得那麽開。”

大型基建爲主的一帶一路將改變發力點，“健康絲綢之路”“數字絲綢之路”等概念在疫後被不斷強調（互聯網）

以大型基建爲主的“一帶一路”也會改變發力點。“健康絲綢之路”的概念近期就不斷被中國官員提到，用來形容中國對外的抗疫援助。此外，覆蓋電子商務、物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數字絲綢之路”的概念也在疫情後被強調。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陳剛也認同，“一帶一路”的規模暫時會因疫情有所收縮，互聯互通項目會減少，重心將轉向到醫療設施建設、惠及本地民生的建設等。

“一帶一路”未來對世界的價值將取決于它能否在疫情的逆境中成功轉型。波士頓大學弗雷德裏克·帕迪全球研究學院全球發展政策教授蓋勒格說，2020年讓“一帶一路”遭遇了“大規模停擺”，但冠病疫情對停擺的“一帶一路”也是一個重啓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