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從蒙古來訪中國天津，與外交部副部長謝鋒會晤，進行其亞洲之旅最後一站的訪問。

這場自拜登上任以來進行的中美最高級別官員對話一波三折，從七月中旬美國放出訪華消息以來，遲遲不見名單之上中國二字，直到7月21日，謝爾曼主持完美日韓三國會晤之後，美國國務院才姗姗來遲般宣布謝爾曼將于25日至26日訪華。

此輪對話之後，中美關系能否緩和？與此同時，7月23日，美國五角大樓宣布國防部長奧斯汀將訪問新加坡、越南、菲律賓三國。謝爾曼前腳剛出動前往日韓，後腳奧斯汀便緊跟慢趕去了東南亞，美國又是意欲何爲？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是否即將形成？

真有意思，美國副國務卿訪華當天，美防長也行動了，緊盯東南亞的吃相，是不是太難看了些？這是想讓中國低頭嗎？

沒有誠意的開場白：人未至，狠話先行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此次訪華,能否緩和日前僵持已久的中美關系呢？

7月23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稱，中美關系的核心是競爭，他談及謝爾曼訪華，表示此輪訪問的目的是推進美國價值觀和保障美國利益，並著重強調美國將繼續“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對話。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好一句從實力地位出發，美國大概忘了，中國在安克雷奇不吃這一套，在天津更不會吃這一套。

顯然，美國依舊沒能清醒過來，中美對話不是零和博弈的遊戲，中美關系走至今日之地步，根本原因絕不是因爲實力地位的強弱對比，在外交關系中，大國只談強弱不談手腕與誠意，是完完全全的國際叢林法則。

7月20日，在謝爾曼與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森建良對香港、新疆問題口出惡言，並在東海、南海問題上提及中國，兩方再度對中國地內政指手劃腳，無禮幹涉。

退一步說，美國口口聲聲都是“美國利益”，雖說話糙理不糙，一國的國家利益必然是其進行外交的首要前提，但當美國狂妄地將全世界都當成“美式後花園”，將“美國利益”理解爲“美國優先”之時，就變得十分危險了。

從美國國內以及謝爾曼訪亞過程中的言論及議題來看，中美此輪對話不容樂觀，而難以明朗的變量便是美國的誠意與態度，如果謝爾曼不以平等的姿態與中對話，中國絕對會讓美國再度感受阿拉斯加的橫眉冷對。

請注意：天津之行只代表美國利益

現如今，美國國債總額已經突破28萬億美元，超過GDP總量的30%，美國政府已經無力償還這筆高額債務，而于2021年7月31日，這筆巨債上限的限制也將被暫停。

聯系發散，債務到期的時間與謝爾曼來訪不過五日之差，美國在此時還不采取補救措施，卻顛顛地跑向了中國，意思很明顯，如果美國不在8月1日之前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將在同年10月或11月出現債務違約，屆時將引發極其嚴重的金融危機。

毫無疑問，美國是來找中國幫忙，想讓中國分擔美國的巨額通貨膨脹，購買美國的國債。然而，由于美國國內經濟的持續“發燒”和瘋狂印刷鈔票，各國加快了“去美元化”的步伐，其中，中國在2021年5月所持美債減少了177億美元，持有量直降1.078萬億美元。

想來實在可笑，美國一面揮舞著大刀四處耀武揚威，一面背著巨額債務焦頭爛額，當美元霸權的地位被持續動搖，一個滿嘴利齒的美國又將何去何從呢？

如此看來，天津之行當真是只代表著美國的利益，不爲緩和中美關系而來，否則不會一面在新疆、香港、台灣、南海問題上咄咄逼人，一面喊著要來進行中美會談。

美國此輪實爲窮途末路之際的苦苦死撐，經濟危機與社會矛盾的紅燈連連示警，中國如同鐵板一塊，不僅不受威脅，反而不停減持美債，這令拜登政府陷入了戰略焦慮。

即在中方拒絕妥協的情況下，美國已經難以去細細謀劃對華戰略，只能在中國的各個軟肋上亂踩一通，屆時將中國逼至牆角，中方自然會答應與美方對話了，這便是美式強盜邏輯。而之所以稱此次天津之行只代表美國利益，是分別從美方和中方的角度出發的。

一方面，此次謝爾曼訪華，從目的到過程，再到手段，絕無一絲欲與中國友好對話，修複中美關系的意圖，是在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下，赤裸裸的爲保障美國國家利益的行爲；

另一方面，此次中美對話，我國完全是出于對破碎的中美關系的憐惜，出于對美國蠻橫騷擾中國領土主權問題的不耐，卻沒能出于平等互利的兩國利益對話。

美防長訪問東南亞之新加坡篇

7月19日，美國五角大樓宣布，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將于7月23日訪問新加坡、越南、菲律賓東南亞三國。美國訪問東南亞的意圖何在？讓我們進行板塊分解分析，先著眼新加坡，看美國如何作爲。

首先，從新加坡這一國家的典型特征入手。新加坡是一個地緣政治條件惡劣的小國，國土狹小、資源匮乏、人口規模小等劣勢條件使得其只能縱深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同時尋求外部大國的保護。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新加坡扼馬六甲海峽的咽喉，爲南北半球貿易和海空交通的交點，占據這一戰略要地的新加坡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新加坡地理因素的脆弱性和戰略位置的重要性使其難以擺脫大國的控制，理所當然，新加坡一直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

其次，看新加坡對話戰略的轉變。面對日益崛起的中國，新加坡一直奉行一種介于完全的制衡和追隨之間的“對沖戰略”，即新加坡在經濟和外交上與中國保持深度接觸，卻在安全和戰略上與中國保持距離。

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新加坡對中國的“對沖戰略”在政治上早已出現了失衡的迹象。

聯系新加坡于2015年擔任中國——東盟關系協調國以來，在“南海仲裁案”中不斷呼應美國的南海政策，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尊重所謂的“南海仲裁案”結果，就已經表明了新加坡早已放棄了中立立場，在南海問題上向美國倒戈。

南海問題是中國和東盟一些國家之間最敏感、最複雜的問題，自然也成爲了拜登政府構築新型印太戰略的切入點。如何牢牢拴緊一個國家或地區？提出威脅困境，再像引誘吸毒一樣讓其依靠你，讓其相信除了你美國，無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此可稱之爲“安防pua”。

而美國制衡新加坡的方式除了重炒南海剩飯、渲染“中國威脅”之外，最爲關鍵的一環是對新加坡進行軍售。

因此，如果奧斯汀此行再度在新加坡提及南海，並重操“中國威脅論”，那麽新加坡作爲“南海仲裁案”中的非主權聲索國，將成爲美國刀尖對華的第一把刀，打著“主持正義”的旗號，替越南和菲律賓兩個“受害者”伸冤，美國總是知道怎麽去惡心中國。

美防長此次訪問新加坡，顯然是美繼續深入介入南海事務及強化對華戰略遏制的信號，從長期來看，中美圍繞南海問題的博弈難以停止，南海問題將從深層次上影響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

對此，我國需要繼續堅定建設海洋強國戰略目標，無論美國的印太戰略如何改變，美新安全合作如何開展，中國都需全面闡述“和平、合作、和諧”的新型海洋觀，堅定既定戰略目標。

與此同時，切不可因爲美國主動貼近新加坡就放棄與新加坡的對話，我方應建設新型海洋安全合作關系，推進與新加坡等東盟國家主導的國家新型雙邊海洋安全合作，參與東盟國家主導的區域海洋安全多邊機制。

美防長訪問東南亞之越南篇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與越南的海上安全合作持續發展，越南也成爲了與美國開展海上安全合作最密切的社會主義國家。此番奧斯汀訪問越南，自不可能在抗疫、經濟合作等領域與越南展開對話，而是聚焦于安全合作與防務工作的施行與合作。

美國意圖利用越南這一域內國家制衡中國，維護霸權；越南則意圖拓展與美國的海上安全合作，以獲得武器、軍事訓練等支持，同時向國際社會展示美越關系，增強越南在海洋事務中的發言權，同時增加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博弈的聲勢。

在2016年上半年南海爭端較爲激烈之時，美國開始全面解除對越南的武器禁運，2019年中越就南海問題發生龃龉，美國公開表示支持越南，並乘此東風，增強美越海上安全合作，美越加強海上安全合作的共同目的之一是在南海問題上聯合對華施壓，想逼中國低頭。

盡管如此，但奧斯汀赴越談判，卻是不能如新加坡之旅般順利。

首先，美越意識形態分歧和越戰陰影猶存，致使兩國關系難以徹底握手言和。

在對越軍售這一手段上，因爲越南的經費有限，同等類型的武器對比而言，俄羅斯售價低于美國，這使得其在武器進口不受美國壟斷，而陳年舊疤——由于美越之間曾經交戰，也令越南不敢大量購買美國的武器而致使國防安全過分依賴美國。

因此，盡管越南爲“南海仲裁案”中的主權聲索國，且對美國所渲染的“中國威脅”深信不疑，但美國從客觀和主觀層面卻難以對越南實施“安防pua”。

並且，由于越南和美國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劇烈沖擊，尤其是近期越南還在努力從反彈的疫情中掙脫出來，所以美越之間的海上安全合作可能在短期內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響。

可長期來看，美越合作極大可能因新情勢的影響，出現新的增長點，如美國航母靠港越南經常化。

總體而言，美國加強與越南的海上安全合作，有助于拜登政府構建新型印太戰略，在印太地區構建更爲廣泛的海上安全合作網絡，削弱中國的地區影響力，並增加了中國與東盟部分國家開展海上安全合作的難度。

美防長訪問東南亞之菲律賓篇

美國訪問菲律賓，應當是奧斯汀此輪東南亞之旅的重頭戲，因爲這是變數最多、最大、最複雜的雙邊乃至三邊關系的雜糅體。

菲律賓單方面發起“南海仲裁案”，並對于其非法占據的中業島等島礁的設施建設從未停止，近年來還陸續修建了沙灘坡道、擴建機場等基礎設施。如若沒有新冠肺炎疫情，依照杜特爾特與美國的交情，三言兩語就會上美國的賊船，然後美菲兩國集中火力，一致對華。

但自從經曆了嚴峻的新冠疫情，菲律賓在危難時刻要不到美國一支疫苗的時刻，卻收到了中國大批的醫療物資和優質疫苗，“患難見真情，危急見君子”二話不是妄言。

其一，南海爭端之于中菲是實打實的國家利益，這一點繞不過去，在疫情期間可以擱置，可以破冰，但夏移秋至，冬天總會回來，問題不能解決，矛盾就依然存在。

在2021年，杜特爾特一改前一年在聯合國大會上的強硬，他稱“南海仲裁結果”就是一張廢紙，應該扔進廢紙簍裏——然而，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追求了，但什麽也沒得到”。奧斯汀此行必然會重點以菲律賓爲突破點。

杜特爾特

首先，修複在疫情中受損的美菲友誼，致力于在南海問題上與菲律賓有所轉圜，可以說，菲律賓是南海爭端中與中國牽扯利益最爲廣泛的國家之一，如果要將中國拖入南海危機，菲律賓會是美國麾下的主將。

其次，杜特爾特在日前決定暫停終止與美國的《訪問部隊協議》，這對于美國來說，既喜且憂。

喜的是菲律賓並未因爲疫情期間的龃龉而置氣，從而放棄美菲同盟，憂的是杜特爾特已經是第三次宣布暫停終止協議，擺明了是要和美國討價還價，以最低的價格贏得最實惠的結果。

而美國又慣會“自制籌碼”，很難保證，如果美國許諾全力支持菲律賓攪入南海事務，並以此爲條件，將武器與訓練等硬件和軟件設施以菲律賓滿意的價格進行交易，那麽杜特爾特是否會再次動搖，然後做出有損中菲友誼的事情，這其中的不確定性極強。

逼中國低頭？癡心妄想

在謝爾曼訪問亞洲期間，奧斯汀出動前往東南亞，雙重出動，無非是想在戰略上對中國形成包圍之勢，趁機逼中國低頭，在中美談判中繼續趾高氣昂。

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由于一場新冠肺炎，中國抗疫有力，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在總體上都有了提升，現如今拜登再想故技重施，套用奧巴馬或特朗普時期的亞太或印太戰略都將直接翻車。盡管如此，中國也切不可驕傲自滿，因此輕敵。

第一，中國應繼續深化中國—東盟全方位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加強戰略溝通，注重東盟國家的關切，增強信息交流與分享，妥善管控分歧。同時，落實“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系2030願景”中提出的各方面舉措，切實努力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第二，中國不能固步自封，不能因爲排斥美國而疏忽與東南亞的軍事交流與合作，應當積極推動軍事聯演聯排、安全政策協調、人員交流與網絡安全以及環境保護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在南海周邊國家和整個東盟的合作。

第三，應當做好心理准備，明確中美之間已經進入了戰略博弈期，這是一個將延續數十年的曆史進程，面對美國四處點火挑釁的行爲，中國應當保持冷靜，站在維護和地區安全穩定的高度，對地區內外各方“不能做”的行爲以及應負有的責任確立分類、規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