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研究發現，在“斷路器”期間及之後，新加坡女性對其婚姻的滿意度有所降低。
研究人員表示，這可能是因爲女性不得不承擔超量的家務，以及新冠疫情給日常生活帶來了其他壓力。
這項研究考察了去年疫情期間男性和女性在育兒和家務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以及男性和女性花在這些事情上的時間差異。
教授簡介
陳寶玲
Tan Poh Lin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助理教授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助理教授陳寶玲(Tan Poh Lin)通過跨學科的視角研究新加坡的家庭和人口問題，包括生物統計學和健康、社會學和經濟學。主要研究新加坡生育政策。
在這項研究中，陳寶玲博士和她的合著者對290名已婚女性進行了調查，這些女性每人至少有一個孩子。
這部分女性來自陳博士從2018年以來就其婚姻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采訪的660名已婚女性，采訪內容包括性生活頻率和生孩子的時間規劃。
該研究其他作者包括耶魯大學助理教授臧曉露 (Emma Zang)博士，耶魯大學博士生Thomas Lyttelton先生，以及耶魯大學碩士生Anna Guo女士。
在5月舉行的美國人口協會(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年度會議上公布的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約5%的父母在疫情中失去了工作。
而那些保住工作的人中，30%的母親們和40%的父親們收入有所減少。
研究發現，在去年4月7日至6月1日“斷路器”期間及其之後，母親們的婚姻和生活滿意度明顯下降，當時所有非必要的活動都遭暫停，許多新加坡人開始遠程居家工作。
研究發現，在疫情之前，如以五分制計算(五分代表非常滿意)，則母親們的平均婚姻滿意度爲3.9分。“斷路器”期間及之後，滿意度下降到3.6分。
陳博士說，造成這種下滑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女性不得不承擔更多的家務。
工作與家庭安排引起的沖突，和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造成的緊張感，也可能導致女性滿意度的下降。
作者們認爲，在“斷路器”期間，家務方面的性別差距擴大，並且，無論其收入如何，這一差距在所有家庭中都持續存在。
在“斷路器”之前，女性每天平均花68分鍾做家務，而男性每天花43分鍾。
“斷路器”期間，這一數字上升到112分鍾，而在這之後，女性做家務的時間爲108分鍾。對于男性來說，在此期間，這一數字上升到63分鍾，而在這一時期之後則上升到66分鍾。
陳博士說：“由于人們在“斷路器”期間及之後留在家裏的時間更多，必須完成的家務勞動量也隨之增加。”
“這造成了性別差距的擴大，女性做了大部分的額外家務，主要原因是家務通常被認爲是‘女性的工作’。”
對于配偶中至少有一方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的家庭來說，“斷路器”期間及之後，其在育兒方面的性別差距有所縮小。
育兒用時的差異從疫情前的125分鍾，縮減到“斷路器”期間的108分鍾及之後的79分鍾。
陳博士說：“相比之下，盡管育兒工作也最常由女性完成，但男性一般更願意幫忙，因爲這對他們或許更有收獲和意義。”
陳博士說，這項研究並不能代表所有新加坡的已婚女性，但仍然值得注意。
原因在于，這一研究跟蹤了“斷路器”期間及其之前之後的同一組受訪者，而其他大多數研究沒有這樣做。
然而，有一點需要注意。陳博士提到，由于預算限制，男性沒有接受采訪，關于他們如何花費時間和其他變量的數據從他們的妻子那裏收集。
她補充說道：“隨著政府繼續鼓勵雇主提供靈活的工作安排，鼓勵父親爲養育孩子做出更多貢獻，我們應注意到，在廣泛轉向遠程辦公的同時，女性的家務負擔也在不成比例地增加。”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家陳恩賜(Tan Ern Ser)表示，在家務方面的性別差距可能是由于男性從小就被社會化地扮演其性別角色。
然而，隨著新加坡社會變得更加富裕和現代化，性別平等已經有了重大轉變。
陳博士說：“在這整個關于家務的辯論中，我們需要考慮一系列因素，而不僅僅是誰做得多或少。夫妻雙方確實需要就如何以最佳方式應對他們的家庭環境做出理性的決定。盡管結果看起來可能不平等，但這可能恰恰是主張平等主義的夫婦做出的決定。
這樣說並不是給那些不把家務勞動視爲夫妻共同責任的男人找理由，但我們也不應該僅僅通過家務勞動的差距就急于做出判斷。”
新加坡婦女行動與研究協會(Association of Women for Action and Research)倡導與研究主管莎莉·辛戈蘭（Shailey Hingorani）表示，疫情期間，女性無償勞動的增加對她們的身心健康和就業狀況等方面造成了巨大損失。
她補充說：“女性的婚姻和生活滿意度下降，這對她們的配偶、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員來說不是好兆頭。
不幸福的女性不太可能想繼續維系婚姻，也不太可能想要孩子”。
文章來源：The Straits Times，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
作者：Theresa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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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來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官方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