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與新加坡幾十年的雙邊互動創造了大國與小國關系良性發展的典範，兩國在交往中既注重務實的工具性功能合作又隱含著價值層面的謹慎權衡。在與中美兩大國的關系發展中，新加坡的外交理念和政策選擇體現了這種雙重面向的基本邏輯，並隨著中美兩國戰略博弈的演變而作出相應調整。當前新加坡領導層正處在新舊更叠的過渡期，能否延續從李光耀時代至今的外交智慧與傳統將是對第四代領導團隊的重要考驗。不論如何發展，工具層面和價值層面的合作與平衡、互構與共生仍將是未來新加坡外交走向的基本立足點，也是新加坡能否在國際社會以及大國博弈的大背景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關鍵詞：新加坡；中新關系；李光耀；小國外交
作者簡介：範磊，國際政治專業博士，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山東政法學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中國與新加坡不論是在國家體量還是全球影響力等各個方面都有著巨大的不對稱性，但兩國在雙邊層面創造了大國與小國關系良性發展的典範。建交30多年來，中新兩國不僅深化了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不同領域的良好合作，而且在安全、防務、金融、司法等領域也實現了新的拓展。經濟上，中國已經連續7年成爲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新加坡也連續7年成爲中國最大外資來源國；安全防務上，兩國軍事交流已經拓展到聯合軍演等高階領域。中新兩國關系的發展曆程顯示，從李光耀至今的不同時期，新加坡的對華政策與外交理念一方面凸顯了務實的工具性功能合作趨向，另一方面又隱含著價值領域的偏好、謹慎和權衡，這是小國外交的理性邏輯和雙重面向。不過，對于小國而言，大國關系無疑是影響其外交政策選擇的關鍵變量，如果中美關系穩定向好，新加坡將有更多的外交空間，而如果中美關系緊張下滑，新加坡必然會面臨選邊站的困境。面對中美兩大國關系的新常態以及充滿不確定性的地區與全球局勢，新加坡的外交邏輯正在經曆新的考驗。
新加坡對華關系的理性邏輯
“韋伯從現代文明的緊張與對立出發，將理性區分爲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具體來說，工具理性是“對客體在外在語境中的表現以及對他人舉止的預期；並把這些預期作爲‘條件’或者‘手段’，以實現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標”，而價值理性則是“對某種包含在特定行爲方式中的無條件的對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無論該價值是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還是其他的闡釋，其注重的是這種行爲本身，而無關乎結果如何”。換言之，工具理性注重工具和手段的有用性，強調對工具手段、功能目標的理性追求，並“以盡可能小的代價最大程度地實現政治目標”；價值理性則關注行爲動機和行爲本身的合理性，強調“應如何”的價值取向和“必如此”的精神信念。
一國的對外交往出于國家體量、利益訴求以及意識形態等多向度考量，在價值和工具層面的理性偏好也會各有不同，甚至會因時因地而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最終，在國際關系與外交領域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形成了相互依存、包容共生的關系。在諸如意識形態、安全、法律或者其他面臨價值選擇的領域，價值理性往往會占據主動，並強調通過規範、認同等變量來推動不同行爲體之間協調與共生；而在經濟、貿易、金融等涉及資源分配、經濟績效的領域則會注重功利性目的，強調運用工具手段來完成對利益目標的理性追求，此時工具理性便會占上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在以工具理性思維的領域，功能合作的可操作性較強，推動合作的難度往往要低得多，而在價值理性領域則出于對倫理、信仰或者更複雜層次價值的考慮，合作的意願變得不再直接，合作門檻也會大大提高。
輿論常用“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來形容新加坡在中美關系中的定位，這便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二元劃分的假定，不過往往也會被認爲是既成事實。新加坡的外交是否真如輿論所稱的這樣可以被簡單認定呢？相關數據顯示，早在新加坡建國初期，美國就在該國制造業領域有大量投資。目前，在新加坡外來直接投資中，美國投資占比超過20％，居首位，超過所有亞洲國家的投資總和。在過去三年中美國在新加坡注冊的公司數量超過4500家，增長了近20％。新加坡在美國也擁有超過730億美元的投資，位居亞洲各國對美投資第二位，而且是美國商業房地産市場上最大的亞洲投資者。2019年，美國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資達2880億美元，較2018年增長了13.1％；同年，新加坡在美國的直接投資額爲211億美元，較上一年增長了15.3％。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9年中國對新加坡直接投資流量48.26億美元；截至2019年末，中國對新加坡直接投資存量526.37億美元。單就直接投資領域來看，中國在新加坡還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這些數據表明，新加坡對美國的經濟依賴程度比國內媒體想像的要深得多。厘清這一事實，對于觀察新加坡與中美兩大國的關系定位有著重要的意義。
李光耀曾指出：“我們應該自主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去做外國人的走卒或玩物。”作爲充滿脆弱性的小國，新加坡不論是堅持獨立自主的中立外交，還是堅持利益至上的務實外交，還是兩邊下注實行對沖戰略的大國平衡外交或者注重國際法和國際仲裁與調解，其外交邏輯都是理性的，這一理性既有工具性又帶有明顯的價值偏好，充滿了一個小國追求生存、維護國家利益、提升國際形象和地位的理性追求。以中新關系爲例，自20世紀50年代至中新建交前，新加坡一直保持著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但是在政治承認與建交、意識形態認同、區域安全合作等其他不同領域卻保持距離，甚至還出現過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和攻讦。這種“政冷經熱”的局面便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交織疊加的結果。在當前複雜的時代大變局中，新加坡多次發聲呼籲中美之間不要對抗，依然是出于這種考慮。畢竟，中美和平相處是大多數小國的最優選擇，如果中美發生沖突對抗，所有相關的小國都很難全身而退。如李光耀所言，“大象打架”不僅會毀滅螞蟻，也會殃及草坪。所以，小國都希望借助工具層面的功能合作來拉近價值層面的理性偏好，進而圍繞價值層面的理性偏好來強化工具層面的功能合作，以期通過雙重的理性導向邏輯來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中新關系曆史演進中新加坡的理性選擇
雖然遲至1990年10月中國與新加坡才正式建交，但在此前的40余年中，雙方在經貿甚至政治領域的互動卻始終沒有停止過。相關數據顯示，1959年新加坡就已經是中國的第十大貿易夥伴（6999萬美元），20世紀60年代還成爲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彙來源地。1956年以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德根爲團長的新加坡工商業貿易考察團一行54人應邀訪問新中國，期間還受邀參加國慶觀禮，受到中國最高領導人接見。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于東南亞反殖民運動的需要，李光耀、杜進才等政府高層曾多次提出訪華，也得到了中方的積極回應，但這些本可能會改變中新關系曆史的訪問皆因故未能成行。1965年8月18日，新加坡獨立不到十天，即委派時任新加坡駐馬來西亞最高專員的高德根到香港與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祁烽會晤，通報新加坡獨立的消息。
但是隨著地區局勢的變化以及獨立後本國在經濟與安全領域的戰略調整，新加坡開始逐漸向華盛頓靠攏，李光耀也分別在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年連續四年訪問美國。加上6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外交受到了極左思潮的影響，中新關系由最初的良性接觸很快跌入低谷。20世紀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複（在聯大投票時，新加坡投的是贊成票）、中美關系的解凍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讓新加坡開始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關系定位問題。1971年11月初，北京舉行亞非桌球友誼賽，新加坡受邀參加，意味著兩國的官方接觸再次啓動，並促成了次年中國桌球隊對新加坡的訪問。
1974年9月，時任中國副外長的喬冠華在紐約與新加坡外長拉惹勒南會面時主動邀請其訪華。1975年3月，拉惹勒南訪華，周恩來抱病接見了拉惹勒南一行，足見中方對發展與新加坡關系的誠意。就國際大環境而言，當時中新建交已經不存在原則性障礙，但拉惹勒南結合新加坡華人占多數的現實情況向中方闡明了其鄰國對新加坡身份的疑慮，所以明確提出新加坡將在印尼與中國複交之後才能與中國建交。隨後幾個月，周恩來借泰國總理巴莫和伊朗總理胡韋達訪華的機會委托兩位給李光耀傳話邀請他訪華。1976年5月，李光耀實現了他一生33次訪華行程的首次出訪，這已經是周恩來去世四個月以後的事了，未能與周恩來會面是李光耀外交履曆中引以爲憾的事情。而毛澤東臨時決定接見李光耀，也讓李光耀感到中方對發展中新關系的重視。回國後，李光耀即放寬了新加坡公民到中國旅遊和訪問的限制。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這是一次被李光耀稱作“難忘的會面”的訪問，雙方在多項地區與雙邊議題領域達成共識。也正是此次訪問，讓鄧小平堅定了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心，並在後來的多個場合強調借鑒新加坡發展經驗的重要意義。習近平主席在回顧這段往事時指出：“新加坡的實踐爲中國破解改革發展中的一些難題提供了寶貴借鑒，中國發展也爲新加坡帶來了巨大發展機遇。”鄧小平的此次訪問讓李光耀看到了中國政府的誠意，增強了他對中國的信任感。當時，新加坡公民訪問中國的人數不斷增加，中新之間的貿易額也實現了巨大的增長，70年代末新加坡已經僅次于香港，成爲中國外貿所依賴的第二大轉口貿易港。
1980年訪華之時，李光耀重申了將會在中國與印尼複交之後才會與中國建交的態度，得到了中方認可。李光耀在此次訪問中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戰略給予了高度贊賞，他認爲“中國四個現代化成功對整個亞洲及地處東南亞的新加坡都有好處……中國繁榮了，各國就多了一個好的貿易夥伴”。鄧小平訪新以後的幾年間，兩國還就進一步提升經貿關系達成一系列協議。其中1980年6月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國政府關于設立商務代表處的協議》，旨在進一步落實1979年12月29日在北京簽署的雙邊貿易協定，並推動兩國于1981年互設具有使館功能和外交地位的商務代表處。
隨後的十年間，中新兩國在全球與地區議題以及雙邊經貿關系發展等多個領域展開了積極的互動和溝通，兩國的高層互訪也開始增加，李光耀分別在1985年和1988年兩度訪華，使其在建交前的訪華次數達到了四次。新加坡前副總理吳慶瑞則在1984年被聘爲中國沿海開發經濟顧問和旅遊業顧問，凸顯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新加坡模式的肯定。1990年8月8日，中國與印尼正式恢複外交關系，從而徹底解除了新加坡在中新兩國建交問題上的心結。1990年10月3日，中國外長錢其琛和新加坡外長黃根成在紐約簽署建交公報，兩國正式建交。建交以後，兩國高層交往頻繁，雙邊關系不斷深化。2015年11月，習近平主席訪問新加坡，雙方一致同意將中國和新加坡關系確定爲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系，推動中新關系再上新台階。
2020年10月3日，中國與新加坡迎來建交30周年。因爲疫情原因，兩國的雙邊交往及慶祝活動未能全面展開，但是兩國領導人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領域的頻繁互動與溝通則向外界展示了彼此對中新雙邊關系的重視。習近平主席在祝賀中新建交30周年的賀電中指出，中新“兩國合作超越雙邊範疇，在地區和國際層面發揮示範效應。中方願與新方共同努力，繼續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爲主線，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推動兩國關系取得更大發展，爲地區和世界穩定繁榮作出積極貢獻”。新加坡總統哈莉瑪在賀電中表示：“新中關系30年來蓬勃發展，務實合作持續推進，人文紐帶日益密切。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兩國互施援手，共同促進經濟複蘇、維護貿易暢通和供應鏈穩定，還開辟了許多新的合作領域。”目前，兩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相互依賴程度在不斷加深，以建交30年爲契機，雙方已經達成共識，均表示將共同推動兩國關系發展進入4.0時代，工具與價值層面的雙重考量在兩國關系發展的進程中實現了共存共生。
新加坡發展與中國關系的動力與支柱：工具理性的視角
在與中國打交道的幾十年中，新加坡始終堅持務實而靈活的外交理念，盡可能將自身利益最大化。建交30年來，雙方關系整體呈現出多領域、多層次良性互動的態勢，且能在涉及國家利益、地區與全球熱點等重大問題上保持溝通並相互尊重。經貿往來是功能合作方面最具操作性的領域，也是受價值理性影響最小的領域。所以，兩國建交前這種雙邊經貿互動就一直在運行，且對兩國關系發揮了黏合劑與催化劑的作用。建交後，新加坡在經貿領域的多個層面都采取了與中國主動對接拓展深度合作的政策。但是在社會、文化、政治、安全等領域的互動則有著明顯的價值傾向性，經曆了最初的猜忌、攻讦到後來逐步走向協調合作，並形成了一定程度互信。
經貿合作是中新兩國關系發展最具活力的領域，也是兩國關系的支柱。在東盟區域層面、國家層面和次國家層面都有爲兩國所看重的合作內容。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後，以開放型經濟爲主的新加坡受到了較大沖擊。2020年6月11日，新加坡國務資政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在全國演說中指出，開放的國際體系和全球秩序爲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全球各國提供了和平發展的機會，新加坡的發展就是得益于互聯互通的全球化和開放的市場。但是，新冠疫情已經對國際體系與全球秩序造成了威脅，新加坡呼籲各國加強合作應對疫情危機，逐步恢複跨境交流與往來。這一演說道出了作爲小國的新加坡對後疫情時代的世界向何處去的擔憂和思考，也凸顯了新加坡對開放型多邊主義的依賴，而東盟是新加坡最看重的多邊合作平台。從近兩次新加坡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期間的表現來看，新加坡在推動中國與東盟關系的發展方面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在雙邊的國家層面，兩國之間的經貿與金融等合作發展迅速。2013年至2019年，中國連續7年成爲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新加坡連續7年成爲中國第一大新增外資來源國。2019年雙邊貿易額爲900億美元，增長4.5％。其中，中方出口額爲548億美元，增長11.6％；進口額爲352億美元，增長4.5％。截至2020年6月，新加坡累計在華投資總額達1062.9億美元。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中國在新加坡的投資也有了較大增長。目前新加坡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投資環境指數排名第一，是當前中國企業和資金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和橋梁。數據顯示，“新加坡占‘一帶一路’國家對華投資總額的85％，而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有近三分之一流經新加坡。”這些數據充分顯示了兩國在相關領域合作的潛力，也呈現了工具理性層面加強功能合作的活力。在金融領域，2014年10月，中新兩國的外彙市場正式推出人民幣和新加坡元直接交易；2016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續簽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爲兩國在金融領域的深度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新加坡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從最初的觀望到後來積極表態，再到如今積極參與推動，也印證了新加坡明確的功能合作訴求。
在次國家層面，新加坡與中國各省合作機制的建立有力地推動並密切了雙方合作關系的發展。目前，雙方建有三個政府間合作項目，分別是中新蘇州工業園、中新天津生態城和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廣州知識城也已于2018年升級爲國家級雙邊合作項目，此外還有中新吉林食品區、川新創新科技園等合作項目。新加坡還與山東、四川、浙江、遼甯、天津、江蘇、廣東、上海等８省市分別建有經貿合作或全面合作機制，同深圳建有智慧城市合作機制，還有無錫工業園、大連貨櫃碼頭等等。這些合作機制開創了外國政府與我國次國家層面行爲主體合作的全新模式，成爲新加坡發展對華經貿、金融以及社會文化合作的重要平台。2004年中新兩國領導人共同啓動了副總理級的中新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JCBC），這是目前兩國最高層級的雙邊合作機制，主要就雙邊合作共同關注的重大議題保持年度磋商。新加坡打破常規，對華采取了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合作理念，一方面與其城市國家的自然定位有關，在與中國的省級行爲體或者城市展開合作方面有體量上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凸顯了新加坡在發展對華經貿合作乃至全面合作方面靈活的工具理性思維，只要是符合新加坡國家利益的合作方式即可，並不拘泥于外在的形式。
隨著中新兩國多領域、全方位功能性合作的不斷深入，原本鮮有交集的防務與安全領域也逐漸熱絡。兩國建交時，中方曾提議新加坡武裝部隊可以到海南島練兵，以消除因新加坡與台灣當局之間的“星光計劃”練兵問題而造成的政治敏感性。不過，由于美國的反對，這一提議未能落地實施。新加坡之所以遵從美國的壓力，一方面是基于價值層面的選擇，另一方面則是出于工具層面的考量，認爲目前只有美國可以提供它所需要的安全保障。近年來，中國在地區與全球層面影響力的不斷提升，讓新加坡意識到在防務安全領域中國已經是繞不過去的合作對象，而中國自身實力的增強也強化了與周邊各國在防務領域拓展合作的自信，基于共同的考慮兩國在防務安全合作領域逐步走近。針對美國使用新加坡樟宜軍事基地的問題，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在2017年香格裏拉對話會上指出外國軍隊使用樟宜軍港“不是個排他的信念”。2019年10月兩國簽署了新的防務交流和安全合作協議，顯著提升雙邊防務合作並使合作更加制度化。防務領域合作層級的提升，在一個側面反映了兩國防務合作關系的進展，不過雙方只是在可以接受的功能合作領域靠近，依然帶有濃厚的工具理性色彩，並未突破彼此的價值偏好底線。
新加坡發展與中國關系的影響因素：價值理性的視角
有學者在討論新加坡與中國關系時曾指出，“新加坡從來沒有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處理和應對中國的問題，早期的中新關系更像是大象和跳蚤的互動”。事實上，新加坡在處理對華關系之時從來都沒有失掉原則和立場，而是始終將國家安全、地緣政治、國家利益和國際地位的鞏固與提升作爲基本考量。早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新加坡建國之初的一段時間裏，李光耀曾希望借助中國的力量來抗衡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的勢力，以實現其政治抱負，所以多次對中國示好。考慮到與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關系，中國政府采取了相對謹慎的態度。1962年周恩來在給李光耀的回複中明確指出：“中新建交恐怕有困難……我們是可以等待的。”出于新加坡獨立後經濟發展以及獲取安全保障的需要，加上中國外交在60年代中期的左傾化，1966年以後李光耀很快把目光轉向了美國。這顯示出其在外交上對中國的價值判斷已經有了較大幅度的調整，進而影響到隨後十年的雙邊關系。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在會談中，鄧小平闡明了中國在接下來時間裏的東南亞政策，李光耀也抓住機會向鄧小平表達了其對過去十多年中國外交與華僑政策的看法，並建議中國停止對東南亞共産黨遊擊隊的支持。回望曆史，不難發現李光耀當時建議所蘊含的明顯的價值色彩。在新加坡發展與中國關系的幾十年中，這種價值偏好始終都沒有改變，而且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和不同的領域還被賦予新的特點。
首先，國內族群關系以及華人身份對早期新加坡處理對華關系的影響。1978年鄧小平到訪新加坡時的整個行程讓他明顯意識到這個華人人口占75％的國家，“並不想在其更強大的鄰國面前顯得過于親華”。新加坡是中國以外世界上唯一的華人占多數的國家，新加坡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實行的講華語運動以及後來對儒家價值觀的推崇讓不少國家認爲新加坡有“中國情結”。事實上這是誤讀了當時新加坡的國家語言與文化政策，並且一廂情願地以血緣情感爲標准來界定新中關系。新加坡雖然是華人爲主體的社會，但南遷以後華人的傳統文化、價值取向以及行爲方式都已經在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和多元族群的浸潤中實現了更多的創新發展，從而形成了獨具新加坡特色的“南洋風味”。
在對華高層交往中，新加坡的領導人在早期都會特別強調這個多元族群國家的“新加坡”屬性，而非華人社會屬性。李光耀首次訪華就特別提出官方場合要全程講英語，以避免國內其他族群對此的反彈。而即便是在當前新加坡族群關系穩定、族群和諧的大環境中，雖然新加坡的領導人和各部部長大都擁有雙語甚至多語言能力，但是在訪華或者接見中國代表團時依然會以英語作爲主要的工作語言。這一方面是長期以來形成的語言傳統，另一方面則是對其他族群情感的考慮。李光耀1976年訪華期間，華國鋒曾送給他一本關于1962年中印戰爭的書作爲禮物，李光耀最終沒有接受。他解釋說是因爲新加坡有印裔居民，書中觀點又較爲敏感，如果將此書帶回新加坡將對族群關系造成不當影響。因爲“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族群社會，所以它所采取的平衡做法，不僅是針對外部形勢，也是基于內部的敏感情況”。
其次，周邊國家的馬來屬性及由此形成的區域環境決定了中新建交前新加坡對華關系的價值取向。“新加坡……是一個移民社會，這意味著其他國家將以爲，我們的心目中不是以本國的利益爲依歸，而是支持我們祖先的祖國。”這是1949年以後，新加坡乃至東南亞其他族群對華人的基本觀點。不論是對以華人爲主體的新加坡社會的其他族群而言，還是對其周邊鄰國的非華人族群而言，都會對新加坡有沒有可能成爲東南亞華人的“另一個中國”而心存疑慮。而新加坡周邊這些國家在冷戰時期大都與新中國保持著敏感而緊張的關系，所以如何處理同周邊各國的關系決定著新加坡的國家安全以及生存和發展，也影響到國內各族群之間的關系走向。1990年10月新加坡與中國建交，成爲東盟國家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在形式上化解了國內族群以及周邊馬來人國家對新加坡與中國特殊關系的擔憂。至今，與華人、中國等相關的內容依然是新加坡外交中需要謹慎處理的議題，以免引起鄰國的誤解。李光耀曾說他對中國的關注是爲了新加坡長遠的國家利益。所以，以國家利益作爲基本出發點的價值考量規約了新加坡外交體系中的對華政策，並最終確保了這個多元族群社會在複雜的內外環境中的穩定與和諧。
再次，冷戰時期李光耀基于冷戰格局所采取的對美與對華政策是其價值偏好的直接體現。二戰時期，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勝利讓年輕的李光耀産生了深深的好感，但是冷戰初期致力于反殖民主義、尋求民族獨立自主的李光耀則對美國當時霸道的全球政策充滿了排斥。1961年中情局在新加坡的一些行動加深了李光耀的這種反感，當時他並不認同美國人在亞洲對抗共産主義的做法，這種做法也未激發其與美國合作的熱情。但是，在其贏得選舉以後，馬來亞共産黨的活躍以及新加坡島內左翼政黨民意支持度的高漲已經對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構成了較大的壓力，彼時李光耀對東南亞地區共産主義和左翼力量的態度便發生了轉變。1965年5月，李光耀在印度召開的一個由亞洲社會主義領導人參加的會議上表明了支持美國介入越南的立場。爲了表達對美國在越南軍事行動的支持，1966年初新加坡允許在越南的美國軍人到新加坡度假。這一系列舉動引起了美國人的注意。美國當時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邦迪（William Bundy）開始與李光耀接觸，並最終說服李光耀在1967年訪美。
1967年10月，李光耀首次以新加坡總理身份出訪美國即産生了“強烈的印象”，在隨後連續三次赴美訪問中，李光耀對美外交理念逐漸成熟，基本奠定了延續至今的對美政策，他還與美國領導人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系。在當時，李光耀對美國的依賴更多的是在“反共”問題上，他認爲雖然美國在越南失敗了，但是“如果沒有美國的介入，東南亞國家對抗共産主義勢力的毅力和決心恐怕早已消亡，東南亞也將不可避免走上共産主義道路”。李光耀始終認爲正是美國在東南亞的存在，才讓東盟得以成立並在十多年的時間裏逐步孕育出較具活力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爲後來新加坡的騰飛創設了相對安全穩定的地區環境。事實也證明，1966年以後李光耀在外交上的價值轉向幫助新加坡實現了立國初期所希望達成的經濟與安全目標，並贏得了超出預期的地區與國際影響力。
正是基于此，李光耀及其領導下的新加坡在1966年到1975年間與中國保持了較大的距離。直到70年代隨著中國國內政治狀況的變化以及中美、中日關系的改善，李光耀才開始重新考慮改善對華關系的必要性。雖然在這十年裏中國的外宣話語中曾多次對新加坡進行直接的批評，但是中國領導人自始至終都沒有忽視新加坡的價值。所以，當新加坡有改善對華關系意向時，中國政府就敏銳地捕捉到機會，邀請新加坡領導人訪華。基于本國國家利益的需要以及對中方善意和冷戰大環境下大國博弈格局轉變的呼應，新加坡外交理性中的價值判斷開始將中國納入了可以“合作”的範疇。如果將1976年李光耀首次訪華看做試探的話，1978年鄧小平的回訪則從根本上打消了李光耀的疑慮，從此開啓了對華關系的新階段。
最後，東盟框架下的區域地緣環境以及大國博弈的全球環境決定了新時期新加坡的對華政策取向。當中國和平崛起成爲21世紀初影響力最大的地緣政治事件時，周邊國家對中國的認知也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共贏發展心態逐漸轉變爲疑慮甚至恐懼，而美國作爲冷戰後唯一的全球超級大國自然也不會無視潛在戰略競爭對手的騰飛。在經曆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與中國度過了十年左右的蜜月期後，自２００９年開始一些東南亞國家在域外大國的支持下利用南中國海領土爭端再次炒作“中國威脅”，使得這一地區熱點議題持續發酵，嚴重影響了中國與周邊國家尤其是南中國海周邊國家的關系。新加坡作爲區域內國家，也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做出過相應表態。比如李光耀就曾經公開表態支持美國重返亞太，以平衡中國崛起可能出現的地區力量失衡，再後來菲律賓將南海議題提交國際仲裁時，新加坡政府再次表達了希望當事國能依托國際法來解決南中國海爭端的立場。如此種種帶有價值偏好的表態，在很大程度上對于地區局勢以及中新關系的發展都造成了或多或少的負面影響。
特朗普執政期間，在多邊主義、全球開放型經貿發展方面屢次打破傳統，被輿論指爲“開倒車”。而對于新加坡這樣一個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和多邊框架的小國而言，弱化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破壞既有的自由貿易規則造成的不確定性無疑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一直希望能夠和中美兩國都做朋友卻突然面對中美貿易戰越演越烈的困局，使新加坡不得不審慎思考其外交理性中的價值邏輯問題。2017年9月，在中國共産黨十九大前夕，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受邀訪華，並接受委托給美國領導人傳話，扮演了非常積極的溝通角色。李顯龍在訪美期間，就中美關系、“一帶一路”、全球自由貿易等議題向特朗普表達了新加坡的立場，並規勸美國提升與中國關系、支持“一帶一路”倡議。2020年7月28日李顯龍在參加美國智庫的視頻座談會時，再次明確表達了希望中美關系穩定的願望，而他此前發表在《外交事務》雜志的文章也深刻闡明了新加坡對中美對抗的擔憂。
所有這些似乎都預示著新時期新加坡的外交趨向正在發生微妙的轉變，但是卻又恰恰印證了新加坡外交的理性邏輯。變化的只是外在的形式，但是其內在的邏輯卻是一以貫之的。換言之，新加坡的外交理念、政策和行爲即使有多重的呈現方式，或者是堅持客觀中立、奉行大國平衡，或者是兩方下注、與中美都做朋友，其工具性的理性追求始終是不變的，即維護新加坡的國家利益，確保其國家的安全與發展，而這也正是其價值偏好的外在表現形式。除此之外，星光計劃（新加坡在台灣島內練兵的代號）、馬六甲海峽困局、新冠疫情危機中的合作、“一帶一路”等都是影響中國與新加坡關系的一些或隱或顯的變量，而所有這些變量背後所承載的新加坡的價值偏好將成爲未來影響其對華政策走向的重要條件。
結論
綜合來看，幾十年來新加坡發展對華關系是其國內因素與所處的地區與國際環境因素疊加交互影響的結果。在與中國關系有積極互動的時期，既有工具理性的功能合作考慮，也有價值理性的選擇偏好。當雙邊關系不太融洽的時候，價值偏好的轉變造成雙方對彼此的認知發生錯位而影響到正常的交往與合作。不論是面對冷戰的大背景還是後冷戰時代的多元化世界或者進入新世紀以後中國迅速崛起的客觀現實，新加坡的對華外交選擇都充滿了這種二元理性雙重疊加的糾結與矛盾，也蘊含著二者共生的協調與智慧。比如新加坡在本次新冠疫情期間與中國開通了“快捷通道”，是首個與中國達成此安排的東南亞國家；雖然受疫情沖擊較大，但是雙方的高層互動不僅沒有中斷還保持了高頻次溝通。這一方面是基于彼此的功能合作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雙方在應對新冠疫情這類全球性問題上已經逐步達成了價值層面的共識，這對于雙方而言無疑是很大的進步。
當前，新加坡領導層面臨新舊更叠的過渡，第四代領導團隊能否延續李光耀時代外交的智慧與傳統、將把新加坡帶向何方，一直是輿論關注的焦點。對于小國而言，圍繞價值理性偏好而采取的功能合作選擇仍將是未來新加坡外交走向的基本立足點，也是新加坡能否在大國博弈的嚴峻環境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隨著中美關系面臨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新加坡未來如何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繼續尋求最佳的平衡點，是否可以在對華關系中做到工具層面的功能合作與價值層面的偏好並舉，關鍵還是看未來新加坡的國家利益所在，看新加坡作爲小國的生存與發展訴求。厘清這一點也是中國推動與新加坡外交關系進入新階段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參照。而對于新加坡而言，經曆過2020屆大選的曆練以及新冠疫情沖擊等更爲複雜的內外壓力的第四代領導團隊，能否在這個紛繁複雜的時代繼續走出一條新加坡特色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和小國大外交之路，不僅決定著新一代領導團隊的政治前途，也決定著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的發展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