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劍峰 張旸 王蔣姜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宏觀金融研究中心
一、“新冠”病毒疫情與SARS疫情的比較
SARS病毒最早爆發于2002年12月的廣州。由于當時對疫情不夠了解,有關部門並未進行有效預防,民間恐慌情緒四起。隨著春節假期到來,2003年2月下旬國內多地區發現非典病例,3月下旬非典疫情蔓延到了世界多個國家。4月份中國政府與世界衛生組織展開全面合作並深化防疫管理,4月下旬衛生部實行疫情每日報告制度,並采取了五一停假、高校停課、財政撥款、啓動專項防疫醫院等多項舉措。至5月份,國內新增非典病例大幅下降,確診病例數停止增長,治愈出院總數大幅上升。6月23日後世界衛生組織陸續將中國香港、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從疫區中除名,國內疫情基本結束(參見圖1)。
新型冠狀病毒(以下簡稱“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于2019年12月的湖北。1月上旬有關部門啓動病原鑒定和病因追溯等工作。1月20日國家衛健委將“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乙類傳染病,並采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及控制措施。隨著春節假期到來,政府及時披露每日疫情,並采取旅行限制、疫情排查、延長假期、加快防控物資生産、建設防疫醫院等多項舉措。相比2003年的非典事件,我國政府針對此次疫情的反應時間大幅縮短,防疫工作效率明顯提高。
根據國家及各省份衛健委的數據,本次疫情與2003年非典疫情呈現完全不同的傳染趨勢。首先,“新冠”病毒的傳染速度遠超SARS。SARS從爆發到最高確診5330例用了近5個月的時間,而此次疫情從爆發到目前的最高確診9810例(截至1月31日17:30)僅僅用了1個月,以月平均感染率來說,“新冠”病毒的感染速度是SARS的9倍。若將疑似病例視作確診病例,那麽“新冠”病毒的感染速度是SARS的23.5倍。其次,“新冠”病毒的危害不弱于SARS。SARS的治愈率和死亡率分別爲92%和6.5%,而“新冠”病毒目前的治愈率和死亡率分別爲1.85%和2.17%。也就是說,當前疫情的死亡率是大于治愈率的。
由于“新冠”病毒的傳染速度快得多,這導致“新冠”病毒疫情的波及範圍遠遠超過SARS疫情——這是兩次疫情的關鍵差異。從區域傳播的角度來看,SARS初期主要在廣東境內傳播,2003年4月份起開始在國內其他地區大規模爆發,4月30日北京確診病例便超過了廣東並位居第一。全國SARS確診峰值5330例中,有近一半集中在北京,1500余例發生在廣東,確診病例超過100人的集中在北京周邊的山西、內蒙古、河北、天津等少數省市,全國其余20個省份及地區的確診案例都不超過10個。與SARS的集中性疫情不同,“新冠”病毒疫情如烽火燎原般從湖北向全國各地燒去,中國大陸及港澳台均受到了嚴重沖擊。截至2020年1月31日17:30,確診的9810例中,湖北占比59%,其次是浙江5.5%。確診超過百人的省份有14個,其中江西、江蘇、湖北、河南、浙江的環比增速分別爲48%、30%、27%、27%、26%,均高于25%的平均水平。
從控制SARS疫情的情況推測,“新冠”病毒疫情的高峰期最快要到2月下旬。SARS和“新冠”病毒疫情同樣爆發于12月,都面臨春運傳播的挑戰。但是,SARS疫情期間,遲至2003年4月下旬才采取大規模隔離措施,此後確診案例約在20天左右接近峰值,疑似病例大幅下降。與SARS時期不同,對于“新冠”病毒疫情,我國已經擁有了先進的防治手段,且早在2020年1月下旬就推出了各種管控措施。鑒于“新冠”病毒的傳染性較強,樂觀地推斷,自1月下旬國家交通管控、延長假期後,此次疫情的確診案例將在2月下旬接近峰值。但不樂觀的是,如何提高治愈率尚是一個難題。此外,與SARS相比,疫情防控措施的提前和更加嚴格也意味著對經濟的沖擊提前,沖擊程度提高。
二、“新冠”病毒疫情對經濟的沖擊
“新冠”病毒疫情目前依舊處于不斷增長的態勢,盡管其持續時間可能比2003年SARS要短,結束時間要早,但是其擴散速度以及傳播區域已經遠超當年,對于經濟的影響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2003年SARS重挫了我國經濟,主要表現在二季度的實際GDP增長率直接下滑2個百分點。與之前的SARS相比,本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可能要嚴重得多:
首先,“新冠”病毒疫情擴散範圍更廣,疫情地區人口規模遠大于SARS時期,對企業複工和就業帶來更大的挑戰。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本次疫情與2003年疫情呈現完全不同的擴散方式。2003年SARS傳播主要集中在廣東、北京及北京周邊的少數省市,其余地區受影響較小,很多省份完全未受到影響。而此次疫情是以湖北爲中心的全國性擴散,大陸31個省份都受到波及,而且患者在100人以上的省份有14個,近乎一半的省份情況較爲嚴重,影響區域遠遠超出當年的非典影響範圍。我們將確診患者超過100人的省、直轄市定義爲“疫情地區”,分別以2003年5月份和2020年1月31日統計SARS和“新冠”病毒的疫情地區,可以看到(圖3),SARS的疫情地區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18%,而“新冠”病毒的疫情地區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高達63%。這不僅意味著此次疫情的防疫壓力遠高于SARS時期,也意味著疫情防控對企業複工和勞動力就業造成的困難將遠遠高于SARS時期。當前,由于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就業人數遠高于SARS時期(2018年3.74億人,2004年僅爲9600萬人),需要密切關注疫情防控對就業的影響。
其次,“新冠”病毒疫情幾乎涵蓋了我國所有經濟活躍和發達的省市,疫情地區經濟規模要比SARS時期大得多,完全不能以SARS對經濟的沖擊來簡單推斷當前情況。2003年SARS疫情地區的GDP占全國GDP的比重僅爲26%,此次疫情地區GDP占比高達74%,近乎爲2003年的3倍(參見圖3)。從經濟的産業結構看,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是第三産業,SARS時期疫情地區的第三産業增加值只占全國的28%,此次疫情地區第三産業占比高達74%。從經濟的需求結構看,消費是直接受到疫情打擊的領域,SARS時期疫情地區的消費只占全國消費的25%,此次疫情地區消費占比高達71%。從政府的財政收入來看,2003年SARS疫情地區的財政收入在全國的占比爲24%,此次疫情地區的財政收入占比爲61%。2019年以來地方政府已經因爲減稅增支而承受了很大的財政壓力,在今年需要進一步增加支出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情況下,加之經濟惡化導致財政收入進一步減少,地方政府將會面臨更加嚴峻的財政虧空壓力。
最後,“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正值我國經濟下行階段,且産業結構、就業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承受疫情沖擊的能力較SARS時期大幅度下滑。2003年SARS疫情時,我國經濟正處于人口紅利和加入WTO的雙重利好時期,因此,盡管第三産業受SARS沖擊在2003年二、三季度放緩了增長步伐,但第二産業保持了極高的增速。加之2003年時第三産業就業比重和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只有29%和42%(第二産業兩項指標分別爲22%和46%),疫情對經濟的沖擊有限。
然而,此次疫情恰逢我國經濟處于趨勢性下滑的過程。GDP和二、三産業的名義增速可以更加直觀地反映經濟周期,這裏有一個簡單的“拇指規則”:從2001年以來的20年間,名義GDP增速低于10%就必然是經濟衰落,如2001年、2009年全球危機沖擊時期、2012年至2016年PPI通縮時期。2019年,不僅名義GDP、第二産業名義增速不斷下滑並跌到10%以下,第三産業的名義增速也跌到10%以下——這在過去20年間第一次發生。第三産業的就業占比在2018年達到46%,遠高于第二産業就業占比(28%);第三産業增加值占比在2019年爲54%,也大幅度超過第二産業(39%)。鑒于此,如果此次疫情在2月下旬達到高峰,3月得到控制,即使按照2003年SARS對經濟的沖擊,1季度名義GDP增速會跌到6.3%左右,實際GDP增速會跌到接近4%。如果考慮到此次疫情的影響範圍和經濟結構變化,則1季度跌幅會更大。由于當前經濟的總體狀況,2季度後恐也難以有當年SARS後期那樣的強勁反彈,甚至可能會因悲觀預期而拖累全年經濟增速。
三、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爲當前必須在遏制疫情的同時保障就業和民生,主要政策工具是中央財政擴張並輔之以適應性的貨幣政策。具體需要采取的措施是:第一,采取嚴格的防控措施,爭取將“新冠”病毒疫情遏制在3月份,爲後續經濟刺激措施騰出足夠時間;第二,實施以中央財政爲主導的財政擴張政策,放寬中央財政赤字,大幅度提高國債的發行規模,提高中央事權比重,增加中央財政在基礎教育、基本醫療、社保和養老領域的支出;第三,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緊密配合,加大中央財政對疫情地區地方財政的一般轉移支付力度,緩解地方財政壓力;第四,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和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實行全面減稅降費,對因疫情而停工失業的中小企業就業人員、困難家庭實施補貼政策;第五,采取適應財政擴張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當局加大購買國債的力度,在2季度疫情緩和後降准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