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與經濟
仔細看看新加坡貨幣政策背後的螺母和螺栓 – 它的目標是什麽，MAS如何執行，以及它如何影響經濟
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爲達到宏觀目標而采取的可能影響貨幣和金融狀況的行爲。中央銀行通過控制可用貨幣，利率，或者以新加坡爲例，旨在影響經濟中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率
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什麽？
在20世紀60-70年代，許多先進國家的決策者認爲，他們可以通過貨幣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同時不影響低和穩定的物價通脹率來降低失業率。事後看來，就業目標設定得太低，加上1973年和1979年的油價大漲，其結果是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前所未有的高通脹–被稱爲”大通脹“
許多經濟學家現在認爲，央行在實行貨幣政策時，應主要關注實現物價穩定，即低位穩定的消費物價指數（CPI)通脹率在1-3%之間。這是基于數十年來積累得證據，即高通脹國家不僅價格波動性較高，而且往往經濟增長率較低。相比之下，在價格穩定得環境下，商品和服務相對價格得變動可以向消費者，企業和政府發出明確得信號，以便有效的分配資源。此外，價格穩定鼓勵儲蓄和投資，因爲它防止資産價值被意外的通脹侵蝕。
然而，將貨幣政策集中在實現價格穩定上並不意味著央行不能追求其他政策目標。
根據法律，，歐洲央行（ECB)對價格穩定至關重要，但他也尋求實現充分就業和平衡經濟增長。美國中央銀行，美聯儲，有一個”雙重任務“，即穩定通貨膨脹和最大限度地促進可持續就業得到同等優先。
中央銀行如何實施貨幣政策？
許多央行通常使用非常短期的利率作爲其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例如，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或銀行隔夜到期時相互房貸地利率作爲目標。爲了控制目標利率，中央銀行可以改變流動性量（銀行持有地現金儲備量）：當中央銀行提供更多地流動性，銀行有更多地資金房貸，貨幣供應量相應增加，利率下降。相反，當央行從銀行中耗盡流動性時
中央銀行可以改變銀行體系中的流動性有三種傳統方式，盡管並非所有銀行系統都可用于或用于每個國家。
首先，如果中央銀行想要改變貨幣供應和利率，它可能會改變貨幣基礎，包括流通中的貨幣（紙幣和硬幣）和銀行的總儲備，這些銀行在中央銀行存款或作爲現金存放在金庫裏。在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改變貨幣基礎最簡單的方法是通過買賣銀行或銀行的短期政府證券來開展”公開市場操作“。這樣，央行就可以有效改變商業銀行所持有的存款准備金率。央行增加貨幣供應。
第二個途徑是允許銀行從中借入更多的儲備。這通常是通過降低他們必須支付這些貸款的利率（貼現率）來實現的。
第三，央行可以上調存款准備金率，這意味著銀行將被要求與中央銀行存入的每一美元中增加一部分。然而，這項政策很少在較發達國家使用，因爲它可能會擾亂銀行業的業務。由于許多銀行已經持有”超額准備金“，因此現在效果也越來越差。然而，它仍然用于發展中經濟體或新興市場經濟體，其中前兩種貨幣政策工具可能不太有效，反映出其金融體系發展階段相對較不發達。在一些開放的小型經濟體中，各國央行選擇將本國貨幣與另一種貨幣（稱爲”錨貨幣“）的價值挂鈎，從而回避了其實施貨幣政策的能力。他是國家通過爲平均價格水平提供名義錨貨幣來實現長期價格穩定的一種手段，通過設立貨幣委員會，貨幣紀律將得到更有力的承諾，即貨幣由錨貨幣100%支持，貨幣當局隨時准備從固定彙率將其貨幣兌換爲錨貨幣。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自1983年以來，香港一直將港元固定在美元。
如果資本可以自由進出該國，央行在講彙率與另一種貨幣挂鈎時，實際上放棄了獨立的貨幣政策。例如，如果美國通過提高利率收緊貨幣政策，將導致資本流出香港，而香港的利益利率較低，港元將貶值。然後，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將被迫以其官方外彙儲備（1美元）購買港元。香港的貨幣供應量會自動減少，而其他情況亦等于，這將導致利率上升，以配合美國的利率。在不太極端的情況下，各國可以選擇將其貨幣保持在一個既不固定在錨貨幣的或自由浮動的特定價值。這稱爲”管理浮動“。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新加坡實行這種安排的一種變種，即新加坡貨幣管理局管理新加坡元對一攬子貨幣，也稱爲新元名義有效彙率（新元）
量化寬松與零下限問題
全球金融危機和2009年”大衰退“帶來的挑戰之一是，如果通脹降至低水平，同時，經濟增長非常緩慢或處于衰退之中，傳統的基于利率的貨幣政策可能會變得無效。這是因爲央行爲刺激投資和消費而設定的名義利率，從理論上講，不能將住房和汽車等敏感商品推至零以下。這稱爲零下限問題。
例如，如果通脹率爲2%，而央行將名義政策利率降至零，就像美聯儲在2008年12月所做的那樣，與投資和消費決策相關的實際利率將爲負2%（0%-2%），這可能足以刺激經濟，但如果通脹率現在降至1%，該怎麽辦？實際利率實際將上升至負1%（0%-1%)
當然，實際上央行可以讓銀行支付其准備金的複利率。事實上，瑞典和丹麥央行最近也利用負利率來刺激經濟，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是如此。不過，現在說這項政策能否解決零下限的問題，爲時尚早。畢竟，銀行會接受其准備金的回報，這比它們作爲現金存放在金庫裏要少。同時，它們能否通過對客戶存款實行負利率來挽回損失，目前尚不清楚。
另一種解決辦法可能是提高央行的通脹目標，即4%，這將給它們在經濟低迷時期降低實際利率的更大空間。但是公衆會理解這種變化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主要央行在實現2%左右的通脹目標以及將公衆預期穩定在該水平方面非常成功，它們現在不願提高目標，擔心通脹和通脹預期可能螺旋上升。這將導致各國央行失去近幾十年來精心積累的信譽。
當常規貨幣政策崩潰時，一個可能更有效的解決方案時采取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即量化寬松政策（QE).而不是針對可能已經達到零約束的短期政策利率，而是制定了量化目標，以增加貨幣基礎。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世界各地的中央銀行向金融機構提供了緊急流動性，並以它們作爲最後貸款人的身份行事。危機過後，美聯儲，英國央行和歐洲央行購買了大量私人資産，包括消費者和公司債務，以及長期政府債務。這樣做的目的是降低長期利率，加快從衰退中複蘇。量化寬松政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央行能否說服金融市場，消費者和生産商，廉價資金將持續足夠長的時間，以增加通脹和增長。這將有助于扭轉通貨緊縮的心理，即消費者減少消費，因爲它們預計價格會持續下跌，而生産商則因爲銷售疲軟而不願投資。事實上，像傳統政策一樣，央行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必須可信。
新加坡的貨幣政策框架
自1981年以來，新加坡的貨幣政策一直以彙率爲中心，在小型和開放的新加坡經濟中，彙率是維持價格的更有效的工具，而不是利率貨幣基礎。
爲什麽貨幣政策以彙率爲中心?
選擇以彙率爲中心的貨幣政策，而不是貨幣供應或利率，作爲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是不尋常的。受新加坡規模小，貿易開放程度高的影響（圖二）。新加坡在選擇貨幣政策工具方面很可能獨一無二。
新加坡面積小，自然資源缺乏，這意味著它甚至必須進口最基本的日常需求，如食品，水和原材料，以及出口商品和服務，以支付這些需求。這導致了非常開放的貿易政策，並限制進口。
新加坡對貿易的開放程度如何？
從圖三可以看出，新加坡的進出口均占新加坡GDP的100%左右，極端開放的另一個指標是最終支出的進口金額非常高：新加坡每花費一新幣，大約40分就會作爲進口支出泄漏出去
新加坡規模小，貿易開放程度高，其後果何在？
首先，由于新加坡作爲世界市場上商品的買方或賣方規模較小，因此它是一個價格接受者，國內生産商和消費者必須接受由全球供應和需求決定的價格。例如，新加坡的大米或電子産品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價格決定的，通過彙率轉換爲本幣。此外，國內支出的進口含量極高，對世界價格或彙率的變化對國內價格有很強的影響。因此，當全球食品和能源價格高企時，MAS可以讓新加坡國家能源局更快的升值或走強，以抵消它們對新加坡通脹的影響
因此，在像新加坡這樣的開放型小型經濟體中，管理彙率是保持價格穩定的最有效方法，作爲貨幣政策工具，彙率相對可控，與國內需求主導總需求的經濟體相比，彙率對新加坡整體經濟活動水平的影響更大（因此，國內通脹）
基于彙率的貨幣政策的影響
根據開放經濟三重奏，一個國家不能擁有開放的資本市場，不能根據國內利率實行傳統的貨幣政策，不能同時管理其貨幣。它只能選擇三種政策選項中的兩種（圖4）
例如，美國擁有開放的資本市場，並希望控制國內利率，因此允許其貨幣自由浮動。其他國家可能希望利率來刺激經濟和同時修複本國貨幣。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必須實行貨幣和資本管制，以維持彙率的穩定。
新加坡選擇管理彙率作爲其貨幣政策的操作工具，原因早有解釋。中國也是一個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自1978年以來一直沒有資本或貨幣管制，這意味著經濟對資本流動完全開放。國內利率相對于世界利率的任何變化都會受到資金進出新加坡的損害，導致彙率變動升值或貶值。爲了將新幣保持在政策區間內，MAS必須抵消對國內利率的任何初始調整的影響。這樣做，MAS有效的放棄了對國內利率和貨幣供應的控制。因此，新加坡的貨幣政策是彙率政策的代名詞。
因此，新加坡第二套貨幣主要取決于外國利率，如美元LIBOR和市場對新加坡元走勢的預期。正如我們從下面的圖表中看到的，三個月期新元SIBOR多年來一直密切跟蹤三個月的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圖五）
與大多數其他央行一樣，MAS還開展日常貨幣市場操作，以管理銀行系統的流動性水平。這些不是針對任何級別的利率或貨幣供應。相反，它們旨在確保國內銀行系統有足夠的流動性來滿足銀行對預防和結算余額的需求，以及最低現金余額，即銀行負債基數的3%。MAS 貨幣市場運作的範圍和規模將取決于MAS和銀行系統之間資金流入和流出的淨流動性影響。這些可能來自發行紙幣和硬幣，公積金委員會和政府資金轉移，新加坡政府證券（SGS)的淨發行，外彙幹預業務以及以往貨幣市場業務的成熟。
爲了管理流動性影響，MAS使用直接借款，外彙掉期，回購協議（回購）和發行MAS票據。例如，如果公積金委員會向MAS投放了大量公積金資金，則MAS可以通過發行相對于匹配金額的較少MAS票據來抵消銀行系統流動性的損失。選擇金融工具來應對這種情況，這種貨幣市場運作與MAS管理新元NEER的外彙幹預大相徑庭。
國內利率是如何確定的？
利率是今天貨幣將來可以交易貨幣的價格，換句話說，它是儲蓄的回報率，或者借款成本。
利率如何影響經濟？
利率通過對國內投資和消費的影響經濟。利率上升會增加公司的借貸成本，從而降低利潤，提高新投資項目所需的回報。然而，在新加坡，制造業的公司受利率上升的影響可能相對較小，因爲該行業由依賴自身資金來源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主導，尤其是來自其總部的資金來源。相比之下，建築和建築行業的公司可能受到的影響更大一些，因爲它們在更大程度上依賴銀行借款，而且鑒于項目持續時間長，現金流更加緊張，更高的利率也通過增加抵押貸款還款來影響家庭，並可能使他們更難償還債務，迫使他們減少消費。同時，更高的利率爲家庭提供了更大的動力，以儲蓄爲未來，而不是現在消費，這些儲蓄可以引導到投資
新加坡的利率決定了什麽？
鑒于政策三元和MAS以彙率爲目標的事實，它也不能決定國內利率或貨幣供應。由于新加坡對資本流動沒有控制，全球和國內利率（如美元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和新元SIBOR)之間的差額變化將導致資本流入或流出。這種變動將改變市場對彙率以及各國貨幣供應的預期，從而改變利率。長期以來，新元對大多數其他貨幣的彙率趨于升值，因此新加坡國內利率與全球利率一致，但通常略低于全球利率（圖5）。這種關系被稱爲”未顛覆的利息平價“（UIP),因爲一旦對預期彙率差異進行額度，國內利率就與全球利率保持一致或”評價”，當以共同貨幣表示時。總之，新加坡的利率在全球金融市場，尤其是美國金融市場上是有效的決定。
新加坡貨幣政策的特點
新加坡以彙率爲基礎的貨幣政策框架簡言之，可以描述爲籃子，波段和爬行或BBC系統
新加坡元對我們主要貿易夥伴和競爭對手的一籃子夥伴進行管理。根據我們與特定國家的貿易關系程度，各種貨幣被賦予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和權重。一個國家越是作爲一個入境來源，或者新加坡在國內，外國和第三國市場面臨的競爭就越大，它在籃子中的分量就越大，鑒于新加坡的貿易高度多樣化，該籃子爲監控新幣的走勢提供了比單一貨幣更相關的參考點，因此，定期修改籃子的組成，以考慮到貿易模式的變化。
MAS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彙率制度，允許貿易加權的$$彙率（新元NEER)在政策區間內浮動。這使得MAS能夠將貨幣保持在“有限制的道路”中，從而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同時，新元NEER可以根據市場力量在波段內進行調整，以便短期市場波動性能夠被吸引，但如果貨幣自由浮動，則不會出現劇烈波動。
最後，爬行是指新元NEER政策區間的斜率，每六個月審查一次（波段寬度也是如此），以確保它與經濟的基本基礎保持一致，並避免貨幣的任何錯位。通常，爬行設置爲向上（即升值）或平坦路徑（即0%的斜坡）。這些功能共同定義了新元NEER框架，確保了貨幣政策保持紀律性。這就是，這個體系是經濟的名義支柱。如果MAS試圖實質性地改變貨幣供應量，那麽以彙率爲中心的貨幣政策可能會突破其區間。如果MAS試圖進行新加坡元地機會性競爭性貶值，情況也是如此。
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
MAS的彙率政策影響新加坡通貨膨脹和經濟活動的渠道有兩個主要：通過進口價格的直接渠道和通過新加坡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間接渠道（圖6）
通過進口價格直接渠道
新加坡貨幣政策影響通貨膨脹的第一個更直接的渠道是通過彙率變化對進口價格的影響。要了解此通道的工作原理，請讓我們查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假設MAS將新元NEER政策區間設定在更快的升值速度上。隨著彙率的走強，新加坡進口的外國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在兌換新元後會更低。這給CPI帶來了下行壓力，這取決于進口商和零售商通過較低價格向消費者傳遞的程度和速度。
通過對新加坡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間接渠道
貨幣政策影響新加坡通脹的第二個渠道是通過它對新加坡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影響繼續我們以前的例子
當MAS提高新元NEER政策區間的升值速度，以及新加坡生産的貨幣實力，短期內，新加坡生産的商品和服務在世界市場上的定價將不那麽具有競爭力。此外，由于新加坡生産的商品進口商品價格下降，國內需求將受到抑制。
外部和國內對新加坡制造産品和服務的需求下降，將導致生産下降，對人力，工廠空間和機器等要素投入的需求減少。因此，工資和其他商業成本將放緩，通貨膨脹壓力將緩解。這種間接傳輸機制比直接渠道複雜一些，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在經濟中發揮作用。
如果MAS貶值了新元，這將使出口更具競爭力嗎
乍一看，爲了提高新加坡商品和服務的出口價格競爭力，促進出口增長，名義彙率似乎很誘人。然而，經過仔細觀察，前面提到的傳播機制表明，消弱彙率的好處可能非常小，而且是短暫的，隨著貶值，出口最初會上升，因爲現在國際市場更便宜。
然而，與此同時，通過直接進口價格渠道進口用于新加坡生産的中間投入將花費更多，特別是對嚴重依賴進口原材料和中間部件的國內生産商而言。
此外，如果出口增加，這可能導致過熱，推高對國內生産要素（如勞動力）的需求，並最終通過間接的傳輸渠道導致工資的價格上升。
此外，新加坡的出口似乎對全球收入的變化比對國內外價格差異更敏感。協助出口商通過暫時疲軟的貨幣進行競爭，會向企業發出錯誤的信號，鼓勵他們忽視生産率的提高
貨幣政策的溝通
近年來，包括MAS在內的許多央行在貨幣政策方面，在政策目標，操作程序和貨幣政策變化的溝通方面，都逐步采取了更加透明的政策。這包括披露用于評估經濟前景的經濟模式的信息，而經濟模式是決策的基礎
提高透明度的主要理由是促進責任，使貨幣政策在實現其目標方面更加有效。如果公衆知道政策的目標和工具，如果當局做出可信的承諾來實現這些目標和工具，則後者是可以實現的。良好的政府還呼籲各國央行對其行爲負責。
此外，它還最大限度地降低出于政治目的操縱政策的風險，從而提高中央銀行在追求其目標時的可信度和獨立性。
MAS爲提高透明度做了哪些工作
多年來，MAS在貨幣政策審查中朝著更加開放和溝通的方向發展，取得了重大進展。其中一項關鍵舉措是，自2001年2月以來，每六個月發布一份正式地貨幣政策申明（MPS),宣布在MAS審查後地政策立場。此外，隨附地報告《宏觀經濟評論》提供了有關評估新加坡經濟宏觀經濟發展和趨勢地詳細資料。檢討旨在加強市場及市民對公安部門宣布地貨幣政策立場的了解。
2006年，MAS也開始發布每周新元NEER兩次的數據，在MPS發布時。自2012年以來，每月提供新元NEER的每周數據，這允許研究人員分析數據，從而提高責任性。
MAS在提高公衆對經濟問題意識方面也發揮了更積極的作用。它一直在發布其網站，如“經濟探索者”簡報和“員工論文”系列，並舉辦研討會和演講的學生，私營部門分析師，以及來自本地和海外機構的代表。此外，MAS于2000年2月組織了一次航空計量模型會議，以推出其旗艦的新加坡貨幣模型（MMS),用于政策模擬。不時有關于新模式的信息通過。
《宏觀經濟評論》傳播，在2014年8月的研討會上，發布了MAS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模型，以加強與學術界的合作。
更大的透明度如何增強貨幣政策？
在促進對貨幣政策立場背後的思想和理解方面，貨幣政策溝通的更大透明度顯然有助于使市場的觀點與決策者的觀點一致，從而減少了MAS幹預以達到預期彙率要求的必要性。通過增加向公衆提供的信息量，更高的透明度也有助于減少影響企業決策的價格和工資發展的不確定性。
貨幣政策規則與自由裁量權
在貨幣政策方面，關于是否應要求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執行中遵循特定規則，還是允許它們充分酌情處理經濟情況，存在長期和持續的辯論。一種基于規則的方法的應用是所謂的泰勒規則，以斯坦福大學的約翰.泰勒的名字命名，該規則要求中央銀行根據當前産出水平和相對于特定目標的通貨膨脹率確定其政策利率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許多國家在過去30年中采用的通貨膨脹目標做法。在這種制度下，中央銀行不得不宣布其中期通脹目標 – 通常在1%-3%的中間點，在某些情況下，法律要求實現這一目標。針對通脹的目標還需要中央銀行在體制上承諾將價格穩定作爲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實際上，大多數央行都采取了一種“靈活的通脹目標”形式，這爲它們在時間範圍內實現通脹目標提供了一定的回旋余地，並納入了其他目標，如使産出接近其潛在水平。
基于規則的方法有幾個好處，首先，有一個基准，可以判斷央行的政策制定者。其次，央行更加獨立，不太可能受到政治幹預。第三，承諾以特定的方式行事，後來又違背這一承諾的誘惑，所謂的時間不一致問題減少了。
目前的觀點似乎是，雖然基于規則的方法可以作爲貨幣政策的指南，但一些酌處權也是必要的。決策者沒有完美的經濟模式，因此不能確切地了解當前或未來的産出水平和通貨膨脹。曆史數據經常被修改，對經濟的沖擊，如2008-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顯然需要更靈活的方法。
根據這一共識，MAS使用基于規則的方法作爲貨幣政策的補充性檢查，但將其與前瞻性方法相結合，從而允許在事件發生時有充分地自由裁量權來處理事件。因此，MAS沒有實行嚴格的通脹目標，但這一制度的許多核心特征都體現在其貨幣政策的溝通框架中。
例如，自1981年彙率框架正式確定以來，MAS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方面具有操作上的獨立性，並成功的實現了低通脹和穩定通脹的首要目標。提高透明度和高度可信度有助于確保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而無需明確針對通貨膨脹或基于規則的方法。
貨幣政策面臨的近期挑戰
1）資産價格上升和金融穩定
2006年美國房地産市場的崩潰，標志著全球金融危機的開始，凸顯了各國央行是否應該利用貨幣政策來平緩住房和公平市場的資産價格以確保金融穩定的問題。畢竟，巨大的經濟成本是由于資産泡沫破裂造成的，包括産出下降和銀行不良貸款增加，然而，泡沫本質上是難以預見的，先發制人的貨幣緊縮可能導致意外的衰退。這也可能損害價格穩定總體目標的實現，使貨幣政策的溝通更加困難。
許多經濟學家認爲，最好讓央行關注整個經濟的價格穩定，但要通過有針對性的行政措施來處理特定的資産價格。新加坡在2009年和2010年都采取了宏觀審慎措施，以確保房地産市場的可持續狀況。這些措施包括將獲得第二套住房貸款的個人的貸款價值比率降低到50%，征收懲罰性額外購買者的印花稅，以及對尋求向銀行貸款的個人征收60%的還本金率。自2013年末以來，這些政策似乎促成了房價的逐步放緩。
2）經濟結構調整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新加坡貨幣政策面臨的一個可能更具挑戰性的問題是，經濟向高生産率活動轉變，如何暫時推高國內通脹來源，例如，在建築，食品和零售服務等行業，減少來自國外的低生産率工人的數量，可以在短期內對工資和其他商業成本施加上行壓力。作爲回應，MAS在2012年采取了緊縮貨幣政策，其方式是，由于結構調整，通貨膨脹的上升“有所緩和，但尚未完全抵消”，因爲它認識到，隨著經濟從過度依賴低技能勞動力轉向生産率驅動型增長模式，必須進行供應方成本調整。
貨幣政策約束
貨幣政策涉及權衡利用
中央銀行不能做任何事情，必須在相互競爭的目標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首先，如在BOX C中描述的那樣，如果MAS使新幣貶值，那麽短期內可能會對出口造成損害。然而，預計提振幅度不大，隨後通過間接和間接渠道通脹上升，將相當迅速地抵消這一好處。此外，通過獲得使人民幣走弱的聲譽，MAS對強勢新元的承諾和投資者對新加坡作爲金融中心的信心可能第二個權衡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關系通貨膨脹和失業。短期內，只要央行通過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就存在權衡失業率將下降，盡管代價是通脹上升。但由于長期或“潛在”GDP增長僅取決于供給方面因素，如勞動力增長，資本積累和生産率增長，通過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只會推高工資和價格，對産出沒有永久影響。換句話說，長期菲利普斯曲線是垂直的潛在産生水平，沒有在低失業率方面，超越短期運行會受到削弱
貨幣政策不能單獨發揮作用
貨幣政策不會在真空中運作，相反，它受益于健全和一致的經濟政策的支持框架，以及有效運作的研究所
例如：新加坡的勞動力市場相對靈活，與許多國家相當，在周期性衰退期間，私人和公共部門的工資和獎金的可變部分可以暫時減少，以降低生産成本，加快複蘇。金融市場也非常深入和高效，正如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所表明的那樣，當時對新加坡的影響相對較小。
關鍵是，穩健的財政政策爲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在一些發達國家，政府支出遠遠超過收入，並期望中央銀行通過”印鈔“來資助其貨幣，即爲政府創造貨幣支出，從而增加貨幣供應。這不僅損害了央行的獨立性，而且往往導致快速通脹。由于政府審慎的財政政策，這在新加坡並不起作用。
同時，貨幣政策的影響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經濟中發揮作用，在産出急劇下降的衰退時期，面對金融市場風險厭惡情緒加劇，提供自信可能很重要，因此削弱新元NEER可能無濟于事，相反，擴張性財政政策應該用來支持企業和家庭，而貨幣政策則提供了穩定性
新加坡貨幣和財政政策協調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在2008-9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當時更寬松的貨幣政策立場輔之以預算中包含的205億新元的財政”彈性一攬子計劃“，此外，政府亦退休就業信貸計劃，以確保公司繼續獲得信貸，以維持其業務。企業和家庭得到稅收優惠和直接援助，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通過低迷，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這種組合，與從危機中快速而強勁的經濟複蘇有關。
各國央行必須在信息不全的世界中制定貨幣政策
在任何時候，各國央行都必須判斷，近期的發展是否只會對經濟增長和通脹産生暫時的影響，或者未來是否發生了永久性影響增長和通脹的經濟結構變化。
因此，央行的經濟學家盡最大努力創造可靠的經濟模型，並根據即將公布的經濟數據對其進行測試。然而，盡管國民賬戶統計人員盡了最大努力，但中央銀行沒有關于經濟狀況的最新消息和完全可靠的信息。經濟數據有限，因爲他們的發布有障礙，因爲捕捉經濟中的無數交易需要時間。此外，有些部門難以量化，統計人員必須作出估計。與此同時，政策制定者對經濟如何運作並不十分了解：經濟的關聯性，因子和影響。使事情複雜化的是，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長期和多變的，如果經濟結構以生産者和消費者的行爲隨時間而變化，即使是最好的模式也會變得不那麽相關。
出于這些原因，各國央行依靠一系列經濟指標來指導貨幣政策的制定。其中包括貨幣指標，如利率，彙率和貨幣供應：工業生産和出口指數等實體經濟指標，以及消費者信心和商業調查等”軟“數據。鑒于新加坡對國際貿易和金融市場的極端開放，新加坡尤其重要的是預測其主要貿易夥伴的國內生産總值增長，這影響出口，以及全球石油和商品價格的預測，這些預測會影響國內通貨膨脹率。在MAS，貨幣政策的制定過程還通過向貨幣和投資政策會議或MIPM相當于其他央行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它由經驗豐富的公職人員和高級決策者組成，他們獨立得爲決策的集體智慧作出貢獻。
過去幾十年中，全球經濟受到更頻繁的沖擊，包括2001-2年電子産品需求急劇下降，恐怖襲擊，醫療大流行等地緣政治沖擊以及2008-9年全球金融危機。這些沖擊的突發性和意外性給貨幣政策制定者帶來了重大挑戰。事實上，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明確認識到不確定性在貨幣政策執行中的作用，他說：”不確定性不僅僅是貨幣政策格局的一個重要特征：不確定性不僅僅是貨幣政策格局的一個重要特征。這是決定性的特征。因此，包括MAS在內的全球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實施必然涉及“風險管理的關鍵要素，這一過程需要了解決策者面臨的許多風險和不確定性來源，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量化這些風險。
菲利普斯曲線
1958年，經濟學家A.W菲利普斯記錄的經驗發現，失業率和工資增長率之間存在著反向關系，這被稱爲菲利普斯曲線。隨後，其他經濟學家將”工資“菲利普斯曲線擴展至基于價格的曲線，認爲通脹與失業之間存在穩定的關系。當時有人認爲，這意味著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來影響總需求，將經濟轉移到任何預期的失業水平，並接受由此産生的通貨膨脹權衡，反之亦然。
這種理解被證明是不正確的，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由于人們錯誤的認爲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之間有穩定的權衡，許多國家政府開始推行過度擴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減少失業，從而導致大的通貨膨脹，盡管經濟增長依然緩慢，但通脹仍居高不下，米爾頓.弗裏德曼在1968年提出，通脹與失業率的反向關系不是穩定現象，而是短期現象。相反，每個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都與給定的預期通貨膨脹率相關。
埃德蒙.菲爾普斯同時正式表示，隨著通貨膨脹的預期變化，菲利普斯曲線將發生變化。此外，無論通貨膨脹率如何，失業率最終都會轉向“自然”增長率。這意味著，從長遠來看，菲利普斯曲線是垂直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之間沒有權衡。
過去十年來，全球經濟從全球金融危機中複蘇，勞動力市場逐漸收緊.然而，許多經濟體的通貨膨脹和工資壓力仍然溫和。這導致經濟學家質疑失業與通脹或工資增長之間的短期權衡是否仍然存在。目前的共識表明，菲利普斯曲線關系仍然短暫，但可能暫時受到抑制。
以新加坡爲例，短期工資菲利普斯曲線似乎在2012-17年向下移動，2001-11年曆史趨勢線以下的紅點和綠點就說明了這一點。（圖7）即在居民失業率的每個給定水平上，工資增長幅度都低于以前。與其他國家一樣，這可能是通貨膨脹預期在長期經濟增長放緩和通貨膨脹減弱之後暫時下降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