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的很多80後90後，童年都有新加坡電視劇的陪伴，中學又少不了追星新加坡歌手。他們的影視音樂作品，對我們而言沒啥違和感，跟港台一樣。
但隨著年齡的長大，新加坡的印象就變得不那麽親近，有點複雜了。比如2004年，李顯龍總理到訪中國台灣，在中國互聯網的聊天室，大陸網友把新加坡說成是忘恩負義的叛徒；美國副總統哈裏斯剛剛結束的亞洲之行，新加坡是第一站。
更有代表意義的是，以前一些粉絲在本號有過這樣的留言：新加坡是“李家坡”、李光耀獨裁、新加坡威權。
我相信對新加坡看法的這種轉變和誤解，肯定不是少數。産生這種錯誤觀點的原因，既有媒體的渲染，但主要還是人們自身看書不夠、知識欠缺。
小炒上周看了“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兩本書：《李光耀回憶錄：新加坡雙語之路》和《李光耀觀天下》，對李光耀和新加坡充滿了好奇與敬佩。
李光耀在《回憶錄》裏反複表達一個概念：
新加坡必須以英語爲第一語言，學習西方先進的經濟、科技和政治，作爲立身之本；以漢語爲第二語言，將中華文明作爲新加坡的精神力量，否則新加坡就是喪失文化自信的“僞西方社會”，走向平庸。
將兼容性極差的東西方文明，強行捏合在一起，在家說漢語，出門說英語，全球獨此一家，別無分店。
新加坡這麽做，既是一種聰明，也是一種無奈，通俗來講，就是國情太特殊了：中國之外唯一以華人爲主體的國家，卻離中國太遠孤懸海外，俗稱“華人孤島”。
新加坡很小，面積只有浦東新區的60%，土著本來是馬來人，但英國人和中國人改變了一切。新加坡在1824年成爲英國殖民地，中英鴉片戰爭後，大量華工來到新加坡，新加坡華人激增。進入20世紀，中國戰亂不斷，一波又一波的華人自由遷移到新加坡，很快就成爲新加坡的最大族群。
1947年，新加坡屬于英國殖民地，李光耀前往劍橋大學讀書。然而，讀書期間，幾乎所有英國人都把他當成中國人，而不是新加坡人或馬來西亞人，無論李光耀怎麽解釋都沒用。
他去瑞士旅遊，在琉森入住酒店時，前台問他是中國人嗎？他說自己是新加坡人，前台又問新加坡在哪裏，李光耀詳細解釋了一番，前台最後說，沒關系，就寫你是中國人。
新加坡種族的變化，徹底改變了它的命運。在曆史上，新加坡長期屬于馬來西亞的某個強大王朝，從來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自古以來是馬來西亞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是英國殖民，新加坡也默認自己屬于馬來西亞。
所以，1963年，新加坡公投，71%的人贊成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實際上這個時候華人已經成爲新加坡的主體。
直到這個時候，新加坡依然按照曆史慣性發展著，成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但很快，新加坡的曆史産生了岔道。
60年代的東南亞，流行排華，華人群體在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受到嚴重的排擠和敵視，偏偏新加坡的華人占比超過3/4。
馬來西亞很快就實行“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國策，奉行“馬來人至上”，極力打壓華人，新加坡作爲華人最集中的區域，便成爲眼中釘。1965年，馬來西亞國會全票通過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的決議。
那一刻，李光耀掩面痛哭。
一個從來沒有建國曆史的以華人爲主體的小島，恰恰被東南亞排華最嚴重的馬來西亞和印尼圍繞。
可以說，華人爲主體的特征，改寫了新加坡曆史。否則，它會一直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
被迫獨立的新加坡，如何生存？李光耀憂心忡忡。
李光耀首先放棄了“小中國”的做法，這樣做新加坡一定會內憂外患，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當時新加坡有75%的華人、14%的馬來人和8%的印度人，華人之外的群體一定會撕裂新加坡，動亂不止；作爲一個依靠國際貿易的東南亞島國，東南亞又極度排華，“小中國”會讓它無法在國際上生存。
但是，華人是新加坡主體這個事實無法改變，黑頭發黃皮膚，講漢語，內心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價值體系，這個民族根基和文化根基是鐵定的。
新加坡被英國殖民150年，英語和西方文明已經在這裏得到了較好的普及。無論是從種族公平的角度講，還是從國家生存與發展的角度講，英語成爲唯一能讓全體新加坡人都接受的中立語言。
但李光耀真正讓我覺得偉大的地方，在于他沒有全盤西化，而是深刻意識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他沒有單純考慮物質生存，而是清醒地認識到新加坡不是西方，如果全盤接受不屬于自己文化的價值觀，就會迷失自我、喪失自信。
對于這個文化虧，李光耀有切身體會。他的祖父和很多朋友，是根深蒂固的西方觀念，向往西方，瞧不起本土的東西，這就導致，他們沒有自信心，從來不敢挑戰英國權威，但批評起英國官員又口若懸河。對于這種精神分裂，李光耀評價道“在奴顔婢膝中長大的人”，他認爲這是十分可悲的。
所以，新加坡人必須牢記自己過去的曆史文化，知道自己是誰，如果沒有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而一味遵從別人，這樣的國家是不值得建立的，即使建立了，也淪爲平庸。
于是，在把英語作爲官方語言的同時，新加坡將漢語、馬來語和印度語作爲第二語言，學校都是雙語教育，每個新加坡人可以自由選擇學習哪種第二語言，以保留自身原有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傳承。由于華人占絕大多數，漢語自然成爲新加坡實質的第二語言。
全國學習英語，爲的是國內公平競爭和國際競爭力；同時學習母語，爲的是培養國人的信心與骨氣。這就是新加坡雙語文化的理念，並在法律層面進行實施。這是一個多麽大膽而又高瞻遠矚的決定！
比如，李光耀就把自己的三個孩子都送進了傳統華校，從小學習漢語文化，工作之後使用英語，漢語變成第二語文。
比如，中國人熟知的新加坡歌手孫燕姿，就生活在一個雙語環境裏，小學就讀于傳統華校南洋小學，中學轉到傳統英校萊佛士女中。上大學後，她的父母擔心女兒忽視了漢語，還專門請了一名上海人教孫燕姿學習散文詩詞。
遊離于中西兩端、兩手抓兩手硬，成爲新加坡建國以來的基本國策，這條路沒人走過，新加坡就這樣被迫走上“摸著石頭過河”的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講，新加坡在開創一種文明模式。
這種融合創新、不東不西，也自然反映到新加坡的政治結構裏。
《李光耀觀天下》有一句讓我很驚訝的話：
我（李光耀）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終決定走向兩黨制，我們將注定平庸。如果新加坡真的走上這條路，我會爲它感到十分惋惜。
而且李光耀對新加坡年輕人的兩黨制傾向表示擔憂。
李光耀對一黨執政，似乎情有獨鍾。
新加坡自成立以來確實一直是人民行動黨執政，支持率從未低于60%。
該黨在國會一直是一家獨大，2020年的新加坡國會93個席位，人民行動黨83席，工人黨10席，這還是曆年以來反對派議員最多的一次。
全國31個選區，2020年人民行動黨獨占28個，反對黨只占有3個，這也是曆年以來反對派獲勝選區數量最多的一次。
在多黨制的西方國家，各黨的支持率相對比較分散，沒那麽集中，只有日本比較特殊，長期都是自民黨執政，但日本自民黨也發生過下野和聯合執政的情況，而且作爲第一大黨的自民黨，在得票率、國會議員占比和所贏選區占比上，遠沒有人民行動黨這麽誇張。
在選舉結果上，無論怎麽看，新加坡在西方政治體系都是一個異類，很難稱得上是西方民主政治，實際上更靠近東方傳統。
但是，在選舉過程上，新加坡的選票“一人一票”是真實的，憲政和議會制也是真實的。
新加坡允許合法注冊政黨，目前有24個政黨。2020年，李光耀之子、李顯龍之弟李顯揚，就加入了反對黨前進黨。
因此，人民行動黨必須在五年一次的選舉中贏得過半票數才能執政，它還是要打“選戰”，最終靠多數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執政。它不能強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討好人民、取信于民才能執政。
反對派“工人黨”的2015年選舉現場
新加坡選舉有兩種：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都是普選和直選。哪個政黨的議員數量過半，就自動成爲執政黨；執政黨推薦總理和部長，總統任命，當然，這個的總統任命只是一個流程而已。
大家熟知的李光耀、李顯龍，是新加坡的總理，而不是總統，是由總統根據議會選舉結果委任，而非民衆選舉産生。
新加坡的這種議會制和總理內閣制，是歐洲很傳統的民主政治體系。
所以，這種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和選票政治，明顯就是西方的。
乍一看，新加坡的政治特點是過程西方、結果東方。
但是，仔細一研究，過程也不那麽西方，結果也不那麽東方。
新加坡一黨執政的不同點在于，人民行動黨是通過議會政府來執政，而不是通過黨直接執政，它的黨組織比較簡單松散。
很多中國官員去考察人民行動黨總部時，都對總部大樓的簡陋表示驚訝。這個執政40年、成就輝煌的黨，總部坐落在偏僻的機場路邊，只不過是一座再普通不過的只有二層高的小樓，辦公室和會議室設備簡陋，夾在居民組屋的中間，黨總部只有11個工作人員。
曾多次有人提議在市中心最繁華的烏節路建一座人民行動黨總部大樓，但經過反複考慮取消了這一計劃。認爲總部大樓建在市中心太顯眼，而且會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于是總部就紮根在遠離市區的居民區。
而且，人民行動黨只有1.5萬名黨員，僅占全國人口千分之三，遠不及越南5%的比例。
人民行動黨簡單的總部和稀少的黨員，表明它沒有、也不可能承擔任何政府職能。這表明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選區人民群衆中。人民行動黨不顯示權力，而是時刻告誡權力來源于選民的選票，不能淩駕于政府權威之上。
這麽一看，新加坡的一黨執政就很不東方了。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新加坡的政治就明顯西式，因爲它的選舉過程，沒那麽西方。
提醒大家思考一點：2020年人民行動黨爲何能以60%的得票率，就能贏得90%的國會席位和90%的選區？
既然新加坡人的投票是真實的，幾乎看不到舞弊的報道，那麽，就只有一個可能：投票機制有利于人民行動黨。
新加坡選舉有一個很有新加坡特色的設計：集選區。絕大部分國會議員來自于集選區。
一般的選舉，是一個黨派在一個選區派一個候選人，但新加坡是一個黨派在一個集選區派4-6位候選人。組團競選，贏家通吃，贏了的全部進國會，輸家挂零。
這種組團模式，是明顯有利于強者。以至于很多時候，反對派在集選區無法湊齊4-6位候選人，人民行動黨自動獲勝；即便反對派能湊齊人數，但由于人民行動黨長期一家獨大，候選人的實力顯著強于反對派。
而且，新加坡還有一點與衆不同：選區不固定，每屆變化。比如，2011年是15個集選區和12個單選區；2015年是16個集選區和13個單選區；2020年是17個集選區和14個單選區。
選區的劃分也不透明，基本上人民行動黨說了算。因此，人民行動黨就把自己的傳統優勢區域劃分爲單選區，把反對派比較受歡迎的區域劃分爲集選區，根據每屆選舉的情況適時調整。
集選區與選區不固定，構成了新加坡獨有的選舉規則。對于這種不公平的特色選舉，新加坡人民黨秘書長詹時中就說過：
“我們在踢一場足球賽，但行動黨卻沒有固定的龍門。他們是用流動的龍門，所以我們很難瞄准射球。”
集選區是1988年由李光耀推出，當時的情況是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顯著低于六七十年代，降到了63%，如果任其發展，人民行動黨的地位不保。
那麽，如果說選舉體制故意設計成有利于執政黨的樣子，還能稱之爲公平的選舉嗎？這就使得，在《經濟學人》公布的民主指數中，新加坡長期處于中遊水平，還比不上馬來西亞和印尼，更不用說日韓了。
所以，你看，單純用東方或西方來形容新加坡或新加坡的某一方面，都不准確。
人民行動黨在黨章開頭就指出：通過代議制和民主政府保障新加坡人的自由。但李光耀並沒有放棄東方的傳統政治目的：穩定是首要任務，他認爲，如果新加坡出現兩黨制或聯合執政，就會陷入爭執不休的大動亂，西方的民主體系顧及個人利益而忽視了社會整體，新加坡要避免這種情形。
李光耀自己說這是“東方式的民主主義”，在政治穩定的基礎上實行漸進式民主。
這種融合的理念也反映在新加坡政府的國家治理上，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維持權力制衡與個人自由，但同時強調服從和集體凝聚力。
新加坡確實實行非常嚴格的管理。爲維護公共衛生和秩序，對違法者處以很嚴厲的處罰，比如在公交車上吸煙會罰款2000新元（相當于月平均工資），在建築物上亂塗鴉會處以數月的監禁。新加坡還保留古代的鞭刑，搶劫、敲詐勒索、聚衆鬥毆，都能判處鞭刑。鞭長一點二米，是用當地帶刺的藤條綁成。
1993年，有個美國移居新加坡的16歲男孩費伊，因爲在街上胡亂塗鴉，被判處6下鞭刑。最後他在回美國時這樣說道“我永遠不會忘記新加坡。”
而且，新加坡還有死刑，但它的死刑不是國際通用的注射和槍決，而是借用中世紀英國執行的絞刑。這種酷刑能讓罪犯臨死前遭受更大痛苦。還有令人驚訝，全球判處死刑比例最高的國家居然是新加坡！
用嚴刑峻法來形容新加坡，並不爲過。
所以，很多國人就認爲新加坡是法家治國，對民衆的管控極嚴。這就屬于錯誤解讀了。
法家不僅不是法治，而且是法治的對立面。法治以人文價值爲准繩，法家反人性；法治是爲了保障民衆的權益，法家是爲了管控和壓榨民衆。一個以民衆爲目的，一個以民衆爲工具；一個是管理，一個是控制，豈可相提並論？
所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無法産生現代文明秩序，而新加坡是公認的現代文明國家。
新加坡的良好治理首先來自于它的法治傳統。法治傳統是英國殖民者的遺産，由李光耀這個英國劍橋大學法學院畢業生以及他的一些從英國學校畢業的同僚們很好地承襲下來。當然，他在繼承英國法治時作了東方文化的改造，這就是他強調嚴刑峻法的一面。
李光耀自己就說，新加坡的繁榮，靠的是法治，而不是什麽儒家思想。
所以，新加坡的嚴刑峻法不僅是指政府對社會的嚴格管理，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按規章制度辦事，而不是靠關系人情辦事，“法來治，不是人來治”。任何人如果覺得執法不公，就可以投訴，新加坡議員們的很大部分精力就用在處理民衆投訴。所以，新加坡的政府很強大，控制了很多社會資源，但因爲有民衆的監督，新加坡政府的清廉全球有名。
新加坡的政府行爲，既沒有東方那樣的官僚主義和腐敗叢生，也沒有西方那樣的爭執不斷和效率低下。東方的一條道路，可以不斷快速重修，利益都進了相關人員的腰包；歐美可以在增設一個電線杆的問題上討論半個月，最終也沒個結果。
也就是說，新加坡采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東方的法家方式，揚長避短，從而催生出一個高效、文明的花園城市。
到過新加坡的人都會感覺到，新加坡人很和善友好、輕松愉快，不是東方的那種冷漠；他們有責任心、守規矩，不是西方的那種散漫。
新加坡的這種融合東西的政治理念，也反映在官員隊伍的建設上。它奉行精英政治，注重公務員隊伍的培養，這很東方；但它的公務員大都是接受西方正統教育。
新加坡實施典型的精英政治，李光耀在《李光耀觀天下》經常強調一個觀點，如果新加坡讓平庸的人來治理，這個國家一定會下沉，化爲烏有。所以，李光耀對幹部有著嚴格的要求，不但要求政府部長有決策能力，而且要有公開解釋政策的能力。人民行動黨領導的政府就像是一個嚴父，辛勤勞作，認真地教化和呵護自己的子女。
新加坡政府彙聚了全國的精英人士，但政府決策不是精英們關門內部討論，而是所有決策都經過公開的辯論，聽取民意，並根據民意作出調整。6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行“兩個就夠了”的計劃生育政策，經過國會反複辯論，李光耀陳述各種理由才實行。80年代這個政策受到廣泛指責，新加坡政府進行了認真檢討，就取消了這個政策，鼓勵國人多生孩子。
爲了讓精英人才對從政有興趣，李光耀采用高薪吸引。很多人說新加坡“高薪養廉”，這是不對的，新加坡的高薪，是爲了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從政；新加坡的廉潔，靠的也不是高薪，而是法治。
在前文說過，李光耀反對兩黨制。但他的理由並不是什麽民主不民主，而是如果這樣做，優秀人才就不會選擇從政，既然參選有落選可能，還要費盡心思打選戰，那些優秀的人何必放棄本業來從政呢？他還說，美國和英國那些議員，都不是各自領域的最傑出人才。
沒有人會願意犧牲美好的事業和高額的薪水，來換取一份薪資大幅降低的工作。所以，新加坡屢次討論部長減薪時，李光耀都是堅決反對，那會導致政府的人才流失。
所以，換一種角度看，新加坡部長的工資看著很高，其實並不高。按新加坡統計數據，部長們原來的崗位都是各行業的精英和高管層，其從政後的收入只有原來收入的70%，而且沒有其它福利待遇，卸任後也沒有退休金或其他特供待遇。
所謂“高薪養廉”，就很多人的自我想像，刻意忽視了新加坡的法治內核，片面強調薪酬，這種避重就輕的看法，在媒體中很泛濫，掩蓋了真相。
新加坡政府的國家治理，簡而言之，就是精英帶頭、人民參與、人民監督，高效而不獨斷，民主而不民粹。
所以，你看，新加坡的政治運作，處處體現著東西方的融合與智慧。
李光耀稱之爲“帶有家長制化身的東方式民主主義”。
超乎絕大多數人意料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人民行動黨長期以社會主義政黨自居，新加坡長期以社會主義爲政治目標，這一點似乎被人遺忘了。
只不過，新加坡的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列甯主義。
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就是主張通過議會鬥爭而非階級鬥爭、漸進改革而非暴力革命、勞資合作而非勞資對立，來建立以中産階層爲根基的、人人機會平等的社會主義體制。
在這方面，英國工黨的成就最早、最大。
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成立時，由于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深受英國影響，李光耀就學習英國工黨，創建了一個英國工黨式的社會主義政黨，把民主社會主義作爲自己的意識形態來源。黨章明確寫出：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的、非共産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時候，新加坡還沒有獨立。
可見，新加坡在誕生前，就已經被注入了東西方融合的色彩。你很難說，人民行動黨到底是資本主義政黨，還是社會主義政黨？
就如同，你很難說，新加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
人民行動黨的元老、新加坡原副總理拉賈拉南，曾對新加坡的民主社會主義作出精辟總結：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和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李光耀持同樣的看法：一個本質上仍是資本主義自由企業的制度和一個社會主義政府。
通俗點講，用資本主義創造財富，用社會主義分配財富。
那麽，追根溯源，如果我們知道人民行動黨一開始的民主社會主義目標，自然就對上述所有的政治“東”“西”雜糅表示理解了。
無論是新加坡的種族國情，還是李光耀最初的選擇，新加坡注定了要走東西結合的獨特道路。
一些網友喜歡引用李光耀1992年在香港大學回答“末代港督”彭定康提問時講的一句話：
“我從不相信民主會帶來進步，我認爲民主只會帶來退步。”
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後面還有一段話：
“需要的是經濟的發展進步，和大批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産階級，這樣才可以支撐維系起一個民主社會。當你有六七成的民衆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知道什麽可行什麽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是有意義的！”
他在《李光耀觀天下》一書中說：
“曆史已經清楚地表證明，無論在哪一種社會，自由市場都是組織生産性力量的最有效方式。”
但他馬上又說了一句：
“讓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毫無節制地發展是危險的事，因爲這會引發暴亂並導致社會契約破壞。”
你看，他說的話給人一種先禮後兵的感覺：給你一顆甜棗，再給你一巴掌。最終你也分不清他的立場到底是不是你這邊。
李光耀與鄧小平會晤，全程說英語，彰顯自己是新加坡人，有意淡化新加坡的中國色彩。但是，他在《李光耀回憶錄》裏有一段非常打動我的話：新加坡的曆史不是一百年前，而是早在五千年前中國文明創始時就已開始，中華曆史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繼承了這個傳統和文化。
所以，中國人和美國人或許都尊敬他，但都不大喜歡他，總感覺不是一路人。但中國人和美國人都還挺喜歡新加坡這個國家的，樂于去新加坡旅遊、經商、留學。
霍梅尼說：“不要東方，不要西方。”李光耀用實際行動爭鋒相對：
既要東方，也要西方。
2018年電影《無問西東》講述了四個年輕人，對青春滿懷期待，但因爲時代變遷在矛盾與掙紮中一路前行，最終找尋到真實自我，實現涅槃。這部電影的片名和內容挺適合新加坡的。
問道東西，無問西東，既不是東方，也不是西方，新加坡就是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