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世紀最負盛名的蘇格蘭攝影家約翰·湯姆遜，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禦用攝影師，後人更把他譽爲攝影界的“馬可·波羅”。
1862年，25歲的約翰·湯姆遜遠渡重洋，踏上當時英國在東亞的殖民地──新加坡，用鏡頭記錄下許多珍貴瞬間。這不禁令人好奇，他眼中的新加坡，到底是怎樣的？
以下內容摘選自新加坡前資深新聞工作者徐伏鋼新書《海島上的家園》：
蘇格蘭攝影家約翰·湯姆遜（John ftomson, 1837–1921）被公認爲19世紀攝影領域的一座豐碑。
北京故宮博物院年輕的清史專家王志偉，不久前應新加坡國家文物研究中心之邀，來本地演講故宮院藏曆史照片。我特地跑去書店買了一部本地學者葛月贊20年前編著的《新加坡圖片史》相贈。我說，最早爲北京故宮拍攝照片的那批歐洲人，都是從海上取道新加坡登陸中國的。他們當中成就最大的一位，就是約翰·湯姆遜，《新加坡圖片史》對此有零星記載。
湯姆遜很少爲自己拍照，這是他後來回到倫敦後拍攝的照片，十分難得。
我最早是從研究本地先驅攝影家葉暢芬入手，對新加坡攝影史開始産生興趣。隨後四處搜羅各方資料，發現本地留存下來的曆史照片，其實比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更加古老。然而，這一曆史事實至今似乎並沒引起本地攝影界特別關注，尤其對約翰·湯姆遜本人的研究，幾乎還是一片空白，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湯姆遜出生于愛丁堡，天資聰穎，14歲那年開始在當地一家光學儀器廠做學徒，正趕上當年歐洲發明新的攝影術。他白天工作，晚上去著名的瓦特藝術學院（Watt Institution and School of Arts）學習，幾年後獲得該院“終身學位”。
一手掌握新興的攝影術，一手持有瓦特藝術學院“終身學位”，按理說湯姆遜那時留在家鄉發展商業攝影，完全可以如魚得水。
大多數人的眼光還是不及這位蘇格蘭小夥子，沒有他那樣的勇氣和魄力。1862年4月，25歲的湯姆遜毅然離開自己的故鄉，遠渡重洋來到赤道邊上的新加坡，投奔島上百得裏路（Battery Road）做海事光學儀器生意的哥哥威廉（William）門下。百得裏路至今依然襲用舊名，沿萊佛士坊穿城而過，是現今的國際金融中心，當年是本地最繁華的“商業廣場”。
湯姆遜絕對是一個善于炒作自己的生意人。他拍照片，一不爲附庸風雅，二不爲怡情娛興，三不爲“打龍”獲獎，說白了就是爲錢，就是利用商業攝影來建構自己安生立命的事業。就這點來說，今天的我們大多自愧不如。
1862年5月3日，湯姆遜還在來新加坡的航船上，就通過威廉在本地《海峽時報》刊登“告白”：
攝影師J. 湯姆遜先生將于6月抵達新加坡。
登陸新加坡後，他馬不停蹄開辦自己第一間照相館，並在6月14日的《海峽時報》上堂而皇之刊發廣告：
攝影師J.湯姆遜先生已乘船抵達，
在雷斯克上尉處籌辦照相館，濱海路3號即是。
16日周一開張，服務訂單請送至百得利路3號，恭候光臨。
他甚至還在1863年出版的Straits Calendar and Directory（《海峽日曆與名錄》）上廣而告之：“湯姆遜兄弟。天文鍾、光學及航海儀器制造。地址在百得利路3號及濱海路3號。”
年輕的湯姆遜高頂禮帽，燕尾長服，紳士手杖，洋派十足，先後在新加坡留居近6年，拍攝了許多珍貴的人像攝影和風光照片。其間，他也短暫去過暹羅（今泰國）和柬埔寨，爲兩國皇室成員拍照，並成爲史上第一個爲吳哥窟拍照的攝影師。
當年《英國攝影雜志》（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曾這樣評價他的作品：“這些照片很美，有很高的內在價值，精致、柔和，風格冷峻，技術完美，即使是國內的攝影師都很難超越。”
湯姆遜能說會道，公關水平一流，善于宣傳推銷自己的作品。通過出版畫冊，或者在歐洲雜志上刊發配圖文章，他不但很快在本地、也在歐洲打響了知名度，成爲19世紀最負盛名的攝影家之一，也因此爲自己的攝影作品建立了廣闊的市場基礎。
新加坡島上的兒童。湯姆遜攝于1863年左右。
湯姆遜實在太好命，在他那個時代，甚至社會紀實攝影照片也具有豐厚的商業價值。
他坦白地說：“我很喜歡攝影。這個職業收入不錯，還很有意義，能滿足我在旅行和出版方面的雙重需求。”二年輕的湯姆遜不乏版權意識和商業頭腦。他總是不忘在自己拍攝的膠片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以免作品被人盜用，因而生前從未有過版權方實面的糾紛。攝湯姆遜在新加坡時期拍攝的照片原作，現今大多收藏在倫敦的維爾先康姆學會（Wellcome Institute），東京富士美術館也收藏了部分作品。
《新加坡圖片史》中多張湯姆遜拍攝的照片，就是從富士美術館翻拍的。湯我國留存下來的曆史照片當然數量衆多，但由于時代久遠，如今很多已難以辨識其作者了。不過我相信，其中肯定不乏當年湯姆遜留下的作品。
1868年，湯姆遜帶了兩名新加坡助手，一位叫阿洪（A Hong），一位叫阿康（A Kum），到香港開辦照相館，並在那裏娶妻成家。不久，因當地照相館行業競爭激烈，湯姆遜又帶阿洪和阿康，攜帶全套照相器材，由廣州進入中國大陸繼續北上，一路走一路拍，甚至通過傳教士馬雅各（James Marxwell）引薦，踏上福爾摩沙（今台灣）島，成爲第一位爲台灣留下影像的攝影師。
湯姆遜前後在中國逗留近4年，在那裏拍攝了大量社會紀實照片，後來帶回倫敦出版了四大卷巨著《中國與中國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and Its People），轟動世界。在這套重17公斤的大部頭著作中，湯姆遜向西方人呈現的不僅是新奇的異國風光，風景地貌、建築風情之外，他也對當地的人文、社會觀察入微，主題廣及街頭乞丐、販夫走卒、達官貴人、平民生活、皇室儀典和社會問題等。湯姆遜因此一舉成名天下知，成爲19世紀最重要的紀實攝影家。
1873–1874年，湯姆遜在倫敦出版四大卷巨著《中國與中國人影像》，震驚了當時的西方世界。
接下來讓我們回過頭來，隔著150多1873–1874年，湯姆遜在倫敦出版四大卷巨著《中國與中國人影像》，震驚了當時的西方世界。
年的時空，再來細細玩味當年湯姆遜筆下的新加坡吧。
湯姆遜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攝影家，一位訓練有素的速寫畫家，一位成功的藝術商人，同時他也握有一支生花妙筆，是一位多産的旅遊文學作家。他的文字生動俏皮，風趣幽默， 耐人回味。
我們先來看看他在記敘遠東地區的《十年遊記》（The Straits of Ma- 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中，如何描繪當年他所親眼見到的新加坡：
“沿著百得利路，來到滿布馬來舢舨和中國駁船的小港灣。從新建的鐵橋跨越這個港灣後，便來到濱海路與散步道，在這裏可以看到一些維護完善的歐式旅館，從庭院的樹叢中隱約探出一角。散步道沿著一塊綠油油的美麗草地繞了一大圈，草地可以作爲板球球場與遊樂場，而大道本身也是一處時髦的休閑場所，每到晚涼之際，移民的妻子家人便會搭上馬車，不停地在大道上來往穿梭，走上一兩個小時。”
他還寫道：
“新加坡獨特的美卻是少有島嶼可以匹敵。幾座矮丘使得景致更富變化，還有又寬又直的公路在山巒間的平野上向前延伸。走在這些公路上，常常可以見到路旁有綿延數英裏的果樹，或是常綠棕榈樹所延伸出來的綠色隧道。從這些林蔭大道上，還可以望見遠處山坡或山頂上，外國僑民住家的紅瓦屋頂。通往這些歐式住宅的道路又長又美， 總能贏得陌生訪客的贊賞。住宅的四周仍是同樣濃密的綠蔭，此外還有修剪得方方正正猶如石牆的野生天芥菜樹籬，總之是一道結結實實卻又開著金色、紫色花朵的綠葉壁壘。
在這些樹籬裏面，寬闊低垂的香蕉葉輕輕搖晃，爲底下熾熱的小徑扇涼， 而頭頂上，棕榈樹梢間則有涼風習習。一座精致的花園、一片修剪整齊的草坪和一方草地槌球場，都是住宅周圍常見的景致。”
在湯姆遜筆下，當年的獅城新加坡簡直成了殖民者在遠東的美妙天堂：
湯姆遜畫筆下的馬來人茅屋。
“每天大清早，這個地方總有一種說不出的魅力。空氣涼爽，令人心胸舒暢。我們在一群特意留下沒有砍伐的林木間，看見盛開的胡姬花從樹枝上垂挂下來，鼻中聞到的全是這美得離奇的植物散發出來的濃郁香氣。頂上的枝葉間二和下方的灌木叢中，傳來鳥兒不成調的啁啾或嘎叫，灌木上還有旋花屬植物開出上百朵花，妝點得色彩斑斓。四下裏放眼望去，要不是蘆荟的細莖自重重劍葉中挺出，將白色的筒狀鍾型攝花撐得高高的，就是深橘色的鳳梨從環狀的綠色肉質葉片裏探影出頭來，吐出它成熟的香味。”
書中記載，當年居住在島上的英國人有自己專屬的俱樂部、保齡球場、壁球場和賽馬場。野餐的機會極多，也常常在自家洋房裏舉辦聚會，加上劇院的演出和市政廳的音樂會，生活多姿多彩，讓人樂不思歸。湯姆眼遜甚至還詳細記敘了自己在島上馴馬和打獵的故事。另一方面，他對當時中華人和華人組織的印象，卻並不十分友善。（湯姆遜筆下對島上的馬來人新和印度人，同樣也多有諷刺挖苦。）加他在書中寫道，當地那些華人買辦個個生意精明，隨時隨地精打細算，值得信賴，但他們“永遠是一副好逸惡勞和腦滿腸肥的有錢人模樣”。他說這些華人“非常不雅觀”，許多人在街上“幾乎是一絲不挂”，少數幾個壯實一點的漢子，總喜歡展示自己肥嘟嘟的身子，坦胸露肚，自以爲能引來羨慕的目光。
他指出：“華人一向熱中于結黨組會，而致使他們陷得太深。他們首先將內部結合起來，盡可能地彼此幫助，等到時機成熟，便壟斷買賣、控制市場。當他們覺得組織的力量夠強大時，便訂立法規來約束並保護會員，同時與當地政府相抗衡，原本單純以營利爲目的的行會，于是演變成半商業、半政治的組織。”
在湯姆遜眼裏，這些南來的華人“抽煙片，信口齒黃，只要一逮到機會就會不老實、耍伎倆”。
以上這些對早年華人的記敘和描寫，或許有它一定真實可信的成分， 但作者爲博得歐美讀者歡心，站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立場，更以白人至上的姿態，趾高氣揚地指責甚而可以說汙蔑我們的華族先輩，令人斷難苟同。比如他在書中寫道：“他們（華人移民）雖然引進了勤奮的習性和最低廉、最有效率的勞力，卻也同時帶來了粗暴的性情、令人難以接受的宗教，以及一些可能玷汙全人類的重大惡習”。
湯姆遜後來回到倫敦，被女王陛下授予金質獎章。他開講座，賣照片，辦影展，在當地雜志刊登圖片和遊記，又依仗其如日中天的聲譽， 在白金漢宮旁的梅菲爾（Mayfair）上流社會居住區開辦照相館，取得 “皇家禦用認證”，更因此自诩“女王陛下的攝影師”。
晚年時期的湯姆遜手頭尚存1000多張底片，後因辦公室搬遷，無力繼續保存，便提議以每張10先令的價格出售300張給一位叫維爾康姆（H. Wellcome）的富商，余下700張則以每張5先令計。此事前後拖了近兩年，雙方你來我往寫了好多信函洽商，甚至到後來全都底片都已送入對方存放好幾個月， 交易一直懸而未決。
1921年9月30日，83歲的湯姆遜在倫敦街頭乘坐有軌電車，因心髒病突發不幸去世。
一個月後，湯姆遜的兒子紐蘭德才從維爾康姆手中得到了一張20英鎊的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