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加坡惠安公會産業，看本地會館建築的文化價值與宗鄉文化

華族宗鄉機構的創辦與發展仰賴社群的力量，基建工程需要大筆經費，籌款是耗費精力的過程，卻也是凝聚會員的過程。惠安公會建築發展曆程顯示的，便是社群人脈資源的總動員。

1951年惠安公會趙芳路會所，陽台尚未封閉。

對于新加坡而言，宗鄉機構是特殊的存在，這些依靠血緣、地緣、業緣形成的互助組織，依靠集體的力量籌措經費，爲會員提供服務，擁有廣泛的群衆資源，依靠領導與信念凝聚起來。在華族宗鄉文化日益式微的年代，能夠生存下來的機構多半仰賴先輩留下的産業，在房地産價格飛漲的年代無須爲活動空間擔憂，還能依靠産業收益維持日常運作。

盡管會館建築遍布新加坡，其産業曆史大多記錄在紀念刊中，一般公衆對于會館産業了解不多，也鮮少爲島國規劃與建築史研究所關注。事實上，一些成立較早的大型宗鄉機構，除了擁有會所和廟宇，也曾購買土地設置義山，由于城市發展的需要，一些會館産業，特別是占地廣博的義山往往爲政府所收購，會館産業發展受到城市規劃與建築條例的影響，其建築的興建體現了特定曆史時期的社會意識。

新加坡惠安公會（原名星洲惠安公會）起源于1923年7月13日的一次聚會，28位惠安人在郭枚生位于老爺宮（即菲立街，Phillip Street）37號的益隆棧二樓，召開第一次旅星惠僑聯合會籌備會，于1924年在華民政務司署完成注冊，租用衣箱街（即北京街，Pekin Street）8號二樓作爲會所。近百年來通過曆代會員的努力，産業得以發展至今日芽籠29巷的規模，其發展曆程映射著新加坡從殖民時代到獨立的城市演變，是島國文化遺産的一部分。

租賃與興建店屋會所

趙芳路5號英和商務公局（左）與7號原惠安公會會所（右）同時興建。

會館作爲民間團體，其産業購置經費來自會員群體的捐款，捐款人來自各階層，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影響著募款成果，進而影響産業購置。惠安公會成立後第二年即決定購置會所，在蘇媽英與謝榮西的帶領下，兩年間籌得4萬元，于1927年購得工商補習學校位于英莪街（Enggor Street）30號校地，在1929年遷入這一産業前曾暫租于俊源街。時逢世界經濟大蕭條，建築捐未能全部到位，無奈于1931年出售這一産業，除了償還債務，僅余款4000元寄存于謝榮西處，暫租若泉路（Jiak Chuan Road）12號作爲會所。

1932年，在謝榮西等人的領導下，惠安公會再度倡議興建新會所，恰逢武吉巴梳一帶規劃店屋街，購得趙芳路（Teo Hong Road）7號地塊興建會所，同樣面臨經費不足問題而采取變通方式。因惠安人多從事建築業，在謝啓山的介紹下，承建隔鄰地塊英和商務公局（即趙芳路5號）建築，以收取的工程費抵消興建會所的費用，鄉親有的報效建築經費和材料，有的提供勞力擔當木工、泥水工等。這兩棟毗鄰建築同時設計興建，于1932年動工，1934年竣工。

建成後的會所爲三層高店屋，建築面積約400平方米，外觀爲裝飾藝術風格，山花塑有“星洲惠安公會”字樣，檐口下方盾形裝飾有“HA”（惠安的英文縮寫），大門正上方懸挂公會牌匾。會所應對多種活動需求，一樓爲禮堂與座辦辦公室，禮堂正中懸挂孫中山遺像與黑板，可以舉行會員大會、頒發獎學金儀式、餐聚等大型活動，1937至1940年曾開設惠群小學，戰後亦在此開設學習班；二樓爲多功能會議室，也作爲乒乓球等文娛聯誼空間；三樓爲外埠來新同鄉提供臨時住宿。

與時俱進的産業置換

日據期間惠安公會關閉，戰後複會，于1947年12月14日成立互助會，1953年正式設立清寒學業優異獎學金，1957年增設大學獎學金組，經費來源需要每年募捐，爲了保證經費來源，1962年時任正副會長張泰助與駱水興，倡議購置産業生息作爲教育經費，帶頭各自捐出5000元，一年之間籌得6萬余元，于1963年購得樟宜卓灣（Toh Crescent）9號，1964年購入卓嶺（Toh Height）20號，將這兩處獨立洋房出租，以租金和教育禮券收入作爲獎學金來源。1971年英軍從新加坡撤退後兩處産業閑置，遂于1972年將産業售出，將款項存于銀行生息作爲獎學金來源。

1950年代惠安公會會員增至超過千人，會所空間緊迫，將二樓與三樓臨街陽台封閉加以利用，每逢舉辦周年紀念宴會須要沿街搭棚擺桌。1967年時任正副會長謝德順與黃桂森倡議籌建新會所，成立建築委員會，延攬有建築經驗的鄉親主持大計，建築顧問爲張泰助與王水九，泰助去世後由何隆基接任，泰助之子東華加入公會擔任建築委員之一，建築主任爲康坤成與楊再元。在專業人士的主持下，建築委員會擬定建築大綱，兩位會長分別認捐建築基金的15%和10%，以此作爲募捐號召。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獨立，推動市區重建計劃與加強社團管理，惠安公會的新會所計劃面臨新挑戰。公會于1969年買下加東因峇路（今安珀路，Amber Road）13號土地，聘請建築師繪圖設計，由于加東在規劃中劃定爲住宅區，不宜興建社團會所，前後三次向國家發展部提出申請而未獲批准。1972年，時任正副會長莊奇發與駱水興，繼續領導新會所建設，于1973年4月將安珀路産業售出，進而購買加東德明路（Dunman Road）512及514號並連式建築作爲新會所之用，由于同樣原因而未能獲准。

在加東興建與購置會所遭遇的規劃限制，促使惠安公會在土地購買時更爲謹慎。1976年駱水興擔任會長，柳傌春和張建金爲副會長時，重新組建新會所籌建委員會，聘請莊奇發與張泰煌爲正副主席，王水九與張東華爲正副建築顧問，在確認可以興建會所後，以21萬元購得芽籠29巷7號地塊。然而，公會面臨另一挑戰，在新土地法令規定下，社團若有非公民會員，不得擁有兩處及以上産業，不得不于常年會員大會修改章程，馬來西亞籍前會長莊奇發退會，芽籠會所建成後又將趙芳路7號會所出售。

芽籠會所的興建擴建

芽籠29巷惠安公會會所。

惠安公會位于芽籠的會所于1978年3月31日動工興建，落成于1979年5月20日，坐西朝東的四層高鋼筋混凝土建築，占地975.6平方米，總建築面積1810平方米（不含地面架空層及屋頂天台），設計師是楊繪測師與鄭工程師（Tay & Yeo Associates）。建築爲簡潔實用的現代風格，將樓梯與廁所等附屬用房布置在東西兩側，中央爲南北向通透，可以靈活布置，僅設四個柱子的開敞空間，結構工程師鄭景耀采用密肋樓板（Waffle floor slab，又稱華夫板）結構，淨跨度超過12米，這一特殊結構對施工工藝有著極高要求，在二層的舞蹈教室可欣賞到富有韻律美的密肋樓板。

芽籠會所是惠安公會最爲重要的産業，提升其利用率與價值一直是曆任領導關注的問題。2000年在時任會長王漢章的領導下，曾計劃大規模擴建會所，後因沙斯疫情影響難以籌措經費而無法落實。于2005年對大禮堂進行全面修繕，以配合次年第四屆世界惠安泉港同鄉聯誼會的舉辦，禮堂安裝了冷氣和音響設備，大大提升使用舒適度與利用率。

2009年，在時任會長謝福崧的領導下，再度啓動擴建工程，獲得柳傌春後裔的巨額捐款支持，啓動大規模募款，工程于2011年1月30日動工，2012年2月5日落成。這一擴建工程圍繞改善垂直交通問題，在沿街一側設置電梯，將大禮堂前台階改建爲有蓋大平台，作爲緩沖和延伸空間，平台下設置殘疾人廁所及多功能廳。與此同時，成立建築管理委員會監管空間使用，重新調整樓層用途，將公會辦公集中到四樓，其余樓層靈活出租以增加財政收入。

自2018年起，在現任會長郭庭水的領導之下，逐步展開建築的全面修繕與文化特征的塑造。除了更換老舊設備、線路、門窗等，重新裝修一層大禮堂，設置展示惠安風土人情的文化走廊，以玻璃門窗圍合禮堂外平台並安裝冷氣，鑲嵌兩幅以當代惠安爲主題的迎賓石雕，以祖籍地惠安的有形文化吸引與教育年輕一代，突顯會館的個性特征。

會館建築的文化價值

華族宗鄉機構的創辦與發展仰賴社群的力量，基建工程需要大筆經費，籌款是耗費精力的過程，卻也是凝聚會員的過程。惠安公會建築發展曆程顯示，基建工程的展開是社群人脈資源的總動員，集合同鄉的專業人才，例如地産界翹楚同榮兄弟有限公司的張泰煌、張泰助兄弟，及第二代的張東華，建築界先驅王水九，結構工程師鄭景耀，建築師康偉民，以及承包商孫禮鋒等，這些人才讓産業的發展更爲專業化。

華族會館有逢周年大慶的習慣，會館建築的興建修繕是對外展示成就的最佳方式，借此加強與祖籍地和其他同鄉團體的聯絡。1934年趙芳路會所建成之時，槟城惠安頭家劉玉水和許生理各自捐款500元爲公會添置家具，至今保留在會所中；1987年惠安縣歸國華僑聯合會贈送一對石獅，安放在會所前；2009年會所擴建時，在臨街圍牆上鑲嵌一堵12米長，1.4米高，9公分厚的石雕景壁，題爲“同鄉·同夢”，是中國石雕藝術大師惠安人王向榮創作雕刻。

華族宗鄉機構伴隨新加坡成長，會館建築的選址建設受到城市發展的制約。惠安公會建築發展曆程也顯示，得益于殖民時代店屋街的規劃開辟，經費有限的會館得以租賃或是購置店屋作爲會所。建國之後，因市區重建計劃的推動和社團管理的加強，謀求大空間的會館逐漸從曆史城區向新區遷移，會館建築展示了不同時代的審美趣味與技術特征，是島國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産，需要更好地發掘與定義。會館在傳承祖籍地文化的同時，塑造與強化建築的文化個性，無形的文化資産將有助于提升有形資産的價值。

文／攝影：陳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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