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月1日起，小販中心食客用餐後須歸還托盤和餐具，也不能留下紙巾和食物殘渣等垃圾，違例者會接獲書面警告或面對罰款。（海峽時報）
作者 盧麗珊
（9月1日）下午4點55分，還未到吃晚飯時間，平日斷食的我決定“犧牲“一下，特地去宏茂橋中心的小販中心多吃一餐。
點了笨珍幹撈雲吞面，拿著托盤坐到托盤收集區對面，一邊細嚼慢咽炸雲吞和脆彈面條，一邊觀察食客因疫情變得更爲稀少、燈火昏沉小販中心內的人和物。
多麽稀松平常的一天，可是這一天畢竟不平常，因爲從昨天起，小販中心食客用餐後須歸還托盤和餐具，也不能留下紙巾和食物殘渣等垃圾，違例者會接獲書面警告或面對罰款。
至于咖啡店和食閣，當局會從明年1月起才執法，並會事先給予兩個月的適應期。而小販中心的三個月適應期前天屆滿，6月開跑時首日就有4500食客接獲執法人員的提醒。
雖然昨天吃完這一頓雲吞面，我還是會像過去一樣，把托盤歸還，不需要強制，不需要規勸；我甚至還會像之前那樣確保食物的汁液一滴都不會留在桌面，以紙巾擦一遍才留下幹淨的桌面給別人。
但是這一餐過後，我們很清楚這一切都改變了。行爲還是一樣的行業，但是內心對“殺雞用牛刀“的治國作法以達到改造社會行爲爲長遠目標表達理解，但是感情上無法苟同，也感到不安。
小販中心午後悶悶的氣氛氤氲不去，據我當時觀察這個時間段大部分人都是單獨來吃，安靜得不得了，吃完又獨自把托盤送到托盤收集區，即使沒有用托盤的人也會把手上的紙盤和紙巾帶走。
然而也是那麽一幅妥妥太平景象的背後，見證我們公共生活中的刑罰範圍和行爲規範化的再度擴大和加深、人民與政府關系的微妙變化以及人身自由的“壓縮“。
（海峽時報）
我不禁回想： 我們是怎麽逐漸走到這一步？我們是不是只能走這一步？
首先，我們來梳理之前“失敗“的原因
很多食客不願意歸還的理由之一，是認爲作爲消費和支持小販的客戶，用餐後由清潔員工收去餐盤和清潔環境是服務配套之一，內心自然不願意多跑一趟。
既然想賺取食客的錢，既然要經營成功的小販中心，以幹淨的環境和誘人的美食吸引食客，不就是缺一不可的基本條件? 既然如此，現在錢還是照樣想賺食客的，卻想省下維護清潔的費用，這就讓很多人心理過不去，心有不甘，産生強烈的抗拒心理。
除非是食客的認知有誤，那小販中心管理者是不是本來就該把清潔衛生的成本計算在內？ 千算萬算，難道沒有把這條帳算進來？左思右想，難道沒有把短缺的人力資源處理好，管理好？
很多食客不願意歸還的理由之一，是認爲作爲消費和支持小販的客戶，用餐後由清潔員工收去餐盤和清潔環境是服務配套之一，內心自然不願意多跑一趟。（新報）
一個以清潔聞名世界的發達國家，爲什麽會在自家後院還是我們天天都光顧、溫飽我們肚子、拉近人民距離的小販中心和咖啡店裏，狠狠的栽了跟鬥？這一環節爲何要落得如此焦頭爛額，甚至慘不忍睹，狼狽不堪？
第一個層面的“失敗“是商業性質的失敗。
第二個層面是管理上的失敗
即使到今天爲止，貌似托盤都由食客自行送到，但是收集區的狀況還是令人尴尬萬分。 托盤即使送來還是沒有及時清理，推擠不堪，工作環境也非常惡劣，人手還是不足，那麽托盤送回來的後期作業依然沒有妥善解決。
因此，問題不是在于食客有沒有歸還托盤，而是管理本來就出現嚴重的問題！
這個情況在過去更嚴重，有時不是食客不願意歸還托盤，而是托盤收集區非常肮髒，淩亂，還未靠近就異味強烈，看了簡直倒胃口，根本不想靠近。
（聯合晚報）
可憐的工人甚至用非常不專業和不衛生的方式或原始的工具收集碗筷，似乎毫無訓練就草草“披甲上陣“，一張濕哒哒的髒桌布就在你吃飯的當兒”啪“的一聲響起，有時還會氣人的彈起水珠。
又例如年老工人用繩索推拉堆滿碗碟的塑料桶，搞得小販中心震天響，這樣的景觀似乎跟國民美食一點都不符合吧？
架子上的托盤往往堆積如山，讓食客根本無從放置托盤，甚至小心翼翼的見縫插針。
由于管理和設計欠佳，這些收集站往往間隔很遠，對于腿腳不方便的老年人能出門吃一餐已經不容易，還要他們吃飽去尋找收集站，簡直難上加難，心理自是非常抗拒，怨聲連連。
小販中心內的托盤碗碟收集區兼清洗區。（新報）
更別提哪個偉大的人腦想出先讓食客付托盤的費用，歸還時才還錢的愚蠢作業，骨子裏對人性的不信任和醜陋嘴臉都一股腦晃到你眼前來了，讓人內心更是反感之極。難堪的不止是一臉尴尬的攤販，更是無所適從和不願服從的食客。
不管是小販中心整體的衛生條件、員工的培訓、人性化的空間設計、員工的工作環境以及專業的清理工序，層層面面都需要翻天覆地的改進，絲毫沒有自滿得意的基礎和理由。
當我們小販中心榮獲聯合國非物質遺産榮譽的時候，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還真好意思呢！”。
新加坡小販中心的管理問題多多，還真的快要聞名于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