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指出，GFCI每半年更新一期，單獨一期的排名結果不能代表競爭力變化的整體趨勢。GFCI得分中來自全球金融從業者的主觀評價占有較高權重，這也使得該指數在一定程度上爲“情緒”所左右。不過，上海金融中心競爭力從上一期的第三滑至第六，背後反映出代表亞洲經濟體的、紐約和倫敦之後的第三個“全球金融中心”仍然懸而未決。
9月24日，第30期GFCI指數公布。
報告顯示，紐約在GFCI指數中位居榜首，這一城市已連續三年位居榜首。倫敦位居第二，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位居第三、第四名。
與此同時，中國內地金融中心排名出現整體下滑，上海從第三跌至第六，北京從第六到第八，深圳從第八到第16，廣州從第22到第32。
不過，在對金融科技中心的調查中，紐約和上海保持第一和第二名，倫敦上升兩位至第三名，因爲英國將對金融科技有利的政策作爲優先要務。
紐約、倫敦繼續名列前二
報告顯示，第30期GFCI指數總體平均評分下降了12.9點（2.05%）。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改變，但這是平均評分連續第三次下降。
報告分析稱，整體評級水平繼續低于2019年，反映了國際貿易，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地緣政治和地方動蕩帶來的持續不確定性。
其中，亞洲/太平洋中心評級普遍下降，可能表明該地區在新冠時期獲得的經濟收益趨于平穩。而北美中心表現良好，顯示出對美國和加拿大經濟的樂觀態度。
“我們在第30期GFCI的結果中看到兩種模式：經過2020年的疫情沖擊後，對北美和西歐經濟複蘇的信心，以及隨著亞太金融中心迅速崛起和其在新冠疫情期間經濟穩定後，呈現平穩狀態。”GFCI指數發布方Z/Yen執行主席邁克爾·梅內裏（Michael Mainelli）稱。
Z/Yen指數部主任Mike Wardle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倫敦和紐約作爲金融中心繼續繁榮發展，因其值得信賴，對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開放，並擁有廣泛的高質量金融和專業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金融中心能夠在許多經濟體中運作，而不僅僅依賴于當地的經濟條件”。
而對于亞太地區的評分回落，Mike Wardle認爲，亞太地區的發展已經持續多年，此輪回落屬于正常的重新調整，仍需等待指數的下一個版本，再去判斷這是否是一種趨勢。“目前回落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亞太地區自己缺乏信心，他們在評估該地區中心的表現時更加謹慎”。
Mike Wardle從事指數評級工作多年，在他看來，一個真正優秀的國際金融中心需要包括五個要素：有足夠多的國際員工、成爲成功人士希望居住的地方（安全、接受教育、文化）、能很好地維護自己聲譽（建立聲譽需要20年，而毀掉它只需5分鍾）、值得信任的系統、法律和人，信任是將所有關系聯系在一起的粘合劑，此外，還要運行對所有人開放的公平系統。
“情緒指數”
Z/Yen提出，中國內地金融中心排名整體下滑，直接原因是“問卷調查中全球（特別是亞太地區）金融從業人士對中國金融中心的主觀評價明顯下降”，根本原因是“中國‘抗疫經濟’紅利正在消退”。
分析人士指出，應當科學看待單獨一期的排名結果，不能機械理解GFCI的得分排名。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研究員余淩曲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GFCI每半年更新一期，單獨一期的排名結果不能代表競爭力變化的整體趨勢。GFCI得分中來自全球金融從業者的主觀評價占有較高權重，這使得GFCI指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情緒指數”。
“從前幾期GFCI的得分來看，全球經濟面臨疫情巨大影響，而中國經濟風景獨好，全球金融從業者對中國經濟金融體系的樂觀正面情緒推動中國金融中心的GFCI得分和排名快速上漲。而伴隨主要大國經濟陸續開始複蘇，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給金融中心帶來的聲譽紅利明顯消退，全球金融從業者對歐美金融中心的樂觀情緒快速上升，一降一升的情緒波動成爲國內金融中心排名整體罕見下滑的主要原因。如果拉長時間來看，中國金融中心‘趕超式’發展和排名持續上升的勢頭非常明顯，未來十分有希望再次回到上一期的排名，甚至進軍更高名次。”余淩曲說。
“內戰”比“外戰”更激烈
此次排名中，上海從第三滑落至第六。此前，上海在2020年9月和今年3月的GFCI排名中位列第三。
“全球第三”是亞洲金融中心取得的最好名次，香港、新加坡和上海都取得過這一名次。上海金融中心競爭力從上一期的第三滑至第六，背後反映出代表亞洲經濟體的、紐約和倫敦之後的第三個“全球金融中心”仍然懸而未決。
余淩曲認爲，上海排名下降，一方面是因爲“亞洲第一金融中心”的競爭非常激烈。在GFCI 30的結果中，香港、新加坡、上海之間的分數差距僅爲1分和2分，這在“千分制”排名體系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未來，誰能代表亞洲成爲紐約（美洲）、倫敦（歐洲）之後的第三個“全球金融中心”仍然有很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是因爲上海的“國際聲譽”在本次評價中成爲減分項。由于GFCI排名一定程度上由“情緒”掌控，在亞洲主要金融中心得分差距很小的情況下，金融從業者的情緒影響更爲顯著，而上海的主觀評價得分下滑導致得分和排名明顯下降。
“不可否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硬實力’非常強大，金融市場規模在亞洲乃至全球都處于領先地位，未來還需要加強營商環境、人才環境等‘軟實力’建設。比如在金融人才吸引力上，對于GFCI問卷中‘哪些金融中心有足夠吸引力、可作爲替代工作生活場所’問題，上海得到27個肯定答複，遠低于香港的97個和新加坡的64個。”余淩曲表示。
2020年，是上海實現“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這一國家戰略目標的收官之年。今年8月24日，上海市政府發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四五”規劃》（下稱《規劃》），對未來五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出了明確的發展方向和任務措施。
《規劃》提出了1個總體目標和6個具體目標。總體目標爲：到2025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能級顯著提升，服務全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用進一步凸顯，人民幣金融資産配置和風險管理中心地位更加鞏固，全球資源配置功能明顯增強，爲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奠定堅實基礎。
余淩曲表示，目前，上海、香港、新加坡是亞洲金融中心的“三強”，而且上海金融中心的市場規模優勢、經濟腹地優勢、資源集聚優勢等是香港、新加坡無可比擬的，發展潛力仍然十分巨大。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承擔著代表中國、代表亞洲成爲第三個“全球金融中心”的使命。
“但是，上海全球金融中心建設不會一蹴而就。香港和新加坡的優勢在于與紐約、倫敦的金融體系聯結度更高，共同構成了以美元國際化爲核心的龐大國際金融體系。在上海建一個美元化離岸金融中心不符合國家戰略，決定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肯定不能走香港和新加坡的老路，而是要和人民幣國際化“齊頭並進”，在更好履行國家使命的基礎上穩步擴大金融開放水平，鞏固提升金融中心地位。”
從目前來看，亞洲金融中心“內戰”比“外戰”更加激烈，上海與香港、新加坡，以及與北京、深圳，研討進一步合作與競爭的策略尤爲必要。
在余淩曲看來，人民幣國際化是新興的國際金融業務，也是國際金融中心合作與競爭的藍海。國家把深圳前海片區劃爲“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並賦予“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和“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戰略定位，深港兩地金融規模指標加總在很多領域超過上海，甚至超過紐約、倫敦；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預計離岸人民幣業務在香港金融市場中的比重會持續提升。正如倫敦和紐約共同控制著全球主要國際美元交易，也具備更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上海與香港（也包括深圳）可以圍繞如何更好推進人民幣在“一帶一路”使用，全面加強市場、人才、機構等方面的合作，與其在“存量”金融資源上進行爭奪，不如共同做大做強人民幣國際化的“增量”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