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助管理國家人口及人才署的總理公署部長英蘭妮說，將與政府跨部門研究家庭在不同階段的需求，探討改進之處。除了生活費、住屋、托兒服務和孩子的全人教育，她認爲，對靈活工作安排的要求也須重視。
政府將檢討現有措施，探討如何從現金補助，以及托兒服務和靈活工作安排等方面加強支援，多管齊下支持新加坡人養兒育女。
自去年7月底協助管理國家人口及人才署的總理公署部長英蘭妮在接受《聯合早報》《海峽時報》和《亞洲新聞台》訪問時，總結她在“越戰越勇”系列對話會收集的反饋。她將與各政府部門全面研究家庭在不同階段的需求，探討改進之處，希望明年完成檢討。
政府今年4月至7月舉辦七場對話會，了解新加坡人對婚姻和育兒的看法。參與的300多人包括情侶、未生育的夫婦，以及育有孩子的夫妻等。
全球許多社會，包括新加坡都面對結婚與生育率放緩的現象，冠病疫情更無助于改變這個趨勢。我國去年的結婚率和生育率雙雙下跌。根據《2021年人口簡報》，至少一人是本地公民的新婚夫妻，從前年的2萬2165對，減至去年的1萬9340對，是10年來新低。去年有3萬1816名公民新生兒出生，少于前年的3萬2844名。總體生育率爲1.10，低于前年的1.14。
英蘭妮指出，感到欣慰的是，多數新加坡人認同家庭的重要，想結婚生子。疫情期間，人們也珍惜能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
根據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進行的2020年世界價值觀調查，約2000名受訪者當中有超過四分之三想育有至少一名孩子，近四成希望有兩名孩子。
從對話會的反饋來看，除了關注生活費、住屋、托兒服務和孩子的全人教育，以及人們對靈活工作安排的要求，在英蘭妮看來也須重視，特別在後冠病時代。
工作靈活安排親家庭企業 吸引人才有競爭優勢
也是財政部及國家發展部第二部長的英蘭妮認爲，有靈活工作安排和親家庭政策的企業，下來在留住與吸引人才時將有競爭優勢。不過，雇主有他們的考量，靈活工作的形式會因領域而異。
她說：“雇主希望員工到公司進行團隊協作，集思廣益，引導後輩，員工也想有回公司的自由。關鍵是，當需要請時假照顧孩子或父母時，員工應能靈活安排工作，而不必擔心引來非議。未來職場會不一樣，有前瞻性的企業，是那些能制定靈活的人力資源政策，與此同時又不影響生産力的，能做到的企業將有優勢。”
至于政府將如何推動雇主采納，她指出目前已設有工作與生活和諧行動聯盟，成效有待觀察，但企業本身得意識到這些所帶來的好處。
英蘭妮舉一家乳制品公司的親家庭策略爲例。人事部在職員生産前會與對方討論所需的援助，讓她決定複工的靈活工作形式。一些母親放完産假後未必能馬上投入職場，可能要求一周有兩天在家辦公。雇主與員工對話，討論最有利于雙方的安排，這樣的溝通值得鼓勵。
盼爲父者更積極參與育兒
英蘭妮也希望，爲父者更積極投入育兒過程。她透露，2013年申請陪産假的父親占25％，比率在2019年增至55％，“增幅雖可觀，還可以再提升”。政府從2017年起，把父親的有薪陪産假從一周增加到兩周。
但結婚生子終究是個人決定。英蘭妮強調，政府能做的是盡力打造有利的環境，不能單靠嬰兒花紅等獎勵。生活費只是其中的考量，政府已投入不少資源，去年就提供一筆3000元育嬰補貼，協助疫情下生子的夫妻。
“增加現金補助未必能取得成效，還須和靈活工作制、托兒服務、教育等措施配合。”
加強宣導生育健康意識 鼓勵人們早做體檢
遲婚現象愈見普遍，生育健康意識有待提高，英蘭妮希望加強這方面的宣導和支援，消除對生育問題的刻板負面印象。
英蘭妮指出，還未找到配偶，或想以事業爲先，人們基于各種原因延後生育計劃。“但年齡越大，受孕的風險也提高，因此應在上遊階段關注生育健康，通過宣導鼓勵人們盡早做體檢。面對生育問題的夫妻也反映，應有一個集中的平台讓人們獲取相關計劃與輔助的信息。不同計劃可能歸不同政府部門，他們往往難以查詢信息。”
探討允許健康女性凍卵
在輔助生殖技術的援助方面，政府已改進一些措施，例如取消人工受孕的45歲年齡上限。宮腔內人工授精（簡稱IUI）也首次獲得政府資助，女性須在40歲以前進行，在公共機構進行IUI，可獲高達75％的資助。
至于允許健康女性在本地凍卵的建議，社會及家庭發展部正在探討中。這也是人民行動黨婦女團和青年團向政府提呈的其中一項建議。目前，我國只允許有特定疾病的女性凍卵。
英蘭妮透露，一些單身女性也向她反映這個訴求，她們有意結婚生子，卻還沒找到伴侶，擔心成家後，受孕年齡已晚。
對于有生育問題的夫妻，她希望能協助減輕他們面對的異樣眼光。“有些夫妻反映，難請假接受療程，有的則不好意思提出，這方面也須改進。”
在家陪孩子成長 産後轉當自由業者
林慧珊認爲有必要花時間陪伴孩子成長，老大出生後就轉爲自由工作者。圖爲林慧珊與6歲的幼子余正安。（白豔琳攝）
林慧珊（42歲）育有三名介于6歲至13歲的兒子，老大出生後，她轉爲“自由身”，從事語言治療工作。
她認爲，在孩子的成長階段，家裏應有一名家長看顧並陪伴孩子。丈夫的支持很重要，三個孩子出生時，丈夫請了一個月的假陪她坐月，這也有賴于親家庭的工作環境。
這名曾參加“越戰越勇”系列對話會的母親也關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建議學校定期讓學生和輔導員面談，消除對輔導的負面印象。社區可以有更多爲家長而設的互助資源，特別是幫助有發展障礙孩子的家長。
孩子分別是6歲和3歲的哈佩星（38歲，國大企業機構協理處長）希望，社會對成功的定義更多元，少一些競爭壓力，讓孩子能自由發揮興趣。
他的妻子沈潔玲（35歲，社交媒體編輯）原本想過二人世界，擔心養育孩子的各種未知，但後來意識到，沒有人能百分百做好育兒准備。
嬰兒花紅對家長固然有一些幫助，但她覺得職場文化更重要。“雇主得明白女性想要兼顧工作，也要當個好母親。孩子越多，花在孩子的時間也更多。如果雇主能根據需要允許靈活的辦公時間，這也有幫助。”